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惠，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曹璞，通讯作者，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讲师，西南交通大学“青苗计划”入选者。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9JNQM02）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老龄化关系着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养老、医疗等诸多社会议题，关注者众。据国家统计局（2020）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人，占据总人口比重的12.6%。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统计标准（7%），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对于老龄化的看法，一派观点倾向于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必然走向衰退和依赖，从社会角色中退出有助于为年轻人腾出空间，从而保证社会角色的代代传递；对老年群体自身而言也可以承担较少的义务（Cumming & Henry，1961）。但也有互动论观点认为，老年人和其他群体一样，对于社会互动有着基本需求，积极的社会参与和活跃的关系网络有助于老人适应社会，上述强调撤出的观点没有考虑到老人自身的诉求（Diggs，2008：79-81）。可以说，老年群体的社会孤立与社会融入问题一直是社会的一项重要关切（Waycott et al.，2016）。

为了应对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曾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强调人们在增龄的过程中，仍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享有机会平等的权利，倡导创造条件让老人回归社会，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公益等事务。“积极老龄化”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强调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权利，并致力于将老龄化的压力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刘颂，2006）。相应的，国内近年来也涌现了建议延迟退休年龄、启动老年就业市场等主张，由此不难看出，目前国际与国内的政策倾向与上述的互动论观点更为接近，即帮助老年群体融入社会，支持他们继续社会化。其中一项重要思路便是数字化融入，“数字代沟”“文化反哺”等理论概念的运用均致力于帮助老年群体拥抱新兴科技，通过融入数字化来减少社会孤立。尽管立意用心良苦，但其背后的种种预设却缺乏更为细致的考察。本文致力对这一话题的已有研究展开讨论。

本文所分析的话语文本来自于近年来（2000年至今，尤其是2010-2019年）有关老年人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使用的学术研究，地域范围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主，学科范围以新闻传播学领域为主，涉及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老年学等临近学科。我们在中国知网（CNKI）以“老年”并含“新媒体使用”“老年”并含“互联网使用”“老年”并含“数字代沟”“老年”并含“数字鸿沟”作为检索条件进行检索，检索范围包括期刊论文、博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学术文章等；再结合人工筛选的方式去掉与本文研究问题不相关的文献，最后共得到文献90篇。综合运用Gamson和Lasch（1983）的“诠释包裹”（interpretative package）分析方法展开进一步分析。“诠释包裹”由两个部分构成：框架装置（framing devices）和论证装置（reasoning devices），框架装置包括：隐喻（metaphors）、举例（exemplars）、警句（catchphrases）、描述（depiction）、视觉图像（visual images）；论证装置包括根源（roots）、后果（consequences）、道德原则（appeals to principle）。框架装置和论证装置共同构成了诠释包裹的标志性要素（signature elements），暗示了诠释包裹的核心框架（coreframe）和核心立场（core position）。

接下来，本文将采用以下结构：首先，从既有关于老年人ICT使用的文献中提炼出其主导的话语框架，结合隐喻、举例、警句、描述等框架装置，从界定问题、归因、道德评价、解决方案四个角度对这一框架展开阐释；然后，分析这一框架背后的预设，它突出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接着，作为已有话语框架的补充，文章引入“断连”视角；最后，总结和讨论老年人ICT使用中的“断连”权利。

