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无知。越是渊博,就越觉得世界广大、知识无边,所以内心就越是谦卑和谨慎。所以,《易经》的谦卦就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

从秦始皇派遣徐福带领船队和童男童女去海上寻求不老仙方开始,中国人其实就已经开启了放眼看世界的步伐。可惜,徐福只是东渡,且自此以后杳无音讯;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中国人对西面世界的视野由此扩大了许多倍;明成祖、明宣宗时代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算是揭开了东南沿海诸国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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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向外迈步的步伐在当时的中国的确是一番番壮举,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容小觑,但直至十五世纪中叶,中国人仍然没有实现过一次从全球视野看世界的航行或者旅程。绘制于明洪武年间的《大明混一图》,算是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但这张地图仅仅局限于对周边国家毗邻情况的标注,对更远的国家只是模糊的猜测,乃至地球的“球形”概念更是毫无关联。

1522年9月,葡萄牙人麦哲伦的环球旅行船队环游地球一圈之后,回到出发点欧洲,人类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的放眼看世界。这次航行成功之后,那些具有实际观测依据的“世界地图”逐渐出现。

尽管中国人在亲自放眼看世界这件事上丧失了先机,但有人曾经给了间接的机会。明朝万历年间,约公元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北京,请求觐见皇帝。在给万历皇帝的贡品里,除过西琴、自鸣钟等“奇技淫巧”的玩意外,还附带一本《万国图册》——也就是世界地图。可惜在这幅世界地图里,大明帝国显得体量太小,万历皇帝心中不悦,利玛窦也因此丧失了觐见万历皇帝的机会。但“皇恩浩荡”,这个不远万里前来传教的外国人被获准留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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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为了讨万历皇帝的欢心,利玛窦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利玛窦非常熟悉中国文化,也深谙当时的中国官僚乃至帝王“天朝大国”、“天下居中”的心态,在送给万历皇帝的《万国图册》里,他还特意将大明帝国“调整”到了地图的中心位置。但毕竟在一幅世界地图里,明帝国的疆域还不至于绝对而霸气。

万历皇帝不接见利玛窦,一方面是地图里的大明帝国格局没有符合皇帝由来已久的自信和高傲,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华夏之外皆蛮夷”的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从来没有正眼看过那些肤色、头发、语言文字与自己不同的人。利玛窦曾经伤感地说:“他们(中国人)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是没有理性的动物”。

长期的大内陆国的地理环境,让中国人对自己的疆域、人种、文化、科技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的自信。世界究竟有多大?中国人知晓非常晚。直至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末清初,顺治皇帝选用了一大批当时“最有学问”的人编修《明史》,在《外国列传》里依然用“佛郎机(西班牙)在爪哇附近”“和兰(荷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的语言描述欧洲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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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比利时人南怀仁神父为康熙皇帝绘制了《坤舆全图》,但并没有因此给此后的清朝皇帝真正建立起“世界”的概念,没有培养出“放眼看世界”的视角和思维。郑成功与荷兰殖民者殊死搏斗,鸦片战争惨败、损失惨重,等等与“洋人”屡屡打交道的经历,也没有警醒清朝皇帝们的莫名自信。道光皇帝弄不清楚英吉利国在什么地方,当听到别人的介绍里含有“七万里外”等字眼时,竟然质疑“世界真有这么大?”“世界上真有这么多国家?”直斥“捏造”。

放眼看世界,建立对世界格局和自身水平的客观认识,中国有过很多机会,但均被错失。这种因为封闭和落后产生的莫名自信,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却变成了“不识相”。公元1847年,荷兰国派遣特使给日本送去了一批科技书和一张世界地图,其目的就是希望以此给日本传递一个信号:世界很大,不要孤芳自赏。

第一次“放眼看世界”的日本人经过一番思量,感受到了荷兰国王的苦心,认识到世界很大,若不自强便会落后,落后就要遭受欺凌。而日本人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仅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还由此建立起了“落后就不能欺凌别人”的信念。可以说一张世界地图开启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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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中国,却依然沉浸在“天朝物产丰饶,无可不有,原不籍外夷以通有无”的自信中,放弃了许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机会,放弃了很多变法图强、奋起直追的革新机会。

谦受益,满招损。那些从来不被中国人瞧得起的“奇技淫巧”,终于变成了轰破国门的坚船利炮,那些“黎轩眩人”“红毛鬼”、“赤发怪”“碧眼蛮”一次次逼迫晚清皇帝在那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盲目自信、莫名高傲产生的种种恶果,变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次梦魇。

回首再看那些被错过的“放眼看世界”的机会,不得不让人想起冰心的那首小诗里的话语:“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世界地图”难绘制,但更难的是改变人心里的盲目和痴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