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郭江明 冉启培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内地省市的时候，张国华在拉萨吃不好睡不着，他关注着时势的发展和变化，他不知道西藏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他在1965年底的一天深夜里，在工作笔记上焦急地写下了一段文字：

虽然经历了平叛、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但由于党和人民军队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大批部队、地方干部于1958年下的地方，不但很好地建立了基层党组织，还手把手、面对面地与老百姓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身份，使他们真正成为了老百姓中间的一员，维护了党的领导，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促进了农牧业的丰收，这是一件高兴的让人鼓舞的大喜事啊！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一政委阴法唐、原西藏工委副秘书长张向明、原西藏工委社会副部长陈卓至今仍动情地回忆说：“1961年至1966年文革开始前6年时间里，西藏的发展是很稳定的，最可喜的是农业获得了丰收，翻身农奴自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后，西藏才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来之不易的啊！那样的变化，与张国华这个领导者从摸索到调研、实践、正式实施做了很多符合西藏实际的有益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使这样的大好的局面突然停滞了，真是可惜啊！”

1965年，中央决定，西藏工委从9月1日起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兼任自治区第一书记。这个时候，阴法唐已担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然而，还不到一年时间，正当张国华踌躇满志为西藏的建设发展充满憧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毛主席深深地关怀惦记着也曾是井冈山一员的张国华。这一年的5月26日，毛主席兴致勃勃地来到了井冈山茨坪，触景生情，毛主席目光炯炯，一会望着远方一会抚摸脚下熟悉的土地，一字一句缓缓地说道：“从全国来说，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人还不少。包括现在在党政军领导岗位的领导同志如朱德、罗荣桓、陈毅、何长工、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江华、萧克、曾志、彭儒、贺子珍等。”说到这里的时候，毛主席的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一些，他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毛主席几乎没有停顿，声音却变高了，他说“现在西藏军区工作的张国华同志原是王佐部下的兵，是个很能干的同志！”显然，这一天的毛主席心情大好，提起这些老同志，他很激动。他说：“今天和你们谈及往事，心情激动是当然的。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战斗，没有工作，没有流血，没有牺牲，不去起来推翻反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敌人的几百万军队，是不会自行倒台、自行灭亡的。现在我们胜利了，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井冈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出现乱象稍微晚一些。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5·16通知”来到西藏的三个多月里，西藏全境没有“破四旧”的狂热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喧嚣、“大串联”的混乱。一方面是中央为保持西藏的稳定，有暂时不在西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另一方面就是作为西藏第一把手的张国华的“不作为”。中央的决定非常符合西藏当时的实际和特殊情况。然而，高高的世界屋脊没有能挡住“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般的能量，滚滚的浪潮来得稍晚，但还是来了，对于信息闭塞的西藏，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使张国华困惑不解。在诸多的疑问没有找到答案前，他只有归咎于自己落伍于伟大的时代，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1966年秋冬时节，运动的风暴终于席卷到了拉萨。

红卫兵小将的到来，点燃了西藏“文化大革命”的“星星燎原之火”。

从全国各地汇聚甘肃的红柳园红卫兵，沿着安西—敦煌—当金山—长草沟—大柴旦—巴嘎柴旦木—察尔汗盐湖—格尔木—纳赤台—昆仑山—沱沱河—唐古拉山—安多—那曲—当雄—羊八井—拉萨的路线一路忍耐高寒缺氧、克服道路崎岖的颠簸、像潮水般涌来。开始是零星的、三五成群的北京、上海等地怀揣着“开辟革命处女地”的红卫兵小将和少数将“先进革命思想”带回乡的翻身农奴。不需要批示，没有物资准备，只有革命理想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关于开展“大串联”指示。后来大规模的串联始于西藏民院学生的到来。

接近1966年底时，西藏民族学院决定让学生们去拉萨和当地的藏族群众分享“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因为学院里有学生曾经单独去参观那里的革命活动，还回来做过报告，鼓舞了大多数学生。西藏民院的决定让这些学生高兴极了，这样一来，革命、回家两不误。

