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周裕琼，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兼职研究员。

丁海琼，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16级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代沟、数字反哺与老龄化社会媒体素养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6BXW048）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既往的数字反哺研究多立足于掌握主动权的年轻世代，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只有少部分研究同时考察了亲子两代的表现，极少研究把老年人（祖代）视作反哺的对象。我们认为，数字反哺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年轻世代与年长世代可以在积极和消极角色中灵活转换，在研究过程应予以平等对待。而且，不同于西方以亲子两代为核心的家庭结构，中国的家庭结构仍然强调“三代同堂”——日益频繁的社会流动虽然对实体意义的三代同堂造成冲击，但数字媒体的普及却使得在线意义的三代同堂得以实现——因此祖孙之间、亲子之间存在多种数字反哺的组合，而用丰富的数据来呈现数字反哺的多样性则是我们的学术使命。在中国人口急遽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数字反哺研究更不能忽视家庭中的祖代。综合国家统计局和CNNIC的调查数据，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49亿，占总人口的17.9%，但其中仅有0.55亿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22%）触网。在推动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征程中，数字反哺作为一种内生性、可持续的辅助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有鉴于此，我们以全国近千个祖孙三代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勾勒出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的现状，并进一步探究其影响因素。

二

文献综述

（一）从文化反哺到数字反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变迁。青年文化既是这种变迁的产物，同时又成为其推动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规定着变迁的方向（周晓虹，1988）。中国社会传统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角色第一次出现了模糊乃至颠倒：原本处于被教育者位置的青年一代由于接受了新型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成为了教育者，由社会化的客体转变到主体位置。这种由晚辈将文化知识传递给他们前辈的过程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反向社会化”（retroactive socialization或reverse socialization）（Bell，1968；Ekstrm，2007）概念不谋而合。与西方学者所观察到的“孩子在与消费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影响他们父母的过程”（Ward，1974）不同，中国发生的故事不仅限于消费主义文化，而是涵盖新器物、新观念、新思潮、新知识乃至新的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文化反哺”，是“只此一地”与“只此一次”的中国体验（周晓虹，2011）。

追本溯源，文化反哺这一概念受到了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70/1987，1969/1988）系列论著的影响。米德观察到，急遽的社会变迁带来了“深深的、人工的沟壑”（即，代沟），传统的“前喻文化”（即，长辈自上而下给晚辈灌输知识）传承模式面临破产，新型的“后喻文化”（即，晚辈反过来给长辈传输新的知识）传承模式应运而生。代沟与反哺可谓硬币的两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因此，对文化反哺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代沟的考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后者是前者的出发点和终极指向。周晓虹的系列研究（1988，2000，2011，2015，2017）正是在洞察中国社会代际鸿沟的基础上思考文化反哺的独特意义。在众多造成代际鸿沟的因素中，周晓虹反复强调了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其内涵与外延随着不同年代而不断变化）使用所造成的知识、观念、生活方式的连锁代沟，并总结道：“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本身也可以是划分不同代际的利器。”（周晓虹，2015：321）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代际鸿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数字代沟，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反哺，则主要是通过数字反哺来实现的（周裕琼，2015）。

（二）数字反哺的三个维度

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是互相依存与制约的一对概念，因此，它们的概念维度具有天然的对应关系。与此同时，这两个概念又有各自独立的理论源泉，前者来自传播学而后者来自社会学，因此，互相对应的维度下的概念内涵会有所区别。笔者（周裕琼，2018）借鉴传播学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提出数字代沟的三个维度：接入沟、使用沟和素养沟。与之相对应，数字反哺也应包含有三个维度。

过去三十年，与数字媒介有关的文化反哺几乎每隔十年延伸出一个新维度，从1990年代的“器物反哺”到2000年代的“技能反哺”再到2010年代的“观念反哺”，层层递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综合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的已有文献，我们提出数字反哺的三大维度（图1），即，数字接入反哺、数字技能反哺、数字素养反哺，分别对应数字代沟的三大维度。