二

当老年群体遭遇ICT

（一）核心议题：数字时代老年群体的社会融入

既有研究在讨论老年人的ICT使用时，将它与老年群体的社会融入联系在一起，认为数字融入能够有效解决社会融入层面的问题。基于此，那些没有接入互联网或者数字化融入程度较浅的行为和状态被话语框架界定为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个体在变老过程中因角色转变而出现的社会融入问题主要在两个层面产生：第一，社会结构性的退休、养老等让老年群体逐渐从工作场合中撤离，在社会、工作和家庭中的地位都渐趋边缘，从而面临着社会角色上的巨大转折，容易造成心理与身体上的不适（蔡琰，臧国仁，2019）；这里的“融入”指身份的转换和调适。第二，由于数字化社会的狂飙突进，生产、生活方式的数字化使线上与线下的交互与融合日益深入，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老年人也身处这一社会变迁之中；这里的“融入”指从现实社会向虚拟社会转移。而当上述两个层面的社会融入同时进行，老年群体也面临了巨大考验。ICT被视为有助于老年群体在第二个层面融入社会（吴信训，丁卓菁，2011；孟伦，2013），进而解决第一个层面的问题（高文珺，何祎金，朱迪，王晓冰，2019：7-8；丁卓菁，2012）。也就是说，老年群体若能在与互联网世界的沟通与互动中找到精神寄托，就能缓解其在现实世界中可能经历的失落感。按此构想，从原有社会角色撤离的（退休）老人不会因此隔绝于世，反而可以利用ICT获取信息、拓展互动和休闲消费，从而降低孤独感，提高社会联结度（Lüders & Gjevjon，2017）。

在此预设之下，没有融入互联网或者融入尚浅被界定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接下来，本文将详细分析“诠释包裹”的两个部分：框架装置和论证装置。

（二）框架装置：“数字难民”与“数字代沟”

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诠释包裹中，最突出的框架装置是隐喻。一方面，使用“数字难民”隐喻“断连”（disconnected）的老年群体，另一方面，使用“数字代沟”（digital generation gap）隐喻年长世代与年轻世代在ICT接入与使用方面的差异。

“数字难民”的隐喻源自美国学者Prensky（2001）稍早曾经提出的“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分类，前者是从小沉浸在数字环境中、学习能力较快的年轻人；后者则指的是成长于数字时代之前，正在逐渐适应数字环境但保留原有生活习性的年长者。在此基础上，Fryer（2006）进一步提出了“数字难民”（digital refugees）的概念，用于描述主观逃离或客观上被排除在数字世界之外的老年人。研究者在学术论文中延用这一隐喻，将青少年视为数字浪潮的引领者，中年人视为亦步亦趋的追随者，而老年人则是望尘莫及的边缘人。尽管近两年来，早期研究中使用的“数字难民”逐渐被更加中性的“数字弱势群体”所替代（周裕琼，2018），但是不论使用何种隐喻，有关ICT使用的既有研究倾向于将老年人描绘为与年轻世代不同的另一群人，突出其在数字社会中的边缘者形象。在对他们的描述和呈现中，从接入沟的角度，对于尚未接入互联网的老年人，研究者借助调查数据、访谈材料描摹他们对新媒体技术的恐惧，典型话语如：将新媒体技术视为“让人恐惧难以亲近”的“天外来客”（周裕琼，2015）。从使用沟的角度，对于已经接入互联网但接入程度“不够深入”的老年人，研究者将他们定义为“好学活跃又相对保守”的群体，他们对互联网拥有“好奇心”愿意尝试新媒体带来的“全新的生活方式”，能使用新媒体的常规功能，但对于互联网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使用技能尚需“进一步提升”（吴信训，丁卓菁，2011；丁卓菁，2012；王晶，郭冉，2018）。

隐喻装置不仅被用于呈现断连的老年人，还借助“数字代沟”这一隐喻描述年长世代与年轻世代在ICT接入与使用方面的差异，并且指出“不同媒介的使用决定了人们所属的代”，数字融入程度是“分代的标准”，“数字鸿沟”就是一种“代际鸿沟”（周晓虹，2016；周裕琼，林枫，2018）。“数字代沟”既表现在中观的社会层面（老、中、青三代），也表现在微观的家庭层面（祖、亲、子三代）。以微信为例，不管在社会层面还是家庭层面，不同世代在接入、使用和素养方面都呈现出了显著的数字鸿沟（周裕琼，2014）。从空间维度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数字代沟“大得惊人”。从时间维度上看，“数字代沟”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因为技术发展是“一日千里”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对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却是“与日俱降”，因此，即使是亦步亦趋的中年群体（“数字移民”）变老之后仍可能成为“数字难民”（周裕琼，2015）。