这个时候，张国华想了又想，他没有理由不同意他们来到拉萨。很快，在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的许可后，民院三千多人开始了这次规模庞大的串联行动。他们先乘火车从咸阳到兰州，再到格尔木，到了从北路去拉萨最后的一个火车站。换乘军用卡车，往南开到拉萨，在路上开了差不多7天。

那时已是12月了，中华大地红旗漫卷，兴奋的人们近乎疯狂。从格尔木进藏的路程要经过西藏北部的广袤高原。位于青藏高原的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严寒的气候、高原缺氧此时怎比红卫兵的热情呢！他们坐在军用解放牌的大厢上，寒风刺骨却意气风发。白天，长长的车队在青藏路上行驶。晚上，他们就在大厢上休息过夜，他们心中只有澎湃的激情，他们甚至是无忧无虑的，饿了有兵站，对于祖国未来的栋梁们，他们理应享有国家级的待遇。大约第7天的傍晚，他们来到了拉萨。这个季节，已进入西藏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了，呼呼的寒风加上缺氧的痛苦也无法阻挡红卫兵们革命的热情。

如此庞大的革命队伍，首先让张国华十分为难的是他们的食宿问题。张国华经过权衡利弊后，与谭冠三、阴法唐商量，把这些远道而来的革命小将分成两部分来安顿，一部分住在招待所里，那是从前的小昭寺；另外一部分就住在功德林寺，那是从前西藏一位很有名的喇嘛的寺院。

此时，张国华首先想到的是，无论如何要保持拉萨和全西藏的稳定，而要保持全西藏的稳定，拉萨的稳定无疑是一个风向标。这么思考的时候，张国华也不无担心，经历过全面武装叛乱的西藏高原，是丝毫经不起折腾的。如果稍有风吹草动，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所利用和煽动，西藏又将出现不稳定的势头。

张国华心急如焚。打仗的时候也没像此时一样忧虑和担心。

他指示军区、自治区成立了红卫兵辅导站，地点设在军区第二招待所，专事红卫兵联络工作。由军区副司令员曾雍雅（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与任荣同时调任到西藏军区工作，后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任辅导站的组长，开始接触一批又一批本地和外地来串联的戴着红袖章的青年人。

西藏民院的红卫兵到达拉萨的第三天，大概是12月23日，张国华就到招待所来看他们。他很热忱地表示欢迎，说：“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是最好的先锋队，也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欢迎你们参加指导西藏的‘文化大革命’工作。”

他的话是真诚的，他真诚的话语令红卫兵们欢心鼓舞，也倍感温暖。虽然这些青年人身上此时正滚动着革命的热烈火焰，但他们毕竟还是一群孩子，大部分人是远离故乡来到寒冷的高原，眼前的司令员、书记有着他们的父亲甚至爷爷一般的年龄，他们当然感受到了长辈的和蔼和慈祥。

多年后，当年的红卫兵王树林有这样一段见过张国华的回忆：我们刚到拉萨没几天，由于前一阵长途跋涉，疲劳过度，再加上当天晚上的“西藏日报”救火事件，我整整在宿舍躺了一天。傍晚时分，一辆军用小吉普开到红卫兵接待站，两位英俊的军官来到住处找我。那位年轻一点的军官介绍道，他们是军区司令部的，另一位是张国华司令员的秘书叫党雨川。张司令员已知道我们来到拉萨，特地派他们前来看望我们。我想，是不是红卫兵接待站的汇报，张司令员能如此快地知道了我们的到来，并立即安排秘书前来迎接，前来看望，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温暖的事。在西藏，尤其是“文革”期间，形势一天一变，张司令员的工作肯定是繁忙不已的。他居然把我们的这件小事也放在心头，极其认真地做好安排，我深感震动。党秘书给我们带来了一听奶粉和一些水果，说是首长叫带的。他问了一些我们路上的情况，以及来藏的打算和要求。临走时一再嘱咐我们，这里不是内地，一定要当心身体。张司令员正在安排时间见你们一次，希望你们不要乱跑，到时候找不到你们……大概是到达拉萨后的第四、五天吧，我们正在罗布林卡参观，遥望着那里到处乱跑的猴子和驯鹿，接待站的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军区来车接你们啦，张国华司令员派车来接你们了。”我们坐上了军区派来的车子，绕过市中心，开进了军区大院。在一个像接待室的大房子里，党秘书和那次一起来的军官、战士们让我们先坐下休息，说：“司令员正在开会，过一会儿来看你们。”过了最多半个小时，接待室的边门开了，张国华司令员带着好多首长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我霍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张司令员的手。党秘书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我记得那天来看我们的还有任荣副政委，陈明义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阴法唐等等。围着会议桌坐定之后，张司令员用他那亲切又豪放的江西话说到：“欢迎！欢迎内地的红卫兵小将到西藏来！我们来晚了，这两天有点事腾不出身来看你们。我们西藏比内地落后多啦，希望你们把内地的好经验、好方法带到西藏来。生活上，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们，我们尽力帮助！也希望你们能把驻藏部队和翻身农奴对党对祖国的情深厚意带到内地去，让更多的内地同志了解西藏，了解军队……”“你们还有什么要我们帮助的吗？……”

