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古代帝王勇于自省担责的“检讨书”|刘彻|刘恒|李世民|罪己诏

前言

《荀子·哀公》：
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当鲁哀公问政孔子时，孔子借用船和水的比喻，统治者如船，老百姓如水，水既能让船安稳地航行，也能将船推翻吞没，沉于水中。讲出自古以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

鲁哀公问政孔夫子

《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讲出一个道理，即古往今来，人心向背始终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得民心国家必安，失民心国家必危”，这一经典古语道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民心是决定“谁主沉浮”的根本力量。

民心如此重要，历朝历代的帝王自然懂得。当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帝王便会颁布“罪己诏”，以向天下臣民诏示失职和过错，以安民心。

“罪己诏”的渊源

1、何为“罪己诏”？

“罪己诏”中的“诏”，《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告也，从言，从召。“言”指言论，而“召”指召唤，两个字联起来便指“（帝王）召集人众发表讲话”的意思。比如，《路史》记载：伏羲之臣昊英氏制作甲历完毕，进献给伏羲，伏羲就登上“传教之台”，当众宣布“历起甲寅”，这里伏羲的做法就叫做“诏”。

“诏”，主要指告知之意，更多用于上对下，先秦时代上级给下级的命令文告称诏。秦汉以后，秦始皇便宣告“命为‘制’，令为‘诏’”，自此以后，“诏”的语权就变成皇帝的专利了，如圣旨中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秦始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议：“臣等昧死上尊号，王曰：‘秦皇命曰制’，令为‘诏'，天子自曰’朕‘。”

“罪己”，从字面意思上看，有责备自己或认为自己有罪的意思，用在当权者，可以理解为帝王责怪、自省自己、检讨自己的“口谕”，再与“诏”字并用，就成了将自己过失诏告天下的一种文书。

2、关于最早的“罪己诏”

中国古代最早的“罪己诏”滥觞于殷商，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最早的“罪己诏”版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

《上述·汤诰》记载的是殷商开国君王成汤的故事，商灭夏后，汤便布告天下，以安民心，而此布告便被称为《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的开山之作。

《尚书·秦誓》讲的是春秋时代秦穆公败于晋国之后的故事，秦穆公面对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性命的结局，作了深刻的反省和总结言论，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提出了一国之君与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险，是因为国君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为国君的原因。

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颁布“罪己诏”的是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前元年，是刘恒继承大统后的第二年。当时有人建议他要早立太子，他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

汉文帝的罪己诏，言辞恳切，态度谦恭，成为中国封建史上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罪己诏。

3、关于“罪己诏”的统计

纵观中国历史的长河，包括袁世凯在内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诏”。从最早的一份公元前179年汉文帝所下到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袁世凯所下，整整两千零八十五年，基本上平均八年就有一份“罪己诏”出世，这也形成了中国古代帝王特有的一种罪己文化。

据统计，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若包括吕后的话，两汉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过“罪己诏”，三国一位、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来算的话，清朝比例最高：十个皇帝有八个下过“罪己诏”。

明成祖朱棣的罪己诏

在君臣错位、天降灾祸、社稷畏难时，帝王大多会颁布“罪己诏”，自省自责以安民心

1、君臣错位时

君臣错位一般指君主昏庸无能或者实力弱小，臣子势力庞大，可僭为而上，致使帝王之位岌岌可危。然而，千古一帝太宗李世民，也曾因君臣错位，颁布过“罪己诏”。

唐太宗当政时，有一员大将名叫党仁弘，出任广州都督期间，贪污了大量钱财。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党仁弘贪污之事败露，大理寺受理后，依法判处死刑。

然而，早在李渊进军关中的时候，当时还是隋朝中高级军官的党仁弘，就率领麾下两千人马弃暗投明。稍后，党仁弘被任命为陕州总管，镇守地方之余，积极征集粮草，源源不断地供应李世民东征王世充、窦建德的大军，可以说是“转饷不绝”。

唐太宗

因此，唐太宗一直很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但国法无情，于是李世民便使出了苦肉计，最终保得党仁弘性命，贬为庶民，发配流放。之后，唐太宗心有不安，觉得自己不能因个人感情，而置国法于不顾，于是召集大臣，当面检讨，并写了一道“罪己诏”，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