（三）论证装置：主观排斥-断连与冲突-融入

论证装置方面，既有研究从根源（roots）、后果（consequences）、道德原则（appeals to principle）三个维度对老年群体ICT使用问题展开了论述。

1. 根源：技术恐惧与素养匮乏

传统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研究涉及微观（人口统计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中观（社会网络）、宏观（政治、文化）等多维因素的讨论（闫慧，孙立立，2012）。“数字代沟”研究在对问题进行归因时，在上述因素的基础上（张硕，陈功，2013；兰青，鲁兴虎，2019），更多将问题的根源指向老年人的主观意愿和能力层面。

虽然近期有研究开始采用一种更为综合的视角，思考“线上排斥”等社会原因（何铨，张湘笛，2017），但老年群体的主观因素仍被视为是影响其ICT使用的“最主要因素”，“只要在主观上持有对新媒体积极正面的认知，他们仍可能追赶上新媒体潮流。”（周裕琼，2018）研究者频繁提及的主观因素包括：对互联网态度负面、充满陌生感和恐惧感（Wagner，2011）、缺乏使用动机（吴信训，丁卓菁，吴小坤，王建磊，彭际作，2011；李舒欣，赵宇翔，2016）、缺乏技能（洪建中，黄凤，皮忠玲，2015）。

在这些主观因素中，既有研究突出了老年群体对互联网的“技术恐惧”，指出“变老”让他们从主观上拒绝和排斥新事物，这种心理排斥成为了老年人数字融入之路上的“拦路虎”，阻碍了他们数字技能的实质性提升。“数字思维的匮乏”才是“罪魁祸首”（周裕琼，2018）。

2. 后果：断连与社会问题

既有研究认为老年群体的“断连”和不同世代之间的“数字代沟”会引发一系列其他问题。从老年人的角度看，ICT未使用者与使用者相比，其社会联结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差（洪建中，黄凤，皮忠玲，2015）。“断连”还会影响其风险感知，并在公共活动参与、社会资本积累等方面对老年群体产生负面影响（何铨，张湘笛，2017）。从代际关系的角度看，数字代沟正在演进为“数字化代际冲突”，老年群体面对数字技术时的“难以适应”不仅会引发家庭内部的新型代际矛盾，还会诱发更宏观的社会群体之间的误解与摩擦（王斌，2019）。

基于此，既有研究认为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解决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不仅关乎老年个体个人幸福，也关乎亲子关系与家庭和睦，更关乎急遽变迁的中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以及人类的文化传承（周裕琼，2015）。

3. 道德原则：作为“自我救赎”的“融入”

诠释包裹中的道德原则体现为将ICT视为老年人社会融入的“自我救赎”之路（周裕琼，2018）。既有研究突出ICT为老年人提供的生活机会，包括使用功能和社会交流两个层次：在使用功能层面上，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衣食住行都可以通过甚至只能通过接入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的电子设备操作完成，医疗保健、紧急求助、家政服务、安全监护、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新媒体服务从健康、便捷、安全、娱乐等多个维度帮助老年人解决生活问题，提升生活质量（吴信训，丁卓菁，2011）。早在2010年一项针对上海城市老年群体的问卷调查结果就显示，超过七成的老年人或多或少地感知到新媒体对生活有“优化”作用（吴信训，丁卓菁，吴小坤，王建磊，彭际作，2011）。老人的互联网接入被视为积极融入社会的表现，能够避免成为孤立的个体（高文珺，何祎金，朱迪，王晓冰，2019：4-7）。