（三）数字反哺的发生场域

数字反哺是代际之间的互动，既可以发生在宏观社会层面，也可以发生在中观群体层面，而最为常见的发生场域则是在微观家庭层面。

采用家庭传播视角来研究数字反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借鉴西方学者关于家庭传播研究的范式（Baxter，2014；Braithwaite，Suter & Floyd，2017），透过数字反哺来洞察家庭成员的意义建构，即，数字反哺不仅是目的，更是家庭得以正常运转的手段；其次，家庭传播是一种关系意义上而非空间意义上的传播活动（杨席珍，2015），它发生在家庭成员间，但不一定发生在家中，因此，对数字反哺的测量应以关系（即祖孙之间、亲子之间）为主导，兼顾地理空间的距离（即，面对面实体交流VS电话及网络等虚拟交流）；最后，和中国社会一样，中国家庭也处在转型期，一方面重血亲、讲孝道的传统“家文化”仍然维护着长辈们的天然权威（费孝通，2008；周晓虹，2015），另一方面家庭的流动化与核心化导致代际倾斜与重心下移（风笑天，1994；刘桂莉，2005；阎云翔，2017）。因此，对数字反哺的考察必须考虑到这两种趋势之间的角力，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与讲述“中国故事”。

（四）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将数字反哺视作“自下而上的技术传递”（bottom-up technology transmission）（Correa，2014），因此在研究中往往侧重年轻世代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

最近十年，中国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数字反哺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城乡家庭中，其决定因素不仅限于个人，还受到家庭方方面面的影响。就个人因素而言，包括：（1）常见的人口特征：亲子单方或双方的性别（路双嘉，鲍林林，林培英，2012）、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周裕琼，2014）、职业、居住地（朱秀凌，2018）；（2）影响亲代新媒体采纳与使用的主观感知：对新媒体特征、流行程度和需求的感知等（Zhu & He，2002；周裕琼，2018）；（3）亲子两代的心理期望：子代的反哺意愿以及亲代的接受意愿（江宇，2008：2）、亲代的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与创新精神等（朱秀凌，2018）。就家庭因素而言，研究者强调成员居住距离（比如共同居住能创造更便利的反哺条件）（黄志坤，李长灿，潘佩君，2016）、家庭沟通方式（江宇，罗爱萍，2010）、家庭交流水平（路双嘉，鲍林林，林培英，2012）、父母教养方式（朱秀凌，2018）、家庭亲子关系（黄志坤，李长灿，潘佩君，2016）对数字反哺的影响。总体来说，家庭越和谐，反哺越深入，而另一些研究也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互为因果，即反哺越深入、家庭越和谐（符欣蕾，2015；周裕琼，2014；朱丽丽，李灵琳，2017；万丽慧，刘杰，文璇，2018）。

三

研究框架

现有数字反哺研究对家庭因素的探索还比较零散，我们借用美国学者（Bengtson & Roberts，1991）探究代际关系时提出的维度——联系的维度（互动的频率）、结构的维度（住宅的地理距离）、功能的维度（资源和支持的交换）、感情的维度（情感和感受）、一致的维度（观点的统一）和规范的维度（共同的家庭规范）——并参考中国学者将之本土化的研究范式（林如萍，2011；马春华，2016），提出以下几个影响数字反哺的概念：互动程度（包括家庭成员的居住距离、日常交流方式、频率及时长、共同活动频率等）、亲密程度（即，代际之间在心理上的亲密感）、代际支持（即，代际之间在经济或劳务方面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图2），它既是对现有文献的整合，又引入了两个新的研究视角。首先，我们的研究同时调查年轻世代和年长世代，并且以前者为辅，后者为主，重点考察“接受到的反哺”（即，年长世代真实接受到的来自年轻世代的反哺）。其次，我们将研究对象分成祖代（约等于老年人）和亲代（约等于中年人），分别考察并对比祖代接受亲代和子代（约等于青年人）以及亲代接受子代反哺的情况。