《资治通鉴·唐纪》：
“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

2、天降灾祸时

古代帝王因为天灾造成灾难，便有颁布“罪己诏”以安民心之举，帝王是天子，便是天命所归，然而天降灾祸，民众大多会认为是上天惩罚之意，为了解除民众忧虑，此时帝王便会自省，将过错揽在身上。

殷商成汤，灭夏建商之后，却在建国初期，遭遇大旱。于是，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说：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

除了旱灾，也有在水灾发生后，颁布“罪己诏”的。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曾在水灾时下诏以自省，

诏曰：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大致意思就是：苍天啊，是不是我这个皇帝当的不合格，要来惩罚我，可别害我的老百姓啊。然后说了一大堆煽情的话。

汉文帝

汉文帝颁布“罪己诏”后，民心得到稳定，社会秩序得以稳固，为后世君王自省开了好头。

3、社稷危难时

纵观历史，“罪己”对于相当一部分帝王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罪己诏”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而是被异常尖锐的社会矛盾，左右大臣死谏“逼迫”的结果，往往是在社稷危难、政权将崩之时不得不颁布的。

因国家岌岌可危，而被迫颁布“罪己诏”的例子不在少数，其中又以唐玄宗李隆基的面对百姓、士兵直接口述的“罪己诏”最为特别，不过对于天命之子的唐玄宗来说，略显尴尬和残酷。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因为情况吃紧，故省去了诏令敕命的那一套，也顾不得天子尊严，而是当着身边众人的面承认自己昏昧才导致这个结局。

唐玄宗画像

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说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

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在处死杨国忠，缢死杨贵妃后，与众将士诀别，又一次“泣下沾襟”，为自己“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后悔不迭。

一些不得不讲的“罪己诏”

1、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

历史上被认为分量较重，收效最好的“罪己诏”，便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同时，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罪己诏”。

汉武帝无论是在政治推行“推恩令”，还是在经济上统一货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无论是在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军事上，反击匈奴，开发南疆，开拓疆土；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称得上有勇有谋、出类拔萃。然则，就是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千古一帝，却差点晚节不保。

汉武帝当政，连年征战，使得国库空虚，经济衰退，不得民心；临近晚年，为追求长生不老，信奉“谶纬”之学，迷信方士之言；听信谗言。正所谓，“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汉武帝画像

正和四年，年逾古稀的汉武帝遭遇了主政以来的政治危机。桑弘羊等人上书建议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继续戍兵以备匈奴，面对自己造成的危局，汉武帝内心深刻反省，于是汉武帝驳回桑等人的建议，并下诏反省自己，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他“深沉既往之悔”，不忍心再“忧劳天下”，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无乏武备而已......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史称“轮台罪己诏”。

“轮台罪己诏”的发布，使汉朝的方针政策急转直下，重新回到了与民休息的轨道上，从而避免了重蹈秦朝覆辙。汉武帝的果决，勇于担当，敢于自省，得到了国民的理解，也重获民心，为汉朝传承数百年基业，立下不世之功。汉武帝也成为将“罪己诏”演绎得最成功的帝王。

2、最无奈的“罪己诏”——崇祯皇帝

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横扫中原，奔袭北京，明王朝摇摇欲坠，不堪一击，坍塌已在顷刻之间。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知大明气数已尽，时日无多，又不甘于效仿蜀汉后主刘禅负荆请罪，出城求降，绝望之下，在自缢前留下了最后一道诏书罪己。

其实，崇祯帝是个悲剧性人物，很多时候均属无奈。以致于，李自成在《登极诏》中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即位之初曾有过短暂的踌躇满志和“中兴之梦”，然而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尽管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之，明王朝早在万历年间已埋下败亡之根，无奈已无回天之力。

绝望无助的崇祯皇帝，举行完最后一次家宴后，便安排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炯、四子永王慈焕逃离皇宫。随后，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周皇后于坤宁宫自缢。

十九日凌晨，天将曙明，崇祯揩御笔太监王承恩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崇祯皇帝自缢前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最后的“罪己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