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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书店里淘到一本中国教育改进联合会1923年发布的《中学课程修订》，封面盖有“葛维汉图书室 University-Museum-Chengdu GRAHAM LIBRARY”印章和“华西大学护校委员会1951清点讫”印。查阅资料，回到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先生首次考察发掘三星堆的年代。

大卫·克罗克特·格雷厄姆（David Crockett Graham），中文名葛维汉，1884生于美国阿肯色州，4岁时母亲病逝，在姐姐的照顾下长大，1911年毕业于纽约罗彻斯特神学院，同年，携新婚妻子阿丽西亚·莫雷（Alicia Morey Graham）来到上海，经过一年的语言学习后，1912年，夫妇俩携刚出生的大女儿，溯长江来到四川宜宾。

从1912年到1932年，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葛维汉教授都待在宜宾，他走遍了川南的山山水水，对川南的地理、动植物、民俗、宗教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在此期间，他多次回美国学习，192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成为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协会成员，1931年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考古学，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和语言学，并获得芝加哥大学科学博文学位。

从1919年开始，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美国最大的博物馆群）支持葛维汉的考察并委托其收集中国西南动植物标本和民俗物品，从他1919年至1939年的日记来看，期间葛维汉作长途考察14次，短途考察无数。他的足迹遍及包括峨嵋山、瓦山、泸定、珙县、乐山、重庆、涪陵、夹江、雅安、汶川和松潘等在内的四川，以及云南和西藏东部地区。在战争年代，他的西部考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和危险。

1932年9月30日，葛维汉来到成都，担任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成立的私立教会大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教授，不久后担任“考古、艺术和民族学博物馆”馆长。

在葛维汉达到成都之前的1929年春耕时，成都北面40多公里外的广汉南兴镇，燕道诚和燕保青父子两人，为了灌溉他们家位于三星堆月亮湾高台上的田地，挖深水车下方水坑时，发现了400余件精美玉器。这批玉器之后逐渐散失并流入古玩市场，在当地传教的英国人董笃宜购得几件后，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希望博物馆对流失的玉器进行收集和研究。

1934年春，取得四川省政府的考古发掘执照后，在广汉县政府和驻军的支持下，葛维汉带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考古队对三星堆月亮湾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考察和发掘，此次发掘获得约400件陶、石、玉器，经广汉县长清点后，全部移交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葛维汉将此次考察经过写成《汉州发掘简报》，发表在当年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这次发掘开启了揭开了华夏文明真正源头、夏代都城真正所在地的考古序幕。
1940年7月24日，日军轰炸成都，葛维汉在成都南打金街111号的住宅被炸毁，家人受伤。但是在整个中国抗战期间，葛维汉都待在四川，除教学和博物馆工作外，他还曾参与驼峰航线失事飞机美国飞行员的找寻营救工作。
1941年，为积极开展对美外交，争取美国大力援助以对抗日寇，中国政府决定赠送一只大熊猫给美国。捕获大熊猫的任务，落在了葛维汉教授头上，他组织考察队捕捉到了一只熊猫，另外还从当地人手中购得一只。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两周后，两只中国大熊猫来到了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引起轰动。在之后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并肩作战，结成了兄弟般的友谊。
在葛维汉主持博物馆期间，博物馆飞速发展，收集、陈列和研究均与欧美博物馆和国际学会接轨。1944年，为纪念葛维汉馆长长期以来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和博物馆的无私奉献，学校将设立在博物馆的下属机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图书室，更名为“葛维汉图书室”。
1948年，在四川生活工作38年之后，葛维汉教授退休回国。回到美国后，他整理在中国多年实地考察收集的资料，将在苗寨收集苗族歌谣和传说故事700多个译成英文，1954年出版《川苗的歌曲和故事》；1958年出版《羌族的习俗和宗教》，1961年去世，两个月后，《中国西南的民间宗教》出版，内中包含他对汉、苗、彝、羌和藏族的宗教考察记录。在他的著作里，他更多的是从人类学者而不是传教士的角度，来学习和记录他所遇到的西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
正如4500年前，大禹治水成功之后，成都平原从此摆脱大洪水，成为富饶之地，华夏的都城也从高山上迁到了成都平原，第一个封建王朝夏从此开启，夏代的都城散布在整个平原之上，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华夏文明生根发芽并不断扩张，直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全境。4500年之后，华西协和大学和博物馆，让人类智慧的光芒再次照亮这片古老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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