四

研究方法

（一）抽样

我们的调查以中国家庭中的老年人（祖代）为样本源，由其辐射到中年人（亲代）和青年/青少年（子代）。抽样分三阶段（城市—家庭—三代人）进行。首先，我们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分布设定了城市的配额：（1）一线城市4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2）省会城市8个，福州、石家庄、哈尔滨、武汉、太原、西安、成都、重庆；（3）普通城市42个，其中14个来自东部省份，21个来自中部省份，7个来自西部省份。其次，确定每个城市的家庭配额：一线城市40户，其他城市20户，总计1160户。在最后阶段，我们根据国内针对老年人的两项普查——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数据确定了老年人性别和年龄的配额。65名经过培训的研究生作为调查员在2018年春节期间被派往各个城市（大部分是他们的家乡），按照配额表寻找55岁以上老人，进入其家庭，并尽可能地访问所有家庭成员。2018年4月至6月期间我们又针对样本量不足的地区进行了补充调查。最终收回954个家庭（入户成功率为85.5%）共计3291份有效问卷，其中，祖代1475份，亲代611份，子代1205份。祖孙三代分别填写不同版本的问卷（有些问题的表述方式因家庭角色不同而有差异）。其中，祖代和部分不会上网的亲代由调查员持纸质版问卷逐一询问并代为填写，其他亲代和子代则在调查员的辅助下完成在线问卷。

（二）样本特征

表1概括了954个家庭三代样本在城市等级、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等关键人口统计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三）自变量测量

1.主观感知

个体对新媒体特征、流行程度和需求的感知会显著影响其新媒体的采纳与使用（Zhu & He，2002）。从理论上来说，上述主观感知也会影响到年长世代接受数字反哺的意愿，因为数字反哺的主要目的就是辅助他们采纳与使用新媒体。以微信为例，我们借用已有的量表（周裕琼，2018）测量了主观感知的三个维度——对微信特征的感知（Cronbach's α=.984）、对微信流行程度的感知（Cronbach's α=.969）、对微信需求感知（Cronbach's α=.982）。祖代、亲代、子代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2（五级量表）。

2.心理期望

年长世代对数字反哺有什么样的心理期望？考虑到反哺双向互动的属性，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测量：其一是他们面对新事物时的自我效能感，其二是他们向晚辈请教时的心理障碍。基于前期研究（周裕琼，2018）及深访，我们设计了“我老了，没精力去折腾这些新事物”“对我来说，身体最重要，别的都不想搞”“这些新事物，我想学也学不会”“这些新事物，我学会了也没啥用”“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好，不需要新事物”“新事物打乱了我的生活方式”“反正孩子们会帮我弄好，我不会也没关系”等7个问题的量表，重新赋值后，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强（Cronbach's α=.920）。我们询问受访者向晚辈请教时，是否会“担心他们会笑话我这也不懂那也不懂”“担心他们对我不够尊重”“担心他们太忙，没有时间教我”“担心给他们添了额外的麻烦”“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找他们帮忙”，得分越高表示心理障碍越多（Cronbach's α=.809）。祖代、亲代在上述两个维度上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3（五级量表）。

3.家庭互动程度

我们从家庭成员居住距离、交流方式、频率及时长、共同活动频率来测量家庭互动程度。其中，居住距离从最近的同住到同区/县、同城、同省、国内再到异国六个等级。交流方式有面对面、电话、手机短信、微信消息、视频通话等五种方式，其频率从几乎没有到几乎每天五个等级。我们将后四种合计取平均为“介质性交流”（mediated communication）。交流时长是以30分钟为等距的五级变量。共同活动包括一起吃饭、看电视、散步锻炼、外出购物，合计其频次。祖代、亲代、子代在上述四个维度上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4。

4.家庭亲密程度

基于已有文献（马春华，2016；周裕琼，2018）以及我们前期的深访，我们设计了包含“子女愿意倾听我讲自己的心事和困难”“与子女长时间不见面我会感觉难受”“子女会听从我的建议”“让子女做事我很放心”“我和子女的关系亲密”等5个问题（问题表述方式因受访者的家庭角色略有不同）的态度量表（Cronbach's α=.731）测量三代人各自对家庭亲密程度的感知。祖代、亲代、子代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5（五级量表）。

