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新邨纪事（作者：冯艾弥）

原创 冯艾弥 上海老底子

作者：冯艾弥

我出生于上海，在上海弄堂里长大。上海弄堂是上海人在这个城市生存最常见的氛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今，随着时代变迁，上海弄堂变化也如万花筒一样，旋转回看非常有趣，意味悠长。

1.趣说我们这一带

今年伊始，我家所在的上海弄堂恢复旧名“国泰新邨”，与余庆路的“爱棠新邨”遥相呼应。“爱棠”建成在三十年代，“国泰”建成是四十年代，它们是这里的姐妹新邨。国泰新邨弄底在余庆路，弄口在天平路，不远就是淮海中路，走出弄堂口，就可以望见武康大楼。

武康大楼原名诺曼底公寓，—直是这一地区标志性的象征。天平路与淮海路交界的路口，是观望武康大楼的最佳地点。无论清晨还是傍晚，抬头仰望，武康大楼象一艘庞大的邮轮远远驰来,它驰过了九十个春夏秋冬,每天在霞光中载来无穷尽的期盼。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九层楼”。

武康大楼傲然挺立，如欧洲中世纪的郡主，周围环伺的五条马路是淮海路、武康路、兴国路、天平路和余庆路。淮海路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是申城的通衢大道，宽阔平直。其他四条路都是较窄的马路，行道树已有百年，高大茂密，人称“法国梧桐”。武康路、兴国路、余庆路一向尊贵，大型车辆及公交车均不能通行，只容轿车、摩托车、自行车行驶，而天平路则一如既往，公共车辆通行，非常亲民。

天平路的前身是姚主教路，这条路曾经是法商经营的有轨电车终点站。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城市道路大修，拆除轨条，电车有轨变无轨，有轨电车2路演变成有无轨电车26路，车顶保留可接电的两条长辫子。到了八十年代，再衍生出公交车920路和926路，它们车顶没有长辫子，使用柴油，今年使用生物柴油即“地沟油”，行驶更加灵活快捷。

926路公交车的起点站在上海体育馆，从漕溪北路进入天平路，再沿袭原来的法商有轨电车的路线，行驶淮海路直通外滩，终点站是十六铺码头遗址处。因为其中一个站点就在弄堂口，我想去淮海路或外滩，跳上车一刻钟即到淮海路的陕西路口，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外滩，下车就可以看到黄浦江。

26路车仍是无轨电车，现在使用充电新技术，长辫子被革去了。它原先与926车并驶，现在分分合合，若即若离，沿路景观更多，一路可以观赏锦江饭店、兰心大剧院等等，说它是小资路线也不为过。

听这里的老人说,四十年代我们这一带比较偏僻，原先有一片空旷的土地,属一个地主所有。后来有白俄迁进法租界,地主将这块地出租给一个白俄,期限是五十年。这个白俄精明过人，得知中日交战，难民涌进租界的人很多，就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了联排房屋，供欧洲侨民和上海平民居住。

排式房屋分成六排，坐北朝南，形成五条弄堂，在当时算是典型的新式里弄群，起名“国泰新邨”。弄堂不宽，两排房屋的间距仅五米，所以弄堂里家家户户居住得很近，相互之间窗口一目了然。房子都是三层楼，绿色的木窗木门，楼梯很宽，进门朝南一大间，中间可以分隔，每层均有独立卫生间和亭子间，形成所谓的2DK。卫生间时洗手盆、浴缸、抽水马桶和冷热自来水齐全。每户的底楼有个很小的天井，开有边门，算是“后门”，黑色的铸铁烟筒，从底楼直通三楼的屋顶。我们弄堂里还有一口井不太深。到了夏天，抓起系着木桶的粗麻绳就可以打出清冽冰凉的井水，冰镇西瓜、洗澡冲凉、刷洗弄堂，无所不可。

别看这新式里弄不起眼，却经济实惠，当时租住在这里的法国人和白俄不少，可谓是华洋共处，五方杂居。解放后外国人逐渐撤离，所有租屋实行公有制，房管所分配不少平民进来，但我家，还有几户人家一直居住在此，经年累月直至今日，竟也支撑了七十多年。去年上海老房大修，旧貌换新颜，得以延年益寿。

