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哥舒翰投降安禄山，潼关失守之后，位于长安城的大唐中央政府开始进退失据了。
对于此时的唐玄宗而言，他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选择。
上策是坚守长安城，中策是北上逃亡至西北军区，下策是南下逃亡至蜀中。
PS：如果觉得“逃亡”这个词不太好听，我们也可以用“转进”来代替，但其实是一个意思。
上中下三策哪种选择更好呢？还是要看局势。就像某位大人物说的那样：“首先要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如果唐玄宗的敌人只有一个安禄山，上策坚守长安城自然是最优选择。
问题是，唐玄宗内心深处一直有个阴影：从安禄山起兵到席卷河北，再到封常清和高仙芝不战而逃，最后到哥舒翰屈膝投降，大唐就算现在胜利了，恐怕也胜得有些丢人。
到了那个时候，如果大家在战后追究相关责任，最终会追到谁的头上呢？
其他人姑且不论，杨国忠肯定是难辞其咎的。
安禄山起兵以“诛杀杨国忠清君侧”为名，封常清和高仙芝说朝里有奸臣，哥舒翰的手下更是磨刀霍霍，随时准备绑架杨国忠。
就好像汉景帝诛杀晁错一样，必要的时候，杨国忠得站出来为唐玄宗背上这个黑锅。
可问题是：责任既然已经追到了杨国忠头上，那自然也会随时追到唐玄宗头上。
千万别说什么唐玄宗编个故事，表示自己被蒙蔽就能脱身，这帮身在局中的人可都是千年老妖，聊斋鬼故事根本唬不住他们。
如果反攻倒算，那么我们得从李林甫说起，然后再说到杨贵妃，继而说到杨国忠，最后说到这帮子奸臣妖后瞎折腾，以至于天下大乱，我们该找谁问责？
这话问的，岂不是直接朝唐玄宗脸上扔臭鸡蛋？到了那个时候，唐玄宗想善终恐怕都是奢望了。
对于这种结局，不仅是唐玄宗本人无法接受，围绕在唐玄宗身边的人更是无法接受。
如果唐玄宗以这种不光彩的方式出局，围绕在唐玄宗身边的人不要说平稳着陆，就是想继续活着也难。因为在拔出萝卜的时候，周围那一圈泥肯定也会被带出来。
既然上策不能选，那么中策自然也不能选，因为无论是封常清、高仙芝还是哥舒翰，都和西北军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真到了西北军区，谁知道会不会被“挟天子以令诸侯”呢？谁知道会不会向两晋南北朝那些昏庸小皇帝一样，编排几个罪名之后杀了呢？
在这种背景下，唐玄宗只能选择下策，离开危机四伏的西北地区，逃亡至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继续遥控全国。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唐玄宗逃到西南之后，如果西南的军政要员试图控制唐玄宗，他岂不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吗？”
乐观地估计，这种情况并不会出现。因为相较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一直相对较为安稳，并没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更没有什么军阀化的倾向。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西南地区哪位军政要员试图效仿曹操，那么他肯定是不想混了，会有许多人想要踩着他的人头上位。
退一万步说，就算西南地区真出现这种狠人，并且阴差阳错地成功了，那也没辙，只能说大唐运气不好。
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却也有偶然性。世间没有完全的策略，从理论上讲无比正确的做法，也有可能因为小概率事件而崩盘，唐玄宗如果纠结于这种小概率事件，那么他就只能待在长安城听天由命。
因为对于当时的唐玄宗而言，除了这上中下三策之外，还有提前退位一条路可走。
既然不愿提前退位，那么也只能从上中下三策里选出最合适的一条路。
不管唐玄宗是出于什么目的而逃亡至西南，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他绝不是因为害怕安史叛军而逃亡。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就分析过，安史叛军并没有强攻长安城的实力，他们连一个由县令镇守的扶风都打不下来，两次惨败。
在这种背景下，要说唐玄宗害怕安史叛军，显然是有些小瞧了这位枭雄。
很多人过分夸大了唐玄宗弃守长安城的影响，认为这标志着大唐帝国的衰落，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待商榷的。
我们通常在说起“XX的发生是这个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是从后世的角度来总结，却并不代表这是命中注定的。
唐王朝之所以开始走下坡路，固然与唐玄宗脱不了干系，但要说之后完全没机会复兴，那也是不客观的。
在整个中晚唐的历史中，大唐皇帝一共五次放弃长安城出逃，又五次成功杀回长安城。
这其中包括唐玄宗面对安史叛军，迅速逃离长安城；唐代宗面对土藩军队，迅速逃离长安城；唐德宗面对西北叛军，迅速逃离长安城；唐禧宗面对黄巢之乱，迅速逃离长安城；唐昭宗面对叛军，再次逃出长安城。
如果简单粗暴地看待这一问题，那么大唐皇帝无疑是一个比一个笨。可问题是：这帮笨皇帝彼此接力，居然能为大唐续命一百五十年。
笨皇帝尚且能做到如此地步，那聪明皇帝得多厉害啊？翻翻中国历史，超过一百五十年的朝代有多少？
唐玄宗之所以放弃长安城，固然是因为时局所迫，其实也有他自信的一面。
