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这个发展并不代表当代文学就高出了世界同期水平，恰当地说是当代文学发展势头很迅猛，作家们笔耕不辍，一时间颇有百家争鸣的你追我赶之势。此时出现了像贾平凹、莫言、余华、王安忆、陈忠实、苏童等等一大批优秀作家，而这些作家中率先在海外赢得名声的当属余华。
尽然，余华和贾平凹、莫言都是并驾齐驱的文坛大作家，只不过余华率先一步走向了世界。1993年余华的代表作《活着》出版，让余华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小说中的福贵以高度的生命感悟震动了读者，他毫无怨言的生存之道也感染了亿万读者。同时这部小说，在余华充满人道关怀又无比决绝的句子娓娓道来中，小说主题高度契合着存在人世中共同的命运思考，也即人活着的价值与和人类对生命观的终极发问，摄人心魄，直击灵魂。
这部小说也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先获得具有世界性文学奖的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该奖曾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1998年余华获奖时也是亚洲最年轻的获奖作家。但是尽管中国文学在余华莫言等作家的带动下走向世界，但却没有很好地走进日本。
余华的小说《活着》在欧美风靡一时，法国世界报认为余华就相当于中国的海明威或司汤达。美国杂志认为余华几乎写下了中国人的《伯约书》，伯约书等同于《圣经》。和《活着》一样，余华的另一部经典《许三观卖血记》一并入选了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影响的十部作品。
可是这些世人公认的巨著，在东海之滨的日本却不冷不热，余华最开始也很纳闷，这倒不是作家骄傲地认为，他的作品一定能打动日本人，而是思考原因，甚至是“痛定思痛”。后来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作家的作品，当然日本读者并非不喜欢中国作家，而是不大喜欢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像文坛巨匠的鲁迅，在日本是极受欢迎的，但在鲁迅老舍等前辈作家之后，日本确实很少关注当代中国文学了。
即便在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活着》在日本也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彼时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在1994年时一举拿下了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的评委会大奖。这是很难得的荣誉，但是电影《活着》在日本却表现得很平淡，甚至是“铩羽而归”。
各路专家分析后，找到了一个共性，同时民间读者间也形成了一个共识。先说专家们的分析；
余华坦言，日本读者不仅不喜欢他一个人的作品，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也一样。余华在日本的专业翻译家饭冢荣教授做过统计，他说能进入日本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很少有的，翻译国外同一个作家的作品超过四本进入日本的目前也不过寥寥几人。日本读者普遍不喜欢外国文学，就像美国读者不喜欢外国作品一样。
出于这样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读者或许要求的高，也或许是善于“闭门造车”，对国外文学置若罔闻，但同时也许是日本本国的文学水平普遍较高，所以不屑于其他地区的文学。目前这些理由或许都成立，但或许都不成立，目前也没有系统的概论作支撑。但从历史中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现当代文学确实很繁盛，同时也很“诡异”。
或许就是这个“诡异”，让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被“拒之门外”。
如果单从余华来看，这个“诡异”很容易说得清。当年余华赋予《活着》这类小说的主题时，主人公福贵是对生命有着高度吝惜与不舍，同时对命运的珍爱程度高出了普通人很多，即便活着的痛苦早已超越死亡。这些对生命的认识，与日本现当代文人的生命观是“背道而驰”的。
曾几何时，日本文坛以“自残”为荣。在日本，有不少特别的忌日，比如“河童忌”、“樱桃忌”、“康成忌”。这些忌日，不是用来祭奠樱桃或河童的，而是祭奠一个个著名作家的，而这些作家，都是选择自我了断结束生命的。
历史上的1927年，在中国来说，是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主动“找”上门，瑞典汉学家斯文赫定秘密前往上海，旁敲侧打了解鲁迅，通过刘半农托信希望鲁迅能成为候选人，参与竞逐。而在这一年才35岁的日本文豪芥川龙之介饱受胃病、痔疮、神经衰弱的困扰下，选择结束不堪的生命。
1948年写完《人间失格》的太宰治步芥川“后尘”，太宰治身体已经非常虚弱，6月13日深夜，与崇拜他的女书迷山崎富荣一起投水。这是他五次尝试后，最终“成功”。
1970年在三次诺奖提名后，皆无缘的上岛由纪夫失落至极。后来因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没落，上岛走上了芥川和太宰治的老路，作为军国主义者，他采用切腹。
接下来“终于”轮到川端康成，三岛的“恩师”，1968年三岛由纪夫落选诺奖，而这一年川端康成凭借《伊豆的舞女》、《雪国》屹立世界文坛之上，获得了应有的荣耀-诺贝尔文学奖。但他选择了封闭门窗，待在屋内喝完威士忌，嘴巴里含着煤气管。
其实功成名就的川端康成，曾指出太宰治的阴郁，但他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摆脱那种气息。尤其是中年以后，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最终他也真的这样做了。这便是日本近现代最著名的大作家，然而多数都以这样的方式告别。
接下来有点黑色幽默，不少读者开始担心村上春树。不过村上是一个擅长跑步的作家，他的抑郁相对更容易排解。作为日本这个独特的文学国度，起码在近现代，他们以非正常结束自己为“美”。而余华莫言这些高度赞美生命，尊重生命，甚至是不计一切代价“求活”的生命主题，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天然的不同。
所以在读者心中，当代中日文化之差异，特别是文学的追求，以及作家的价值理念出现了“天壤之别”，也造成了余华的《活着》到日本“水土不服”。他们看的不是如何“苟活”，而是疯狂的凌虐生命。当然在一些不大理解日本文学的读者看来，日本这些作家的生命观于世界范围来说都算是一朵“奇葩”。
而奇葩并非贬低日本文学，更多的是世人无法道出的奇妙，因而用“奇葩”不褒不贬，更多玄机由读者禅悟，毕竟文学更多来说是一种主观感受，非为客观定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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