2.国泰新邨众生相

上个世纪40年代，我父母带着一个孩子迁居此地。那时这里的房子刚刚造好，不久生下了我们姐妹三人。我出生后不久，上海解放了。原先在哈同大楼和家里各开诊所，为一家生计来回奔忙的父亲，关闭了私人诊所，进上海公安局提篮桥医院当内科主任医生。失业多年的母亲也在上海灯泡厂找到工作，上海灯泡厂的前身是美国GE公司爱迪生奇异灯泡上海公司，设于普陀区。

我们前后两条弄堂以知识分子家庭居多。大人们在单位担纲重职，工作都很忙，但颇有“绅士风度”，除了有事相告或相求，一般不轻易走进别人家的门。在弄堂里碰见了，也都点头招呼客客气气，处于一种相近亦远不知对方底细的氛围。

记得我三岁的时候，弄堂里还有几户外国人家没搬走。三楼因屋顶面较薄，到了炎炎夏日晒得如同火炉一般。就看见对面人家金发碧眼的妇人脱了外衣，上身只穿着白色内衣，兜着围裙，穿梭在客厅与厨房之间。而中国妇人则穿着睡衣睡裤，也在屋里忙碌。大家见怪不怪，倒也相安无事。1955年以后，洋人开始大批撤离，渐渐地，这种室内景观消失了。

我们弄堂犹如上海的小社会，工农医学商，各色人家都有。我儿时记忆最深的有那么几户人家。

弄堂口常年摆着一个烫衣铺。摆摊的是一对从浙江乡下来的夫妻，住在1号底楼的西侧，大家称呼男的为老板，女的为老板娘。夫妇勤劳能干手脚麻利，每天清早就拎着一个炉子出来，放旧纸木柴生火，弄堂对面有一个煤球店，买煤球很方便。夫妻吃好早饭，老板娘将煤球炉烧得旺旺的，老板就开始烫衣服。他们活儿做得漂亮，一堆皱巴巴的衣服到了他们的手下，只消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了一件件平整挺括的衣服，挂在烫衣铺上高高架着的竹干上。

他们衣服烫得服帖，收费又比武康大楼底楼的正规店低，所以弄堂里要烫衣服的人家都把衣服送到这个摊子来烫。夫妇俩人缘好，日子过得蛮开心。可惜好日子过了没几年，烫衣铺的老板生病进了医院，几个月后不治而逝。老板娘泪水涟涟，自称苦命。弄堂里阿爷阿奶阿姨爷叔，大家都出来，劝她独自撑起门面继续干下去。但老板娘最后还是拆了烫衣板，卷起铺盖，孤零零一个人回乡下去了。她走时头上插着白绒花，一身素衣的凄惨模样，我至今还记得。

1号底层的中间与东间，住着一个老先生、两个女人和五个孩子。老先生我们叫他阿爷，两个女人中又老又胖的叫她阿娘，年轻一点的叫她阿婆。老先生白白胖胖,从来不上班，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大部分时间，总是拖出一张藤条编的太师椅拖到弄堂口。他不声不响躺在太师椅上，看着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阿爷脸上的笑容和蔼可亲，但看人的表情和眼神非常奇特。吾姆妈特别讨厌他，她可是交大1937届毕业的理工女，从来不说为何讨厌1号阿爷的理由。这家阿婆做家务非常勤快，里里外外侍候—家大小，而阿娘则常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斥责阿婆。

3号里住着一对异姓姐妹。汤小姐是医院护士，吴小姐是学校教师，她俩都是知识女性，为人和善，终生不婚，相伴一生。

4号里底楼住着的家庭很平和，男的是工人，女的是教师，有五个孩子。男人做事谨慎，老实本分；女人后来似有遗传性精神疾患发作，他就一直任劳任怨，家里家外忙碌。三楼人家也是知识分子，洪先生是上海金融界学术泰斗，家里有好几个书柜，堆满书报。