只要能给唐玄宗一个机会，让他稳住神，那么无论是压服西北军区还是收拾安史叛军，唐玄宗都是有把握的。
后来的唐肃宗也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整合内部，安抚回纥与吐蕃，然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从西向东打到了洛阳。
听说安史叛军很厉害？对不起，真没发现有多厉害。大唐之所以迟迟无法平叛，并不是因为安史叛军神勇无敌，而是因为大唐中央政府的内部矛盾太深。
当唐玄宗决定逃亡蜀地之后，西北军区同样面临着上中下三策的选择。
上策是紧跟大唐中央政府，无论是唐玄宗当家还是唐肃宗当家。
西北军区只有决定紧跟大唐中央政府，那么大唐中央政府控制的西南军区和江南地区，才会源源不断地给西北军区输血，西北军才可以作为天下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存在。
如果背离了大唐帝国，后勤危机就能把西北军区给弄崩盘。
中策是自立门户，不依靠任何一方。
这种选择的上限比上策高一些，但西北相对于西南和江南地区而言相对贫瘠，根本无力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
除此之外，西北军区选择自立门户之后，还要独力面对回纥与吐蕃这两大强敌，更要防范安史叛军和大唐围剿他们的军队。
最后，此时的西北军区并没有一个完全可以服众的领袖，自立门户之后谁当老大？稍微不留神，这或许又是一次血流成河的内讧。
下策是抛弃大唐中央政府，选择与安史叛军合作。
这种选择虽然有可能解决西北军区的供养问题，可除此之外，他们投靠安史叛军似乎也捞不到别的好处。
就算他们与安史叛军携手平定天下，在将来的利益分配中，他们所获得的的收益真能比安史叛军更大吗？显然不可能。
既然都是当臣子和手下，西北军区有什么理由不选择大唐中央政府，而选择安史叛军呢？
千万不要说大唐中央政府猜忌他们，以西北军区的体量而言，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领袖都不会对他们放心的。
唐肃宗在当太子的时候，看似与西北军区打得一片火热，可当他登基称帝之后，立刻任用大太监鱼朝恩制衡西北军区，把军政要员们整得苦不堪言。
基于上述三种策略来分析，西北军区似乎没怎么犹豫，就直接选择了上策。
当太子李亨北上灵武之后，他们选择了臣服，并帮助李亨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
分析完唐玄宗放弃长安城的始末缘由之后，许多人也许会说：“如果唐玄宗有政治头脑，就应该直接传位给太子李亨，岂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说法当然没错，可把大象装进冰箱也只需要三步，分别是“打开冰箱门”、“把大象塞进去”、“关上冰箱门”。
说起来简单吗？当然简单；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
在利益面前，从来都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李建成和李世民可是标准的一奶同胞亲兄弟，但围绕权力之争时，他们恨不得直接整死对方，谁想过后退一步呢？
就算是当事人想退，他们背后的集团能愿意吗？
比如说，当李世民决定向李建成投降的时候，类似于尉迟恭这样的人难免会哭天抢地：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居然跟了你这么一个窝囊废，这回死得真冤枉啊！
司马懿收拾曹爽的时候，曹爽就是这样一副怂包样子，有多少人认为曹爽像个大人物呢？
如果李世民也是这副德性，那么他的形象能比曹爽强到哪去？
事实上，世人所推崇的所谓“大英雄”，全都是那种不惜流血千里、伏尸百万也要成佛作祖的人，他们的结局如果不是被杀，就是杀光所有敌人。
退让？不存在的。
也许有人会说，唐玄宗和当初的李世民不能比，李世民还是个棒小伙，而唐玄宗已经是风烛残年了。
难道风烛残年的人就没有权力欲了吗？
在唐玄宗之前有汉武帝刘彻和梁武帝萧衍，在唐玄宗之后有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这只是我随手写的几个例子，如果详细翻翻史书，光这点内容就够我单独写一篇文章了。
普通人之间的争斗相对比较简单，是因为其中涉及的利益较小，并不足以让人冒较大风险或承受较大代价。
另一个原因则是：普通人的意志、勇气和冒险精神大多有限，而军政舞台顶端的人，通常都是顶级猎食者，他们的意志、勇气和冒险精神远超过普通人。
更重要的原因是：普通人之间的利益纠葛，通常也就是一两个家庭或几个家庭之间的事，而军政舞台顶端的利益纠葛，往往是几个集团，成千上万人的事。
在这三个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很难说军政舞台顶端的政治斗争和普通人之间的利益纠葛有多大区别，但必须承认其激烈程度是呈几何倍数增长的。
可偏偏有人认为：普通人大多是刁民，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而军政舞台顶端的人都是有理想、有气节、有操守的大人物，他们绝不会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这就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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