在社会交流层面上，首先，ICT使用有助于增强老年人的社会联系，减轻孤独感（宋士杰，宋小康，赵宇翔，朱庆华，2019）。研究者指出，ICT使用能够增强老年人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腾讯研究院S-Tech工作室，2018；王晶，郭冉，2018），巩固既有社会纽带；同时，老年群体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结交新朋友，拓展外部支持网络（Choi，Kong & Jung，2012；Zhou，2018）。其次，ICT使用对老年群体的继续社会化具有积极影响，通过互联网拓展交流圈，增加社会资本，有助于老年人的知识获取和社会流动。再次，ICT使用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因而有助于自我实现（徐旭，2013）。

（四）核心立场：追赶数字潮流

诠释包裹指出，对于老年群体来说，融入数字时代至少需要跨越三道坎：数字设备的接入短缺（接入沟）、数字技能的不足（使用沟）与数字思维的匮乏（知识沟），且这三道坎的难度逐级递增。跨越第一道坎需要社会改善客观条件，而跨越第二道数字技能之坎则“需要老人付出更多主观努力”（周裕琼，2018）。

为了帮助更多老年人做出改变，追赶上数字潮流，既有研究提出的具体方案包括：家庭内部的“文化反哺”，以及在社区开展新媒体技能培训班、在市场开发“银发经济”等一系列社会干预策略，目的在于将没有进入互联网的老年人吸纳进互联网，让已进入互联网但还停留在单一、浅层的老年人全面、深入地使用互联网（丁卓菁，2012；洪建中，黄凤，皮忠玲，2015；李舒欣，赵宇翔，2016；何铨，张湘笛，2017；王晶，郭冉，2018；王斌，2019）。一项针对上海老年群体的研究指出，新媒体环境下老年人将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他们“好学活跃又相对保守”，已经能够使用新媒体的常见功能，但对智能终端和网络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而解决办法就是要帮助老年群体认识到新媒体的各种功能，比如告诉他们手机地图对外出的老年人有何帮助、网络支付给出行不便的老年人会带来怎样的便捷，以便他们更好地运用新媒体来发展自我（丁卓菁，2012）。

虽然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提出应当“尊重”老年人选择最适合的生活方式，但更强调的是，尊重之余“应当更‘负责’”（腾讯研究院S-Tech工作室，2018）。其中，家庭内部的“文化反哺”广受推崇。“文化反哺”指的是“年轻世代对年长世代在新媒体技能、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反哺”，以提升后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前者的话语权力（周晓虹，2016）。隐喻、叙述等框架装置被用于将文化反哺建构为促进老年人ICT使用、弥合数字代沟的有效方法。这种“温馨”“动人”“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更被寄予改革家庭权力结构、促成新型亲密关系的厚望（周裕琼，2014）。通过呈现文化反哺对老年人数字技能的提升，话语框架希望再次证明只要老年人自己“有足够强大的动机，学习新技能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周裕琼，2018）。而如果老年人没有发挥主动性，在数字技能的提升方面“浅尝辄止”，单向的反哺就只能弥合第一道采纳沟，不能弥合第二道使用沟（朱秀凌，2018）。

三

反思“融入”：

数字连接的“越轨者”与“治疗方案”

关于社会的知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实现”（realization），具有再生产现实的能力（伯格，卢克曼，1966/2019：85），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入这一议题中，知识生产现实的能力体现在两点，第一，语言作为现实世界的外置逻辑，表征着被社会客体化并且具有主观真实性的意义矩阵，但当社会成员以相似的方式看待同一事物，后者便具有了“客观”的属性（Cvetkovi，2016）。老年群体的数字化采纳与使用被不断地与生物年龄关联起来，塑造并强化了这一群体学习能力差、观念保守的刻板印象。这种类型化操作——“数字难民”让特定的社会子世界变成了“世界”，并进一步被社会成员、即老年群体当作“客观有效的真理”加以学习，内化为主观现实，从而型构个体、创造特定类型的人，完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就连老年群体自身也常常以年龄来解释自身的采纳意愿与行为，完成了知识生产的闭环。第二，这一知识被整合进政治与商业的蓝图之中，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是高度规范性的——追赶与融入，这套“治疗式”的正当性话语，让游离于这一方案之外的老年群体成为了被边缘的“越轨者”（Hesselberth，2017）。而其背后界定这套话语的规则和预设，则确保了话语实践的顺利开展。