住在我家对面的是黎锦光先生一家子。黎伯伯高高瘦瘦，一派艺术家的风度，在中国唱片厂担任音响导演，他善良脾气好，对人说话轻声细语。他的前妻是歌唱演员白虹，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滩很有名气，曾获1934年上海“广播歌星竞选”第一名，赢得歌后头衔，她灌录歌曲150余首，数量仅次于周璇，也参演电影30多部，是当年歌界演艺界双栖明星。白虹与黎锦光结婚后连续有四个孩子。

黎家有一个老留声机，经常飘荡出美妙动昕的音乐和歌声，有《夜来香》、《五月的风》、《毛毛雨》等三十年代的老歌，也有黎家伯伯新作的曲子。我最喜欢的就是黎家伯伯作曲的《送我一束玫瑰花》，只要对面传来欢快的旋律，我们几个小囡就会在弄堂里扭动脖子，将花裙旋转得飞一样，拙笨地跳起维吾尔族舞来，男孩子则在一旁前俯后仰地大笑。据说《接过雷锋的枪》也是黎家伯伯作曲的，至今的老人都能唱几句。

不久黎家夫妇之间有了裂隙，种种原因老邻居们有所耳闻。白虹原籍北京，也是上海滩的红歌星之一，粉丝无数，国内许多歌舞团都向她招手，最后她向黎家伯伯拜拜，两人分手。白虹带着大女儿去了京城，她与黎伯伯所生的另外三个孩子留在了上海。

四个孩子中的老大老二是两姐妹，已经长大, 她俩成绩优秀，先后考上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京城，也因为母亲在铁路文工团。老大南洋进入协和医院成为医生，老二小东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为英语播音员，各自成家立业。老三老四是两个男孩，老四年龄比我大两岁，因为那时年纪小，比较顽皮。黎家伯伯后来娶了年轻太太，白虹与黎家伯伯留在上海的三个孩子长大了，先后离开不再回家。黎家伯伯再添一对儿女。

住在他们楼上一户人家与其恰恰相反，是“阳盛阴衰”。男主人是个胖胖的秃顶老头,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在家里大吼小呼，太太就成了他的出气筒，经常被骂。但这家老太的脾气出奇的好——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家里壁龕供有菩萨，对待自己的丈夫和儿女也是百顺百依，尽心服侍。尽管老太在家里是受气包，但见了人总是笑咪咪地问长问短。

我家隔壁二楼是马先生和他的法国太太。马先生中等个子，待人接物总是彬彬有礼,一派绅士风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马先生在法国留学，娶了当地的法国姑娘，毕业后不久，马先生携太太来到上海。

马家三兄弟留学法国旧照，从左至右：马思齐、马思武、马思聪

马先生是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二哥，我那时还小，大人也不多说，我父母及大人们都尊称他为马先生，而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背后则称他为“马革履”，因为他总是身着西服，梳得溜光的大背头纹丝不乱。马先生有时走出家门，弄堂小囝叫道：“马革履来了！”,他听了也不怒不恼，朝孩子们笑笑，信步而去。倒是家长们听到总要训斥一声，我们才有所知，收敛顽童相。

上海解放后，外国人陆续离开上海滩。但马先生夫妇俩没有走，留在了这里。马先生进了新成立的上海外贸学院，任职法语教师，马太太仍在家里做家庭主妇。马太太不是那种苗条秀丽金发碧眼的法国美女，她褐色头发,人高马大，个子似乎比马先生还要高。他们没有孩子，养了两条狮子狗。狮子狗白白长长的卷毛，黑黑圆圆的眼珠，模样非常可爱。但它们不是哈叭狗，一出门或见了生人就要吠叫。吠叫起来，几条弄堂都会听到。

马太太每天下午总要出来遛狗。每到一定时间,她总是穿着一身淡灰色或浅蓝色的法兰绒薄呢连衣裙,一手牵着她的两条宝贝狗出来遛达了。两条狮子狗如同雪白的绒球从隔壁二楼滚了下来,在我们弄堂里响起一阵欢快的吠声。一般在附近马路遛达约一个小时就回来。那时候我还小,，上海养狗的人家还不多，我总是趴在家里二楼的窗台上看，虽然心里怕狗，但又喜欢这热闹的一景。