5.代际支持

借用社会学者研究代际支持时常用的量表（林如萍，2011），我们请三代人评估自己对父母或子女的支持方式，包括：经济+劳务支持（即，给生活费并做家务）、仅经济支持、仅劳务支持、无支持。祖代、亲代、子代各自评估的代际支持方式如表6。

五

研究发现

（一）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

1.给出去的反哺VS接受到的反哺

作为中国家庭中越来越常见的活动，数字反哺是家庭成员在传播与互动过程中的意义建构。主动方（年轻世代）通过“给出去的反哺”超越原有的角色限制，而被动方（年长世代）则通过“接受到的反哺”重申自己在家庭中固有的地位与尊严。他们对反哺的各自表述是否能达成共识？我们将家庭成员配对，比较年长世代对“在日常生活中，您的晚辈是否会教您使用以下媒体？”以及年轻世代对“在日常生活中，您是否会教长辈使用以下媒体？”的答案，得到发现如表7。其中，前两行（有有、无无）意味着年长世代和年轻世代对是否有反哺达成共识，在各项媒体上，不同世代达成共识的比例都在六七成左右。共识程度最高的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都是数字媒体），前者是两代人都认为存在反哺，后者则是两代人都认为不存在反哺。而共识程度最低的则是电视和非智能手机（都是传统媒体），前者是长辈认为没有但晚辈认为有反哺，后者长辈认为有但晚辈认为没有反哺。

如果将不同世代就媒体反哺达成共识（有有&无无）与互相矛盾（有无&无有）的比例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比约为2：1。就大趋势而言，前者远高于后者，数字反哺已经成为家庭不同世代共同参与、共同建构的传播活动。就小趋势而言，仍有三分之一的配对未能就媒体反哺达成共识，也就是说，“给出去的反哺”与“接受到的反哺”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两者不能完全等同。有鉴于此，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秉承传播学一直以来重视受众和效果的传统，站在反哺接受者（年长世代）的角度来考察反哺的实际情况。

2.数字接入反哺现状及两代人对比

我们从硬件（媒体设备）和软件（媒体应用）两方面来考察年长世代所接受到的数字接入反哺，并对祖代和亲代进行对比。如表8所示，在传统媒体的采纳上祖代等于（报纸）或高于（收音机等、电视、非智能手机）亲代，在数字媒体（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采纳上亲代高于祖代。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所有媒体类型，祖代的反哺接受率都显著高于亲代。

已有研究证实年长世代学习新媒体遇到困难时，求助家庭成员是最方便、最迅速的解决方式，家庭成员的支持是年长世代持续上网的关键因素（黄志坤等，2016；Zhou，Yasuda & Yokoi，2007）。微信采纳并非一蹴而就，年长世代仍然有可能遭遇各种新的问题，所以还需要晚辈持续性的反哺（82.1%）。这种持续性反哺还将从微信延伸到其他新媒介形式，如短视频（郑超月，徐晓婕，2019）等，对中国家庭传播的外延和内涵产生深远影响。

3.数字技能反哺现状及两代人对比

我们罗列出18个常用的微信功能，测量受访者的数字技能。在使用微信的1336位年长世代中，平均掌握13.15个微信功能，由晚辈反哺的微信功能数为5.56个。其中祖代平均掌握11.64个功能，由晚辈反哺的微信功能数为5.96个；亲代平均掌握15.14个功能，由晚辈反哺的微信功能数为5.04个。如表10所示，亲代对数字技能的掌握率都高于祖代。再来看两代人接受晚辈数字技能反哺的比例，每一项技能，祖代都高于亲代。