（一）ICT连接行为的类型化与话语归因

在已有国内针对老年群体的调查与研究中，主角通常是积极融入互联网或乐于使用社交媒体的老年人，此种视角赋予了技术采纳者更多的话语权及阐释其生活意义的空间。因此，互联网与老年群体的关系呈现更加倾向于积极和正面，如指出新媒体可以让老年群体的个体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空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丁卓菁，2012）。

相比之下，与ICT“断连”（disconnect）的老年群体则成为了失语的“他者”，不仅享受不到互联网带来的种种福利，还会引发前述所说的家庭矛盾、代际冲突以及社会支持等负面后果。老年群体对于数字环境的隐忧（网络诈骗、隐私泄露、资金风险等）的论述很少受到正视，他们的“断连”也不被视为自主意识的理性表达，而是被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为：心理排斥、科技恐惧症、缺乏数字思维、缺乏创新精神等等。在解释老年群体数字参与最常用的TAM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中，技术采纳行为被抽象为与态度（兴趣、感受到的有用性、信心）、功能（设备、途径、教育程度、数字技能、设计与型号的可用性）、身体（健康限制、生理机能退化等）因素有关（Neves，Waycott & Malta，2018），此种障碍分析（barrier-analysis）的路径（Hakkarainen，2012）使得老年群体对于ICT的任何负面反馈都可以被整合进这套诠释模型之中。

在积极拒用者及其阐释者的“话语错配”（discursive mismatch）中，潜伏着一种善意而隐蔽的年龄偏见——“可怜人”（poor dear）综合症（Hendricks，2005），它倾向于静态地看待老年群体，将其互联网的“断连”行为高度同质化，并归因为与生命周期（life cycle）——即生理年龄相关的带有贬低性的品质和能力，而忽略了其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社会角色、生活节奏以及地域文化的影响（Matassi，Boczkowski & Mitchelstein，2019），从而在类型化操作中简化了老年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

此外，积极融入数字化社会的论点几乎毫无疑问地断言了ICT能够赋权老年群体、带来便利与福祉。Lievrouw（1998）曾指出，我们对于信息社会的观念建立于两种文化基础之上：一是对于技术的积极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信仰，二是盛行的工具理性、主观个体主义和战略性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在此种逻辑下， ICT被看成便捷、沟通、理性、公共空间的代名词，而那些不加入互联网享受便利的行为则变得难以理解、不可理喻。尽管功能主义视角已经较少被用于互联网议题的研究之中，但当对象是老年群体时，此种研究思路依然占据主流。诉诸总体性利弊、忽略具体语境的技术决定的论断自然也会不断遭到挑战。比如，国外的多项经验研究发现，数字媒体难以融入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老年群体并不视之为有价值的生活工具，也不认为数字媒体必然更有效率（Quan-Haase，Williams，Kicevski，Elueze & Wellman，2018）。采用在线社交网络的老年群体，除了维持家人、朋友等已有的强关系之外，对于弱关系的兴趣不大，在社交网络上几乎没什么人可以联系（Lüders & Gjevjon，2017）。对于不使用或较少使用ICT的老年群体而言，数字化的具体体验和理解更倾向于网络悲观主义（Kania-Lundholm，2019）。