图片中的法国卷毛狗是笔者记忆中的可爱模样

马太太不爱交际，除了上我家借打电话之外，从来不上邻居家窜门。她家从不雇佣人，开门七件事乃至养狗、洗衣、买菜、收拾房间、倒垃圾等等，都是她承担。法国太太虽然不爱与人交际，但见到我们小孩子总是笑容可掬，她中国话不熟练，只好做手势比比划划，表示她喜欢我们。

那个时代的上海男人在家中是一家之长，挺有尊严的，在亲朋邻里也很有面子。不像后来的上海男人，资本家、音乐家、大学教授、工程师等等，都已沦落到家庭“妇男”的地位，买菜倒垃圾成了他们的日常家务。

还有一位派出所民警也住在后面弄堂里。他对大家都很友善，无论哪家有事找他都有求必应。那时有个电影叫“今天我休息”，我父亲称他是国泰新邨的“马天民”。

弄堂里最有生气的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一到下午三点左右的光景，孩子们在学习小组做完功课，放下书包开始玩耍。我三姐是我们这条弄堂的孩子王。只要她在弄堂一出现，弄堂里小八蜡子就会不约而同，呼拉一声地从家里跑出来。几块简陋的木板搭成乒乓桌，小石块、橡皮筋、乒乓球、皮球等等都拿出来了，每户人家的铁皮门牌号也被充当临时的篮球网架板，还有什么“摆江山”“造房子”啦，“狐狸先生几点钟”啦……玩的花样层出不穷，小小弄堂充满了欢声笑语。

记得大跃进时期，有一次居委会安排上峰指示“轰麻雀”。到了这一天大清早，弄堂里家家户户大门外窗台里阳台上，男女老少齐上阵。有的拿出旧锅盖，有的找出漏面盆，有的翻出破痰盂，权充锣鼓摆开战场，严阵以待小小麻雀。呼啦—声，几只麻雀飞过来了。“咚咚咚”、“呛呛呛”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剌溜一声，—只小鸟掠过树梢而去，又是一阵稀里哗啦的 “哐哐哐”、“噹噹噹”……就这样，敲盆打锅闹轰半天，日上中天，阳光越发灿烂，麻雀了无踪影。人人眼花耳鸣，手酸背疼，都觉得自己的头比那面盆还大，最后大家相视苦笑，收兵而去。

那时上海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都是围绕政治活动运转，物质匮乏，民众生活清贫，但政府对“高职”“高知”还是很照顾的。那时期每隔一月，就有一辆满载鸡鸭鱼肉蛋的“黄鱼车”踏进我们弄堂，送来营养品。而其他人家静静的，连小孩子都不出来，没有哪一家为此吵闹而红了脸。

那时购物买菜都要凭票，无论买什么都要排队，蛮有次序，邻居互相照应,做个排位的“见证人”或相帮带“一份”。那时，我们小孩读书过马路穿弄堂，上课下课都自己来去。平时谁家小孩读书或寒暑假有困难，大人都乐于管管“闲事”，相帮带一下。我父亲曾经是医生，后来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教师，但对于邻居求医看病也是热情相助，能当场解决就解决，不行的就介绍去市里的广慈医院。虽说老宅旧邻，性情各异，多年来倒也风平浪静，和睦相处。

3.平地惊雷起风波

1967年，上海工人造反派“工总司”在“四人帮”的授意下, 揭竿兴起“一月风暴”。邻近的康平路是当时上海市委高级干部的活动场所和居住地，理所当然地成了造反派冲击的重点堡垒。

