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是春秋时期郑国郑武公之子，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被称为"春秋三小霸之首"，是郑国第三位国君，公元前743年―公元前701年在位。
《左传》从开篇的隐公元年便开始了对郑庄公一生活动的记述。由于《左传》是维护周礼，崇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伦理评价。同时，《左传》以儒家思想为基准来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其目的是以史为例， 宣扬礼对人的行为规范，警示统治者以礼治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左传》中，对郑庄公的评价是以贬为主的。
而司马迁作《史记》时，虽然参考了包括《左传》在内的诸多史料，但司马迁在继承《左传》中的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对人物进行了改造。以郑庄公为例，司马迁在他身上融入个人情感偏好，对郑庄公加以重塑，对他身上“礼”的成分有所取舍，突出了郑庄公积极进取的一面。
《左传》中的郑庄公
周朝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地位急剧衰微，周礼也因王室的式微而逐渐遭到破坏。而从鲁隐公四年至鲁桓公十一年，郑国在郑庄公统治下成为诸侯一霸。郑国能在诸侯中脱颖而出，在于郑庄公足智多谋，善于“用礼”。
随着周王室统治地位衰落，郑庄公于鲁隐公九年 “假王命伐宋”， 隐公十年又不按礼法“以枋易许”，终于激怒了周桓王。桓王怒郑伯无礼，帅 蔡、卫、陈众诸侯伐郑。“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这还不算，在蔡、卫、 陈等国军队逃跑、郑国胜局已定的情况下，郑庄公却围王师，并用箭射中桓王肩膀，这无疑是对周礼的极大蔑视与叛逆。这一举动使得周王威严扫地，造成周朝秩序名存实亡，“破礼”之深， 叛道之强，可见一斑。
隐公元年,， “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打败弟弟共叔段，共叔段逃到国外。 与此同时，与共叔段同谋的母亲姜氏被流放到 “颖” 。虽然共叔段的做法也是违礼的做法，《左传》对共叔段的做法也执批判态度，但《左传》直称郑庄公“讥失教也” ，说郑庄公本来就有杀段之心。郑庄公对他弟弟的做法是“本欲养成其恶而加诛，使不得生此郑伯之志意也。”
《礼记》上说: “孝子不服暗， 不登危，惧辱亲也。”意思是孝子不于暗冥之中做损害亲 人之事，不于暗中从有违礼之事。郑庄公知道母亲对段从小疼爱有加，也早已知道姜氏与太叔段有联系，为何不加以制止，反而 姑息养奸呢？若真为孝子，当予灾难没有发生之前给以劝止，可郑庄公却没有做，其目的不言自喻。
礼法上的“孝”，最基本的要求是善待亲人。姜 氏是郑庄公最亲之人，按春秋 “嫡长子” 继承制度，正是因为申侯之女姜氏显贵的身份，郑庄公才得以继承郑武公之位。而郑庄公却没有因此感恩戴德，在母亲为内应还没有成为既定事实之前，便对其实施流放，连基本的 “事亲”都没有做好，是大不孝之行为。
《左传》还用郑庄公接下来的丑陋表现，揭露了其虚伪尊礼的本质。郑庄公把母亲流放到“颍”，并发誓 “不及黄泉, 无相见也” 之后，天下的骂声不绝，郑庄公这才意识到这样做对自己的形象不利，采取了颍考叔的建议，用“掘泉见母 ”这种偷换“黄泉”概念的方式，加以挽回恶劣影响。这种做法的妙处是通过“掘地”扩大声势，造成 轰动而取得美名。“掘地”之举可谓利用 “礼”之旗帜壮大声势而使 “天下誉”。所以后人评价郑庄公这件事时说: “郑庄公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迷惑对方，铲除共叔 段和姜氏的势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郑庄公的谋略被运用得巧妙绝伦，神乎其技。”
利用 “礼”遮盖自己的志向而取信诸侯，是郑庄公的常用手段。在“桓王伐郑”一事中，郑庄公将权谋和 “礼义” 运用到了极致。