（二）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知识社会学与实践取向

从“适应”（adaptation）的词源出发，对于新技术的适应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改造人类使他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如老年群体的新媒体技能培训）；或是改造环境特征以适应人类的能力（如优化和更新软件环境）。这两个方面都对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入至关重要（Charness & Czaja，2005：662）。前述对于老年群体的技术使用归因中，数字环境中的生态与管理等结构性问题（如谣言、诈骗等）常被化约为个人的能力或素养问题，需要老年群体自身去承担责任并加以克服。因而解决方案要求老年群体做出改变，比如通过文化反哺、新媒体技能培训班等一系列的社会干预措施，将更多老年人吸纳到互联网，借此培养老年群体在虚拟空间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能力，弥合前述第二道鸿沟“使用沟”和第三道鸿沟“知识沟”。

此类“适应”话语是在承认新技术的前提下开展的，即如果新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在所难免、如果数字化的筛选机制注定淘汰经济上毫无价值的人，那么解决方案只能是帮助老年群体更好地掌握与适应。因而在软硬件设计、内容产品设计、网站管理中实现“适老化”原则，改善中老年用户的使用体验，提升产品的易用性、便捷性和安全性，期待以“科技向善”的视角优化老年人所必须面对的数字化生活便成了主要诉求。但是商业市场的扩张常常将其变成一种强制性的卷入。随着青年消费市场的饱和与用户市场的下沉，老年群体被视为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产业的流量“蓝海”，成为竞相争夺的对象。学术研究有意无意也被整合进这一扩张野心的版图之中，充当着论证产业发展合理性的思想先锋——这也是全球范围内学术研究的商业化、实用化与工具化倾向下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结果（Hesselberth，2017）。

现实是，商业逻辑和行政效率主导下的公共生活甚至不再留有选择的余地，而是粗暴地要求老年群体乃至全体社会成员必须“跑步”进入数字化。以广州市为例，大量出行、政务、医疗和消费等与老年群体息息相关的基础公共服务领域均已实现数字化，天河区政务服务只接受提前在线预约，不少超市、商店甚至取消了现金业务。采用在线预约、充值等方式，常常伴随着相应的附加条件——关注相应的公众账号，忍受不胜其烦的广告和信息推送，此种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中创造的不仅仅是关于便利的想象，还有新的商业盈利机制。这些都意味着，如果老年群体拒绝使用ICT，势必将被这些公共服务拒之门外。尽管他们可以求助于子女、晚辈甚至是服务场所的志愿者，但是这些做法降低了老人自身的独立性，更违背了ICT应用的初衷。在这个意义上，ICT不仅没能带来社会融入，甚至可能创造新的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而由此实现的全面信息化与数字化，实际上，也是以抛弃一部分社会成员为代价的。

四

重识“断连”：文化阐释的视角

连接（connectivity），这一源于技术领域的概念，在web2.0时代成为了商业化的重要话语资源，通过突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价值（社会资本），淡化背后通过编码技术收集与传输的用户个人资料与行为数据，从而获得商业盈利的经济资本（Van Dijck，2013：11-15）。与之一脉相承的还有“分享”“协作”等话语丛（John，2016）。“连接”不仅具有政治经济上的实用价值，更成为了数字文化的核心逻辑。

不过，近些年来，关于“断连”的议题也获得了广泛而密集的关注（Kaun & Schwarzenegger，2014；Brubaker，Ananny & Crawford，2016）。跳出老年群体的视域，这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已有诸多学者注意到过度连接带来的负担和枷锁，如强互动下的倦怠和压迫感、圈层化对个体的约束和对社会的区隔、线上过度连接对线下连接的挤占等现象，因而强调反连接（anti-connection）思维的重要性（彭兰，2019）。2017年1月，“断连权”（right to disconnect）在法国劳工法案改革中正式获得通过并起效，这意味着聘用50名员工以上的公司，不能在员工下班后发送email，员工也有权利“已读不回”，以保障私人空间。克制在线时间、减少媒介依赖和数字沉迷也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源于美国的全球倡议“全国脱机日”（National Day of Unplugging）即号召民众在每年三月的第一个周五全天弃用电子科技，重建与自我、所爱之人以及所在社区的连接。此外，“断连”还超越了生活方式的范畴，更被赋予了激进反抗和政治实践的独特意涵（Andersson，2016；Chu & Yeo，2019）。2010年，艺术家Sean Dockray 发表脸书自杀炸弹宣言（Facebook Suicide Bomb Manifesto），这种极端的“自杀”隐喻方式意在从个体用户出发，扰乱社交媒体中精准的广告算法和数据霸权、抗议乃至重新协商隐私的边界。这些形形色色的“断连”行为，极大丰富了数字实践，也让技术采纳行为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更具文化张力（Woodstock，2014）。