现在的康平路平静安宁

那个时期, 昔日宁静的康平路、余庆路上大字报铺天盖地，支持上海市委的保皇派“赤卫军”和四人帮支撑的造反派“工总司”，在“康办”大门前连坐几个星期，轮流示威。高音喇叭和革命口号昼夜吼叫，两军对峙如两虎相斗。为了稳定上海，平息事态扩大，那几日当时的市长曹荻秋通宵未眠，通过高音喇叭向众人传达“市委通知”，市长声嘶力竭，怎奈被淹没在一片“造反有理”的嘈杂声浪中。随着“四人帮”的上台，上海乃至全国都卷入了狂飙。在我看来，当年光景似乎与香港近来围攻市政厅闹事的暴徒行径差不多，目的就是要搞乱原本良好的城市秩序，乱中夺权。

我们弄堂也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斥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在居委会造反派的指点下，红卫兵小将冲进了我们的弄堂。

首先揪出的是住在1号底楼的阿爷，揭出他的“丑陋身份”——解放前的资本家，与别人合股开“百乐门舞厅”。阿娘和阿婆也被喝令滚出来，三个大人几个小孩，全家跪在弄堂水泥地上陪斗，原来她们是资本家老板的大小老婆。围观的人们个个群情激奋，摩拳擦掌，狠斗“万恶的资本家”。

批斗会之后，风声越来越紧。弄堂里人人自危，纷纷将家中的照片、金银财宝及旧物，可烧的烧光，可扔的扔掉，可撕的撕毁，企图毁灭“罪证”。但对窗有眼，隔墙有耳，人们白忙了一阵。平时看似低眉顺眼的人都按捺不住了。说三道四的有之，通风报信的有之，栽赃污蔑的有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造反派们早就明察秋毫，喜孜孜地准备收网了。

接下来的目标是黎家的主儿——三次“脱党”的漏网大鱼，为资产阶级招魂的“黄色作曲家”。几顶黑高帽子甩手而下，罩在老实的黎家伯伯头上，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对面楼上的那家胖老头也被抄家了。他的罪名是“胡庆余堂的徒子徒孙”，吃定息的药房老板。造反派将他家里的金银财宝及供着的菩萨全部抄走，勒令他低头“认罪”。

我父亲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家便成为居委会造反派的眼中钉,她们向我父母单位通风报信，让造反派到我家来抄家。我的一个初中同学还亲自带领南模中学的红卫兵，将我父母从家里拖到弄堂中间，勒令跪下，掏出铜头皮带当众鞭打。这个女同学还是我在读初中时因学习跟不上，我经常课余时帮助她学习的“对子”。不少“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旧社会的“残渣余孽”，统统被造反派的“红色大扫帚”扫出来了，并按造反派的规定轮流“扫弄堂”，让你彻里彻外颜面扫地，缩头夹尾接受改造。

正当我们弄堂的造反派扬眉吐气之际,“里通外国”的马家还没有动静，马太太是法国侨民，可不能乱来。过了几个星期，一张大字报贴在弄堂口——“揪出叛党叛国马思聪的胞兄马××！”令人触目惊心。原来马先生是马思聪的二哥啊，怪不得他家以前总是传出 “思乡曲”悦耳动听的音乐。

“文革”时期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家马思聪被批斗的场面

大字报出来后，弄堂里再也没有看见马先生的身影——他在学校里跳楼自杀永远不能回家了。马先生横死之后，马太太在家对着马先生的半身大相片，终日以泪洗面，两只白色卷毛狗也不声不响陪同在旁。没有了丈夫，怎么生存下去呢？马太太思前想后，只好变卖了家具，凄然地带着爱犬回法兰西老家去了——她是离开我们弄堂最后一位洋妇人。

邻近淮海路上的武康大楼也变成危难的“泰坦尼克”号。大楼里人人惊惶失措，不少人纷纷“跳船”,但不是逃生，而是求死，大楼下的淮海路，经常是血迹斑斑脑浆涂地。自杀之风愈演愈烈，最奇最惨的是有一个男子从高楼纵身跳下，欲了结自觉无意义的生命，但他快落地时却碰撞到下面路过的行人，自己没有死却将别人撞死了。

多年后我从东北农场回来，被分配在街道生产组时，遇到了这户人家的女儿。她很孤独，没有人理睬她。生产组的人都说她家“缺德”克死了别人。我听了不禁长叹，祸起萧墙，何怪罪于她？

