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地域性很强，在福建一地，代表人物首推陈寿祺。他学通汉、宋，世称“通儒”，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等一大批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人物。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学术大师。
陈寿祺，字恭甫，一字苇仁，号左海，晚自号隐屏山人。闽县人。他出身于耕读世家，父亲是贡生出身的民间私塾教师。他“不饮，不弈，樗蒲不入座，惟手不释卷”。 少年时就师从大儒孟超然。孟以国士待之，并预言：“十年后，福建有通儒起，陈生是也。”
他十八岁时，向朝廷献百韵诗并序，沈博绝丽，传诵一时。考中进士后，成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但他要求回家尽孝，不愿做官。在父命之下，无奈做了广东乡试副考官 、河南乡试副考官以及京师会试同考官等一些文教方面的官职，成为记名御史。后来陈寿祺父母相继去世，他执意辞官回乡。辞官后，他被阮元请到诂经精舍。阮元纂群经古义为《经郛》，各种条例都是出自陈寿祺之手。他后来又主持泉州清源书院十年，鼇峰书院十一年，与诸生言修身励学，教以经术，作义利辨、知耻说、科举论以示学者。他还奏请将明儒黄道周从祀孔庙，得到批准。
陈寿祺寓＂经世致用＂思想于教学实践和改革书院的活动中，为沉溺于理学窠臼的福建学坛注入了一股新风，使福建学坛摆脱了理学的束缚，形成了汉学、经世致用之学、今文经学与理学等诸学并存的新局面，为处在社会大变革前夜的福建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也为孕育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培育了沃壤。
陈寿祺会试出身于朱珪、阮元一门，走的完全是汉儒的路子，加上与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等人的交游，他“学益精博，解经得两汉大义，每举一义，辄有折中。”专为郑、许之学。以疏通经传，与同年张惠言、王引之并负重誉。
他著有《五经异义疏证》，《左海经辨》，《左海文集》、 《绛跗堂诗集》等，诗歌沈博绝丽，有六朝三唐风格。他渊深厚实的学问以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观念皆沾溉其诗歌创作，使其诗体现出学人之诗的特色。具体表现为，用典雅正博综、喜用“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直至创作了一些“学问诗”。这种学人之诗的创作倾向，营造出一种沉郁典重、恢弘奥博的诗风，使闽派诗风为之一变，影响至近代。比如有一首《喜得家书口占长句》：“又是山城半载过，客中是处寄吟窝。人如明月圆时少，友似东风散处多。一第艰难负镫火，十年贫贱托诗歌。家书乍报高堂健，今日春晖喜若何。”
在文体方面，陈寿祺表现出某种过渡性。一方面坚守汉学方法，另一方面又注意到了时弊，并反思汉学弊端，再次重视理学修身的重要性，表现出很强的经世精神。他的文论也由早期纯粹的汉学之论转变为以“立诚”、“有用”为宗旨，体现出汉宋调和的特色，而区别于同时代的古文风格。
在方志学方面，他主纂道光《福建通志》原稿共400卷，其中《地理沿革志》、《金石志》、《方言志》、《列传》及陈寿祺自撰的《形势志》、《山川志》，都广征博采，丰赡翔实，堪称力作。
陈寿祺的儿子陈乔枞也是一位著名学者。
陈寿祺于六十四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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