事实上，结合不同的使用习惯和卷入程度，数字文化中的“断连”行为的类型可能是丰富多样的：个体层面的媒体使用限制（media non-use，如数字鸿沟）、对于媒体持负面行动和态度的媒体拒绝（media resistance，如激进主义或现代隐士）、作为动摇媒介生态霸权的策略的媒介中断（media disruption，如数字自杀机器）（Kaun & Treré，2018）；对于媒体的“断连”实践可以分为积极的（有意识地避免隐私泄露、网络诈骗、抗议等行为）和消极的（缺乏使用ICT的能力），在具体的语境中甚至可能是两种属性兼备（Kuntsman & Miyake，2019）。此外，ICT的“断连”行为还可以划分为自愿的与不自愿的；被迫的、勉强的、局部的以及选择性的等等（Hesselberth，2017）。

当这些类型一一延展开来，或可有助于理解老年群体乃至所有互联网用户内部不同意向的ICT采纳与使用行为。此种对媒介矛盾（media ambivalence）的态度超越了前述进步-落后价值二分的功能主义视角，将“断连”视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加以考察，探寻其中所编织的意义之网。此种视角对于老年ICT使用研究极具启发。立足于中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老年群体如何诠释自己的“断连”行为？它和他们的生命历程及社会角色有何关联？连接/断连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群体的身份认同？阶级、性别与教育程度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当老年群体的ICT使用行为在文化意义上得到拓展，或许我们能看到老年群体的生命故事中更为丰富的面向。

五

结论

不使用ICT是一个社会问题吗？在“断连”等同于社会脱离的前提下或许如此，但是这一前提并非不言自明。老年群体对于数字化融入的态度并非可以简单化约为对于技术设备的采用或操作能力的掌握，更是涉及生活方式的意愿和选择。这一点，不独老年群体如此，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面临着的困境——置身于这个无处不在的“连接文化”（culture of connectivity）之中，拒绝连接的机会结构正在迅速萎缩，以至于“断连”常常成为一种游牧式的策略。附着于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的迷思或许正适合作为一个起点，反思学术生产中的概念装置，以及现实生活中狂飙突进的数字化建设。

本文并非站在反对者的立场讨论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分析学术话语的框架，将不言自明的前提问题化，继而重新思考老年群体的“断连”与数字融入问题。本文认为，未来研究中应该更加审慎地考察老年群体的多元性以及“断连”行为的类型学，警惕年龄偏见和刻板成见，给予“失语者”同等的表达空间。同时，针对ICT研究的视角转变也必不可少，辩证地看待其作为行动者之一的社会角色，而非社会问题的救赎者；文化地看待社会成员的“断连”行为，而非需要矫正的偏差行为（Kuntsman & Miyake，2019）。

归根结底，连接与“断连”，都是社会成员做出的选择。老年群体的社会融入固然重要，但是ICT不见得是其唯一路径。老年群体不使用ICT不一定构成社会问题，只有当他们因为不使用技术而感受到社会隔离时，这一议题才成为社会问题（Lüders & Brandtzg，2017），我们应当讨论的是造成这种社会隔离的原因及其机制，以及如何维护老年群体的权利和尊严。更为重要的是，即便连接终将难免，我们在创造条件让老年群体对ICT增加了解的同时，更应当营造一个对老年群体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更为友好的基础设施与语言环境，尊重“断连”的权利，在公共生活中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

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3期。

本期执编 / 小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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