自此以后，运动一浪高似一浪。在这风暴的熏陶下，原本善良的人们变得挑衅好斗，面目可憎,趁火打劫的有之，诬陷栽赃的有之，落井下石的有之，还有人公然抢房子。弄堂老宅的许多人被“整”的求生不得，求死也难。

弄堂里有一个老太原本是教师，后来也开始变得神经兮兮，逢人就说一些奇谈怪论。对面二楼的胖老头家里不能供菩萨，念佛的老太就每隔一两个礼拜出现在阳台上，将旧报纸卷成一筒，点燃后充当香火，将火把上下左右绕一圈，口中念念有词。但燃着的报纸火头很大，狂风一吹，燃着阳台杂物，通红一片。弄堂的人们大呼：失火了！太危险了！老太仍不罢休，后来几次甚至快要烧到屋里，她才住手。

弄堂里年轻的一代也不能幸免。老三届的中学生，除了独子独女可进工厂，其余人大多去云南、安徽、江西及黑龙江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我三姐去上海奉贤农场，我与杨家的女儿同为68届高中，则去了黑龙江嫩江七星泡农场。也有人想尽办法，搞些毛病出来留在上海，成为“待青”，分配到街道生产组工作，有两个精神失常，变成“神经病”。原本和睦相处的邻居也关系紧张冷漠生疏，进进出出互不理睬，形同陌路人。

4.黑夜过去是黎明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云开天日，大快入心！十年浩劫总算过去了。弄堂里一张张白底黑字大字报贴出来——为运动中遭受冲击蒙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家庭平反！那张为父亲平反的大字报，我至今仍珍藏着。大字报已经凹凸不平，它是那个年代的见证，也是不少上海家庭的历史。从此以后，老三届知青们也从外地返回弄堂旧宅,新的生活从头开始。

社会恢复正常秩序，各单位陆续将“老九”们“复出”。黎伯伯、杨伯伯、洪伯伯、我父母亲等发须已白，他们已经到了老年。但仍壮心不已，各自在单位里争分夺秒工作着，为国为家，他们感觉自己时间不多了。

学校恢复高考，最急需的就是教师，我父亲率先复职。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成为上海各大医院中坚力量的医生，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后老教师们言传身教培养出来的。

4号里的洪家伯伯、对面的杨家伯伯都相继恢复原职得到重用。3号里的汤小姐、陈小姐和我母亲均在‘’文革”中退休，仍是谨小慎微低调做人。

黎家伯伯却到80年代才被中国唱片厂恢复聘用，薪水不高。因他是当年“歌王”，单位领导仍然很谨慎，表面上对其是“控制使用”，实则让他整理上海旧时代老歌曲进行抢救。

黎伯伯体瘦人衰，白天他要去单位上班，坚持创作各种曲子。到晚上待家人入睡后，伏在内阳台的小写字台上挑灯夜战。要知道，当时流行的红歌都只有简谱，真正上台由乐队演奏，必须是五线谱。黎家伯伯是作曲大师，当时很多红歌简谱的五线谱及伴奏曲，都是他在灯光下一笔一划完成，却没有自己的署名。除去十年中间文革不算，黎锦光中年到老年，一直在上海唱片公司工作，编辑中国戏曲、歌曲的唱片和音带达2000多首。

其实，早年他谱写的许多老歌早已在日本、新加坡及港澳台广泛传播，成为流行歌曲。

虽然1972年9月底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日本方面一直不知黎锦光仍健在。而正在这段时期，黎家伯伯写信给日本询问自己歌曲版权事宜。这封信就托我父亲翻译，那时我正在学日语，在父亲口授下译成日文交给黎家伯伯，译文写在方格绿线纸上，黎家伯伯再托人滕写在白色信纸上寄出。日本方面接到信后，回信告知：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组织，无法直接交付版权费用，邀请他访问日本。