将祖代身上的差异投射到二维象限图上（图3），左上角（反哺>自学）与右下角的各项功能（自学>反哺）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多属于通讯及金钱相关的工具性功能，而后者则是与信息偏好和媒介素养有关的内容性功能。中国社科院等2018年发布的《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六成以上的中老年没有在微信或支付宝中绑定银行卡，而是由子女为他们存入零钱。显然，晚辈对长辈的反哺初衷是把微信当做便利生活的工具，并对长辈们可能遭遇的金钱诈骗严防死守、防患于未然。遗憾的是，晚辈完成了“领路人”的任务之后就悄然退场，此后该如何明智使用微信内容则主要依靠老人自己琢磨。这种“不彻底”的反哺使得长辈进入鱼龙混杂的微信世界后行为失范，甚至成为受谣传谣的主力军。可见，数字技能反哺必须辅助以素养反哺，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4.数字素养反哺现状及两代人对比

我们从两方面测量数字素养反哺，首先是年长世代对流行语的掌握及反哺情况。如表11所示，在我们罗列的11个词汇中，祖代有33.4%的人掌握1个及以上，3.1%的人全部掌握；亲代有79.2%的人掌握1个及以上，14.7%的人全部掌握。亲代掌握的流行词汇数（M=4.80）比祖代（M=1.37）多，两者差距具有统计显著性（t=22.90，df=2084，p<.001）。再来对比两代人的反哺接受率，几乎所有词汇祖代由晚辈反哺的比例都高于亲代。

其次，我们询问年长世代在安全上网方面接受晚辈反哺的情况。如表12所示，无论是祖代还是亲代都能积极接受晚辈的反哺，在我们所列举的六个方面，反哺比例全部超过七成，而且祖代和亲代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在数字反哺的三大维度下的诸多指标中，只有这一个指标祖代和亲代没有显著差异。虽然同属于数字素养反哺的范畴，表11所列举的流行语的反哺接受率（大多徘徊于20%上下）就远远低于安全上网反哺接受率。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前者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后者对于年长世代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雪中送炭。强烈的需求引发了深入甚至“过度”的反哺，并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年长世代对新媒体的“畏惧”（中国社科院等，2018）与“回避”（公文，2018），晚辈甚至可能成为阻碍长辈客观认识并充分利用互联网的阻碍因素（黄志坤，李长灿，王明凤，2014）。对农村家庭的研究发现，为了避免父母在网上受骗，子女多进行“代理式反哺”，帮他们上网订票、挂号或查询健康资讯（洪杰文，李欣，2019），跳过费时费力的“授人以渔”环节，直接“授人以鱼”。

（二）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影响因素

在进行综合回归之前，我们已经分别检验了单一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因篇幅原因从略），大部分都有显著影响。在数字接入反哺维度，我们以微信接入反哺为因变量进行二元逻辑回归；在数字技能反哺维度，我们以微信功能反哺为因变量进行一般线性回归；在数字素养反哺维度，我们以安全上网反哺为因变量进行一般线性回归。在数字反哺的每个维度下，我们报告了两次回归，分别考察与比较祖代和亲代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

综合来看，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数字反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Pseudo R^2/R^2在.126-.214之间）。逐一考察数字反哺的不同维度，我们发现：（1）数字接入反哺主要和人口特征、主观感知、家庭互动程度、家庭亲密程度有关，而且祖代和亲代数字接入反哺的决定因素大体相同。具体而言，无论是祖代还是亲代，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对微信特征感知越负面、与家人介质性交流越频繁、和家人亲密程度越高的女性，越有可能接受晚辈的数字接入反哺。此外，与家人共同活动越多的祖代，越有可能接受晚辈的数字接入反哺。（2）数字技能反哺的决定因素与数字接入反哺大体相同，祖代和亲代的决定因素略有不同。具体而言，无论是祖代还是亲代，对微信特征感知越负面、与家人介质性交流越频繁、和家人亲密程度越高的女性，越有可能接受晚辈的数字技能反哺。但是对于祖代，对微信流行程度感知越负面、对微信需求感知越强烈、与家人交流时间越长也越有可能接受晚辈的数字技能反哺。而对于亲代，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自我效能感越低的越有可能接受晚辈的数字技能反哺。（3）数字素养反哺的决定因素与前两个反哺维度有较大区别，祖代和亲代的决定因素也差异显著。对于祖代，身处越发达的城市、对微信需求感知越强烈、心理障碍越多、与家人介质性交流越频繁、交流时间越长、共同活动越多、和家人亲密程度越高、和家人之间有经济和劳务支持的越有可能接受数字素养反哺；而对于亲代，身处越发达的城市、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自我效能感越低、与家人介质性交流越频繁、交流时间越长、和家人亲密程度越高的女性越有可能接受数字素养反哺。

