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
孟子研究院特聘副院长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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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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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这一节所引的诗句见于《诗经·小雅·节南山》。朱熹《章句》说：“节，截然高大貌。师尹，周太师尹氏也。”诗句的意思是赞颂周太师尹氏，声名赫赫，如终南山的岩石巍巍矗立，为民众所瞻仰，他能以身作则，成为民众的楷模。
在引诗句之后说：“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朱熹《章句》解释：“辟，读为僻。僇，与戮同。辟，偏也。”“偏”就是偏私、不正。“戮”有刑杀、灾祸的意思。《章句》解释句意：“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谨。若不能絜矩而好恶殉于一己之偏，则身弒国亡，为天下之大戮矣。”意思是说，执政者处于被民所瞻仰，从而上行下效的地位，所以其言行不可以不谨慎。如果他不能实行絜矩之道，不能根据人民的好恶而好恶，而是好恶出于一己之偏私，自以为是，独断专行，只顾谋取自己的私利，那么就会有杀身亡国的大灾祸。这是《大学》对执政者提出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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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这一节所引的诗句见于《诗经·大雅·文王》。朱熹《章句》说：“仪，《诗》作宜。”“师，众也。配，对也。配上帝，言其为天下君，而对乎上帝也。监，视也。峻，大也。不易，言难保也。”诗句的大意是，当商朝的统治者没有失去大众的拥戴，他就能为天下君，配享上帝。执政者应该以殷商的兴亡为鉴诫，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遵循天命而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这样才能保天下，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在引诗句之后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朱熹《章句》：“道，言也。引《诗》而言此，以结上文两节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则所以絜矩而与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这里的“道”是说的意思。引《诗》“以结上文两节之意”，也就是说，第三、四、五节的意思都可归结为“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桀是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他暴虐，违反了天命和民心，所以天就选择了商汤去征伐夏桀；纣是商朝的最后一个君主，他也暴虐，违反了天命和民心，所以天就选择了周武王去征伐商纣王。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最根本的就是失去了民心，被人民所反对。而得天下者最根本的就是得民心，被人民所拥戴。孟子实际上也是用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讲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如何得民心、如何施政为民的问题。朱熹认为，有天下者如果能常存此心而不忘，实行絜矩之道而“与民同欲”，那么就可以“自不能已”。“已”是停止的意思，“自不能已”就是保天下而江山永固了。《大学》讲的是“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实际上就是孟子说的“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意思。
朱熹说的“与民同欲”，也就是与民同好恶，意思大致同于孟子所说的执政者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民之忧乐，实也就是民之好恶；“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实也就是与民同好恶。因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所以上下同心，休戚与共，执政者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支持，也就可以使江山永固了。在周朝的文献里常用的一个词语是“祈天永命”，意思是祈求上天能常保周朝的天下永远延续。如何才能“祈天永命”呢？周朝的统治者总结夏、商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就是一定要服从于人民的意志，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所以执政者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能够“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就可以“祈天永命”了。
朱熹说的“与民同欲”，这个“欲”也就是《尚书》里面讲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欲”。“与民同欲”也就是执政者要服从于人民的意志，与民同好恶、同忧乐。我们以前对朱熹说的“与民同欲”注意不够，这里首先是对“民欲”的肯定，可以看出在朱熹的思想中“民欲”并不包括在他所说的“灭人欲”之内。宋代理学家有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叫“存天理，灭人欲”，如果把这句话绝对地理解为要灭掉人的欲望，那就是把“天理”和人的欲望对立起来了。实际上，朱熹说的“人欲”也特有所指，如他说每个人都要穿衣吃饭，这是“天理”，而总想着锦衣玉食，吃穿都追求豪华奢侈，这就是“人欲”。朱熹的本意，是以“人欲”为违反“天理”的过度的欲望。但是这句话在流行之中被绝对化，好像人的欲望都是不好的，要灭掉人的欲望。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这句话往往成了强者对弱者的要求，占有强势地位的人要求弱势的社会下层要“存天理，灭人欲”，这样就成为理学流行中的一大弊端。到了清朝的时候，著名的思想家戴震就曾批评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成了“以理杀人”。但是从朱熹说的“与民同欲”看，他对“民欲”是给予肯定的，而“以理杀人”是理学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一个弊端，这可以理解为是“道德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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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朱熹《章句》说：“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谓明德。