上海方面很快就批下来，让黎锦光先生访日，黎家伯伯决定让女儿陪同。1981年李香兰即山口淑子，特地来上海接黎家伯伯及女儿去日本。上个世纪出生的老上海人都晓得李香兰是三十年代上海滩红极一时的歌星，她是日本人山口淑子，出生于中国东北，曾经拜俄罗斯著名歌唱家为师，就此走上歌唱演艺舞台，在上海发展时期与黎锦光合作发行歌曲《夜来香》。日本战败后李香兰被遣送回日本，改回原名山口淑子继续演艺生涯，后来在首相田中角荣的劝说下告别舞台转而从政18年，多次访问中国，成为中日友好使者。

当时日本的《读卖新闻》还有相关报道，称黎锦光的访日轰动日本音乐界，连老牌作曲家服部良一也出来了。在鸡尾酒会上李香来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日本“夜来香”迷则在台下一边合唱一边绕场一圈，黎家伯伯总算有一点迟来的安慰。从此以后，黎锦光的名声再度闪亮，生活待遇有所提高。1993年春节前后，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别了，李香兰》，以《夜来香》歌曲为主旋律贯穿全剧，轰动全中国。

沉重的一页翻过去了。伟人邓小平以他高瞻远瞩过人胆略，在中国各地及上海掀起改革开放。经过四十多年摸索和建设，我们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我们弄堂老一代学者专家尽心尽力为报效国家，而他们的知青儿女却为自己的学业和青春耽误而着急，想读书的考大学，想出国的考托福，想工作的找单位，忙得不乐亦乎。整个上海整个中国都在恢复生息和忙碌之中。

当初，我们弄堂里留学国外的老一辈知识精英都无一例外地回国效力，不计个人得失，拼命为国为家作贡献。而如今，差不多家家老宅都有儿女去了国外，但回国的不多，有成就的更少。

进入21世纪，我们弄堂的老一代人大多已赴黄泉路，两位老小姐、我父亲、黎家伯伯、杨家伯伯等燃尽自己,以心智的烛光照亮后人，他（她）们是我最敬仰的前辈。而资本家阿爷阿娘阿婆及对面的胖老头与他的太太也已经寿终正寝。现在，我们弄堂旁边开了一家餐馆“老吉士”，天天食客盈门，沪港文艺界明星常来此店消费，若资本家阿爷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想。

起风了，带着潮气，在弄堂里卷起雨丝，沿着新刷成的淡黄墙壁，沿着木质的绿窗，一丝丝一褛褛地淌下来。一串串的记忆，绵延不绝地倒流，在飘渺的雨中回漩回漩，老宅旧景渐渐远去了。

2019年3月，上海实施“美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徐汇区开始对衡复风貌地区进行重点大修。主要景观马路如淮海路、衡山路、复兴路等的架空线入地及合杆整治，并对各类旧住房，包括二级旧里等各类里弄房屋进行修缮改造。政府出钱对我们这里的五条弄堂进行全面的整治，涉及屋面翻新、墙面刷新、雨污分流、室内公用部位修缮、信箱换新等等，我家的屋面及楼梯被修理好，弄堂也恢复旧名“国泰新邨”，黄底黑字镶边，重见光彩。

5月武康大楼外面搭起脚手架和安全棚，这是近百年以来对这座大楼最大规模的保护性修缮，楼顶翻新、管线整理、墙体修缮、空调外机架更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楼重点保护部位的修缮。到9月底，修旧如旧的“九层楼”全新亮相，据说这次修缮还运用了全天候的智能化管理，让附近的市民惊喜不已，也让全市居民纷至沓来。

现在，我还是喜欢在每个清晨和傍晚，望一望周围的老景观，念—念至尊至亲的老前辈，但我更喜爱上海的新建筑、新高架、新地铁，它们是上海的新风景。上海凝聚着我们父辈的心血和智慧，从过去走来。她历经劫波穿过硝烟，如今拂尘生光，荡漾着无比的温馨，发出灿烂的光彩。岁月流逝，人生蹉跎，但自小生长于这块土地的阿拉上海人，情深痴亦迷。

（作者记：本文于1999年写成曾刊载于《小说界》，2020年5月补充，6月修改，感谢老邻居的指正。）

鸣谢：冯艾弥女士赐稿分享！

原标题：《国泰新邨纪事（作者：冯艾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