总结上述信息，我们可以绘制出数字反哺接受者的典型画像：在个人层面，她们属于弱势群体（年龄大、教育程度低、女性、自我效能感低、心理障碍多），对新媒体的看法自相矛盾（虽然认为新媒体不好，但需求还是很强烈）；在家庭层面，她们和家人互动频繁、深入且关系亲密，处于家庭结构的核心。这似乎就是中国家庭中那些在数字化起跑线上“落伍”的母亲/祖母们，正努力地通过与家人的亲密沟通而接受到更多的数字反哺，从而跟上家庭数字融入的步伐而不至于继续被边缘化。综合对比祖代和亲代的反哺影响因素，家庭因素对于祖代的影响比亲代大，而个人因素对于亲代的影响比祖代大。公文（2018）对老年人健康信息传播活动的研究显示，代际关系可以作为一种补偿机制，帮助老年人利用新媒体积极地面对健康问题。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先天弱势的群体需要借助家庭因素的补偿才能获得数字反哺。

事实上，那些表现不佳的变量或许更值得探究。比如，居住距离、面对面交流频率这两个变量在所有回归中表现均不显著，但与之相对的介质性交流频率则在所有回归中都表现显著。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媒介对时空以及家庭传播方式的重新定义。因社会流动所造成的时空阻隔被数字媒体带来的在线沟通便利所化解，家庭的内核不再是实体的同在，而是虚拟的共存。让我们意外的还有代际支持这个变量，它仅在一个回归中表现显著，而与之相对的亲密程度则在所有回归中都表现显著。虽然两个变量都旨在测量家庭代际关系，但前者讲理（核算各自对家庭的经济和劳务付出），后者讲情（评估自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程度）。显然，中国家庭讲情多于讲理，亲密程度对于数字反哺的影响力远远高于代际支持。

六

结论与讨论

无论是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大背景出发，还是从文化更替与传承的历史大命题出发，数字反哺都是殊途同归的落脚点。我们研究它，不仅因为它的学术价值，更因为它是实现全民数字融入的合理又合情的解决方案。其合理性在于，经历了无数次或缓慢或剧烈的社会变迁，文化反哺已经沉淀为人类的文化基因（米德，1970/1987；周晓虹，2015），在相应情境的激发下，将自然而然地引导年轻世代对年长世代进行反向的教育，而数字反哺就是当前社会转型所必然激发的新型代际传播。其合情性在于，我们的研究凸显了介质性交流以及亲密关系在数字反哺中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家庭成员借助数字媒体所展开的包括反哺在内的跨时空互动，正在促成新型的亲密关系（情），使之取代传统的孝道价值观（理），成为当代中国家庭的核心纽带，这与社会学家新近观察到的中国家庭变迁不谋而合（崔烨，靳小怡，2015；阎云翔，2017）。

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试图借助数字反哺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日常实践，管窥社会转型和媒介升级压力下人们作为个体、作为家庭成员的应对方式与行动逻辑。显然，量化数据（无论样本量有多大）存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而且我们的调查仅限于城市家庭而未能深入到传统价值观更为根深蒂固的乡村。未来还需采集深描的质化数据，并在城乡家庭之间进行比较，才能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此外，本文仅讲述了数字反哺的“what”（现状）与“why”（影响因素），却没有进一步追问反哺之后的故事。数字反哺将在多大程度上对年轻世代赋权、对年长世代赋能、最终重塑家庭的权力结构，这或许是最令人兴奋的研究问题，我们期待后续研究能够给予详细解答。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彤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