寒暄之后，我便告诉司令员，我这次来藏主要是想作点社会调查，最重要的是想把毛主席纪念章和语录袋送到边境，亲手送到第一线的边防战士手里……。

“你们一定要去边境？”我发现司令员眼里出现了一道说不出的感动。“这些礼物是我们从北京千里迢迢带来的，一定要亲自送到边防战士手中。”我坚定地重复一遍。“这件事……可不太好办……”他十分犹豫地边说边转过身朝着陈明义副司令员笑着说道：“老陈啊，这几个娃子要去边境送毛主席纪念章，你看怎么样？”陈副司令员一直在望着我们笑，并没有表态。张国华司令员得不到响应，也感到问题略有些棘手，便转过身来说：“别的事都好办，就是去边境第一线，安全问题是大事。出了一点差错，我们可不好交代的……这样吧，你们把纪念章、毛主席语录袋交给我们，由军区负责送去，保证没有失误，行吗？”我感到问题开始难办起来，司令员都没办法，谁能帮忙呢？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居然当着这么多首长的面不同意司令员的建议，坚持说道：“这些纪念章和语录袋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如果请你们转送，还不如从北京邮寄呢，一样能寄到。我们千里迢迢过来只是为了亲自到边防并亲手把东西送上去，我们就是这样想的……”我越讲越激动，越讲越感到委屈。“好啦!好啦！你们的心意我们是理解的，但做事必须要严谨，让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吧……”司令员没把话封死，“走，去食堂吃饭吧！”在军区首长食堂，司令员让我陪他一齐吃饭，石吕平同学随其他首长在另一间房入伙。我们这一桌只有司令员、任荣副政委和我们三个。伙食十分简单，三菜一汤，一盘大蒜炒肉丝，一盘青椒土豆丝，还有一盘清炒凉瓜，汤也是简简单单的豆腐汤。我清楚地记得张司令员吃的是一种杂粮饭，给我和任副政却是天津小粘米饭，喷香喷香的。我二十多岁了，这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种米饭。任副政委告诉我说：“这种天津小粘米产量极少，司令员只是招待贵宾时才用的。今天我也是沾了你的光才吃上一碗。”

“那司令员吃的是什么？”我问。

“司令员身体不好，血糖高，还有好多病，医生只让他吃杂粮，不能吃细粮，好的东西不能吃。”任政委解释道，“这叫做贫穷病，一辈子只能吃五谷杂粮，有福不能享……哈哈哈。”

张司令员拣了一块凉瓜给我：“娃子，这是好东西，你们上海人不爱吃，但你到了大西南，一定要学会吃这种东西，是清火排毒的……”

听了这句话，我一连吃了几块，尽管有点苦涩涩的，但还可以适应。这是张国华司令员第一次教我吃苦瓜，几十年来，我越来越爱吃苦瓜，每当我吃苦瓜的时候，就想起了张国华司令员。

席间，张国华问起了一些北京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阴法唐回忆说：“当时，全国的形势不容张国华有太多的思考，为了紧跟形势，只能表示欢迎红卫兵小将的到来。”

红卫兵是西藏文化在革命的新鲜的血液？开展何种革命活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将如何？这些疑问淤积在张国华心里，始终没有答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