桓王伐郑时，郑庄公没有像处理共叔段叛变那样主动出击，而是采取“自卫”之策，以合乎“礼”。此时的郑国实力异常强大，周王只有陈、蔡、卫三个弱国相助，胜负亳无悬念。郑庄公如果是单纯自卫的话，当王师败迹出现时，就应及时停止战争。但郑庄公却在祝聃箭射王肩，做出大逆犯上之举后,并没有惩罚祝聃，可知这一箭是郑庄公是暗中授意的。
郑庄公为了赢取声誉，没有对周王室赶尽杀绝，反而遣使慰劳周桓王及其左右，这种做法是利用“礼”而掩盖犯上之举。此役之后，周天子地位扫地，完全失去影响力，郑庄公却因战中细节处理完美而赢得有“礼”之名声。郑国是春秋时期第一个露脸的诸侯，实力强大，为何春秋五霸没有郑庄公呢？为何大家从始至终没有承认郑庄公霸主的地位？这与郑庄公战后阴于“用礼”脱不了关系。郑庄公极善利用“礼”来美化自己，他的 “礼”是虚伪的，是不被人认可的。
《史记》中的郑庄公
到了《史记郑世家》中，司马迁却树立了与《左传》里完全不同的郑庄公形象，不仅在记叙手段和描写方法中对郑庄公有所偏爱，在“礼”的内涵方面，太史公对郑庄公“礼”之行为也有了新的评价。
《史记》在继承《左传》中的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改造。《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以“礼”作为标准以彰显人物善恶，司马迁则融入个人情感偏好，对人物加以重塑，对《左传》人物形象身上“礼”的成分有所取舍，突出了人物积极进取的一面。郑庄公就是典型的代表。
司马迁对郑庄公的偏爱，“郑伯克段于鄢” 一事便可见一斑。《史记》载：“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邹溃，段出奔共。”
《史记》在这件事的记载上与《左传》有两处很大不同：一是庄公“伐京”前与共叔段已有一战，；二是《史记》说是共叔段先发起叛乱，而非郑庄公主动攻击。按司马迁的逻辑，共叔段违礼在前，庄公应战是顺礼而为，是正义的。
此外，《史记》所载郑庄公与其母之间的事件也有变化。《史记》加入了姜氏不喜欢郑庄公的原因：“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由“恶”到"弗爱”，削弱了姜氏对郑庄公“恶”的程度，缓和郑庄公与姜氏之间的矛盾，弱化了郑庄公对其母无礼的影响。“掘地见母”则是因“居岁余，己悔思母。”，是对母亲太过思念而后悔，在后悔之下做出的举动，正面塑造郑庄公的孝子形象。
《左传》记载了郑庄公发动的对他国的九次侵略战争，《史记》只做了一些简要提及。郑庄公与鲁隐公“易紡许田”之事，是违反周礼的不道德行为，但《史记》中却未记录此事，故意隐去这个行为，塑造郑庄公“礼孝兼备的雄才大略”之君形象。
郑庄公形象嬗变原因
司马迁为什么要塑造出全新的郑庄公形象？因为太史公褒贬人物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惩恶劝善，鼓励个人立名立节，劝诱为 政者清平善贤。
维护宗法秩序的礼乐文化行至春秋末期，已经 出现性质上的演变。尤其在“礼”的作用方面，春秋初期人们对“礼”的关注偏重在礼的形式上，且 不论礼是否符合人性道德准则，一味重礼而不见 “人情”。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礼”并没有 在诸侯大夫的思想中渐行渐远，相反，时代的变迁让他们对礼重新定义，“礼”的内涵出现了损益， “礼”的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
郑庄公生活的时期，周礼的秩序 性已经被大大削弱，但郑庄公政治军事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按“礼”而为，且不论“礼”的外表下是否深 藏阴谋，太史公对郑庄公此种做法是认可的，在一个无礼的时代，太史公更看重的是对“礼”的态度坚守。
“礼”随时代的变化而体现出不同的内容，从“周礼”之初的严肃性到威信扫地，历经了性质的改变。太史公也认为“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太史公看来，礼须“近性情”，须“人情'。“缘人情而制礼”是为了约束人的行为规范，从道德和人伦上达到人际关系之和谐，太史公眼中的“礼”悄然变成大一统社会中的社会规范。这种社会规范指导并感化着社会生活的群体，由人情提出的人伦，可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郑庄公在对待母亲姜氏、周天子的事件中确实有做错的地方，但是从大的层面来说，郑庄公能够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最合人情、符人性的做法，因此，太史公省去了这些细节,重新塑造了郑庄公。