有人，谓得众。有土，谓得国。有国则不患无财用矣。”上文第四节说“有国者不可以不慎”，本节的“君子先慎乎德”，是接着上文的“不可不慎”而言。“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也是承上文“得众则得国”而言，这里的“此”相当于“则”。如何“得众”？执政者“有德”才能“得众”，即本节说的“得人”。“有人此有土”，“土”是指国土，所以《章句》说“有土，谓得国”。为什么“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如《章句》所说“有国则不患无财用矣”，这里的“有国”是以执政者“有德则有人”为前提。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朱熹《章句》说：“本上文而言。”上文指“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是“本”，如大树之根本；财是“末”，如大树之枝叶。必先有大树的根本，然后才能有大树的枝叶。
“外本内末，争民施夺。”《章句》说：“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外本内末”，就是以德（本）为外，以财（末）为内。如《礼记正义》孔颖达疏说：“外，疏也；内，亲也。”执政者“外本内末”，就是疏远、轻视德行，而亲近、重视财用。按上文所说，德是本，财是末，执政者应该首先重视自身的德行，然后才能得众、有国、有财用。如果君主“以德为外，以财为内”，不重视自身的德行，而只专注于扩充朝廷宫室府库的财富，那就是与民争斗，与民争利，掠夺国民的财富，这实际上也是教唆国民“劫夺”（抢夺）财富。
朱熹《章句》评论说：“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人人都希望得到财富，连孔子都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上）这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不能违背道义。对于执政者来说，也可以追求财富，但首先应该实行“絜矩之道”，“与民同欲”，“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如果“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只是追求执政者的财富，满足执政者的欲望，那么上行下效，民众也会各自争夺财富，这样就成为一个人人自私自利、争财夺利的社会。
“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朱熹《章句》说：“外本内末故财聚，争民施夺故民散，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这里的“财聚”是说执政者“外本内末”，与民争利而聚敛财富。这样的恶果就是“争民施夺”，上行下效，国民各自争夺财富，执政者也就失去民心，失众而民散，“失众则失国”。在《礼记正义》中，郑玄注引《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这里的“多藏”就是执政者与民争利而聚敛财富，其后果是“财聚则民散”，“失众则失国”。反之，执政者“内本外末”，实行“絜矩之道”，“与民同欲”，不与民争利，这样，执政者就“财散则民聚”，藏富于民，以自身的德行为民之表率，得到民众的拥戴，也就“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朱熹《章句》说：“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货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财货以明能絜矩与不能者之得失也。”这里是用言语的出入来比喻财货的出入。“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就是说你用蛮横不讲理的话对待别人，那么别人也会以这种说话的方式来回应你。“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就是说你的财货不是从正路得来的，那么这些财货也会不从正路而失去。在《礼记正义》中，郑玄注：“言君有逆命，则民有逆辞也。上贪于利，则下人侵畔。”孔颖达疏：“若人君厚敛财货，悖逆民心而入积聚者，不能久如财，人畔于上，财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众畔亲离，财散非君有也。”执政者“悖逆民心”，“上贪于利”，其后果是引起众叛亲离，社会动荡，政权被颠覆，统治者也财散而国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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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康诰》是儒家经典《尚书》中的一篇，记载周武王去世之后，周公平叛，封其少弟康叔于卫而发表的诰辞。《大学》中四次引《康诰》，可见对这一篇的重视。第一次是传首章引了“克明德”，第二次是传第二章引了“作新民”，第三次是传第九章引了“如保赤子”，本章又引引《康诰》曰“惟命不于常”。朱熹《章句》说：本节是“因上文引《文王》诗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宁反复之意益深切矣”。“上文引《文王》诗”就是本章第五节引《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本节再引《康诰》曰“惟命不于常”而申言之。《礼记正义》郑玄注：“‘天命不于常’，言不专祐一家也。”这是西周初年统治者吸取夏、商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诗经·大雅·文王》说“天命靡常”，《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多方》说“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代夏作民主”，《尚书·召诰》说周取代商乃是“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这些话都是要说明，天命不是专保佑某一家某一姓，而是只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辅助那些有德行的君主，如果王朝的统治者暴虐，违反了天心民意，天就选择有德行的君主取代暴君而改朝换代。
本节引《康诰》“惟命不于常”，是《大学》“丁宁反复之意益深切矣”，也就是反复叮咛告诫执政者，“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道”在这里也是言说的意思。归纳《大学》所引《诗经·大雅·文王》和《尚书·康诰》等经典的文句，《大学》所反复告诫执政者的就是：执政者有德行、做善事就能得民心、得天下；执政者无德行、不做善事也就失民心、失天下。
◎本文原载于《大学解读》（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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