缘
之序
礼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礼”重在强调对人的行为规范起约束，其中“尊尊”的性质更重，以“亲亲”之核心思想来感 化人，使人际关系和谐。太史公强调“乐”在制礼 时的重要作用，“制礼须缘人情”需要考虑人性，对 传统的“礼制”思想的认识已经有了新的角度。
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追求治道的规律，回答何以有汉朝兴起的历史发展这个问题。郑庄公统治时期的郑国，国力昌盛，能得到骨子里任性好侠的司马迁的的偏爱便顺理成章了。
《左传》和《史记》着力点的差异
《左传 》作者对郑庄公的形象评价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 涉及到很多方面。 如在“郑伯克段于鄢” 中涉及到兄弟、母子关系;“周郑交质”和“射中王肩”事件 中涉及到君臣关系;与许国之间发生的事件就涉及到郑庄公关于如何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对国家治理方面的关系。
《左传》以君子的口吻对郑庄公评价，都是以儒家的“克己复礼”思想作为衡量标准的。这 是因为《左传》的作者生活于春秋末期、战国前期, 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但由于作者信仰儒家思想, 所以在编著《左传》时就把自己“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渗透在其中了。
《左传》企图通过书中的评价来影响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实现周初以礼治国的愿望，这也是与孔子的思想保持一致的。在编著《左传》时，作者的这种思想毫无保留地体现在对郑庄公的评价上。虽然作者并未完全以周礼为标准来衡量郑庄公, 但却完全用儒家的思想来看待郑庄公的。带着这样的思想来记载、描绘和评价郑庄公，显然不可能给人们一个客观的郑庄公形象。
司马迁处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其创作有主观因素，也避免不了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不管是哪一方面，儒学都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司马迁眼中，郑庄公对待其母虽有不足，但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从大局上看，是符合礼之规范的，因此略去了庄公与其母之间的细节，改变了传统的郑庄公形象，塑造了一位“礼孝兼备的雄才大略”之君郑庄公。
而在《史记》中，郑庄公可谓叱咤风云，横行一方,却没有失美誉于众诸侯，反而贏得君子的赞扬。他智用权谋，制节谨度，敢于“破礼”，善于“用礼”，是一位善以“礼”而施权谋的霸主。他从“礼”的角度，将处理手足之情、母子关系、君臣上下关系时的不到之处遮盖得尽美尽善。言其敢于“破礼”暗存郑志，善于“用礼”阴以权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性化、典型化，血肉丰满，极具立体感的郑庄公。
《左传》与《史记》中树立的郑庄公形象有很大差异，司马迁不仅在记叙细节上作了修改，在记叙手法上也做了深层的加工。因而郑庄公是一幅“礼孝兼备”的形象。可以说，“礼的损益”与司马迁的个人情感，对郑庄公形象的重新塑造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对郑庄公的评价大多是否定的。但是客观的说，从历史的角度去看，郑庄公并不是什么“伪善”、“违礼”的君主，而是旧时周礼时代的惯性与春秋初“礼崩乐坏”时代影响挤压下，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诸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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