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人们的想象和各种有关日本武士行为的著作中，武士被描述成忠诚英勇的杰出典范。在对待上级和下级的态度中，在言谈举止中，甚至在死亡之时，日本武士都要表现出不渝的忠贞。日本人对于忠诚的观念充满了儒家行为规范的准则，儒学可能早在约5世纪时就传入了日本。
日本武士的“忠诚”价值观
在封建时期，忠诚是武士和大名、军人家臣和领主关系的基础。日本封建武士除了要向大名尽忠之外，还有义务效忠于直系家庭成员中的长辈、宗族或武士团的首领，依照大名所建立的联盟，还要向其他武士家臣和领主效忠。另外，如果大名改变同盟，武士也有义务跟从。在日本中世和近世时期的不同年代，这种由效忠构成的相对等级也有所不同，但武士都要一直无条件地忠于领主。
在某些情况下，武士标准的忠诚可能要求武士坚守武士道而背离国家法律，因为武士需要把对大名的忠诚置于首位，所以有义务为主公的冤死复仇，以恢复主公的名誉，借此也可提升武士自身的荣誉，不幸的是，武士道的道德伦理有时与国家法令和公民行为规范相矛盾。
在众所周知的日本四十七浪人赤穗事件中，武士道德准则与幕府法令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紧张局势是一个重要因素。事件发生在1703年1月31日的早晨（不过现在日本在每年的12月14日纪念这一事件），已故的赤穗藩大名浅野长矩（1665年-1701年 ）的家臣旧部，突袭吉良义央防备森严的江户宅邸，将吉良暗杀，为浅野之死复仇，伸张他们所谓的正义。
据说，浅野长矩在江户城参加将军的招待会时，由于吉良的疏忽或是误导，使浅野的举止有违宫廷礼仪。吉良在当时是德川幕府的礼仪总管，负责使来城堡访问的家臣保持端正得体的行为举止。据说吉良傲慢的态度激怒了浅野，以致浅野盛怒之下在将军的城堡内拔刀相向。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迅速地激起了将军的回应，他决定浅野必须切腹自尽作为惩罚。
由此浅野长矩的领地播磨国（今兵库县部分地区）成为幕府财产，他的家臣也成为了浪人（无主的武士），在这些家臣中，有47人起誓要为主公之死复仇，这些忠心耿耿的浪人在杀死吉良之后，将其头颅切下祭奠在主公浅野的墓前。
对幕府而言，恰当处理此次复仇事件，从很多方面都困难重重。德川幕府曾促进武士道规范的推广，根据武士道规范，武士最重要的原则是对大名至死尽忠。但是，这47个浪人公开触犯公共法律，犯下团伙暴力罪。另外，浅野的旧部通过暗杀吉良，试图纠正他们所认为的将军对主公不公正的处罚，并在都城展开报复行动。
因此，从这两方面看来，他们肆无忌惮地挑战了幕府的权威。幕府决定，这些家臣要集体接受惩罚，命令他们切腹自尽。也许因为这47个浪人接受训练持守悠久的武士道，并且他们的死被看作殉死之举，所以，他们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这令德川统治者十分恼火。之后在1748年，出现了以此为题的戏剧，名为《假名手本忠臣藏》，它成了后世记述这一事件的范本。
日本武士的“名誉”价值观
日本武士除了要履行职责之外，还要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负责，他们的举止会影响到领主、祖先和后代。原则上，日本武士的行为被视为个人品质的反映，但同时也会影响到家庭的声誉，可能会提高或损害领主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比如，在日本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创作的武士传奇《军记物语》中，频繁提到耻辱和名誉，它们指的是个人、家庭成员和祖先的名声。以下为《军记物语》关于日本武士“名誉”价值观的记载：
名誉包含在一个人的姓氏之中，因此家庭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成员都共同享有同样的名誉，这一观念在12世纪的日本社会深入人心。因此，在日本武士中，名誉对武士来说有另外一层含义，也就是说武士除了持守个人的美德之外，还要持守对家族、宗派和领主的忠诚，他们也许姓氏不一样，但是一定共同拥有同一个集体名誉。正如名誉存在于姓氏中或通过姓氏来共享一样，家族（指领主与其家臣）或宗派的耻辱，也是由家族纽带或效忠、保护的关系联结起来的所有人共同担负。
日本武士的“恩义”价值观
因为武士意义之所在就是责任，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日本武士的价值准则就取决于"恩"和"义"的相关概念，这些原则影响着武士对待土地、自我保护和上战场作战的态度和行为。"恩"可以定义为由接受物质利益而带来的恩义，"义"指在得到物质或其他恩惠时应加以回报的义务，也就是社会责任。
各种不同的关系都会带来责任，比如武士和主公，个人和家族，员工和雇主，或者臣民和领主。对封建武士而言，由于得到了领主的雇用，而获得土地和政治保护以及其他的相关物品，如盔甲和武器等，所以武士应该报答领主重如泰山的恩义。
因为武士的生存依赖于领主，所以其中的恩义和相应的责任使得回报无法测度。武士在这种牢不可破的恩义关系中，肩负着巨大的责任，这样沉重的恩义使得武士必须要至死追随主公。
如果有人没有尽到这种责任，那么负疚的一方可能要面对社会的蔑视甚至被完全弃绝，由此不仅会让自己的名誉受损，也会让整个家族甚至整个领地蒙羞。这种恩和义理相互关联的作用，是封建武士社会结构的中心，在今天的日本也依然重要。
日本武士的“举止和外表”价值观
外表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复兴中开始成为众人关注的重点，当时贵族们都注重审美修养和优雅品位。从平安时代末武士崛起开始，日本武士身上已经具备一些显著特征。武士手册规定了披戴盔甲的程序，到中世末期，已有人汇编书籍，指导武士得体的举止和战场上下适宜的穿戴。
虽然流浪的雇佣兵很少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但是武士中的上层人士认识到，外表大大影响着武士生涯的方方面面，从个人尊严到等级地位甚至权力的获得。在战场上，头盔和铠甲清楚地表明了武士的等级、所属部队甚至祖籍，武士的便服追随朝廷贵族一直偏爱的风尚，这也许反映出，武士统治者虽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在一个崇尚贵族的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向往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
在日本江户时代，展现出时尚高贵的举止，一直是武士阶层高度关注的事情。当时，武士们到都城觐见将军时，都相互炫耀，彰显富贵。近世时期的武士更加关注衣着和盔甲上的装饰。在和平年代，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投入到这些事情上面。
随着对仪表的装饰日益普及，还有演员和娱乐区其他艺人的舞台装扮日益大众化，日本武士也可以化妆了。德川幕府颁布了有关不同等级的武士在各种场合得体着装的规范，并且规定只有武士才有权在公共场合佩带一长短两把剑。和之前的时代一样，武士手册规定武士阶层得体的举止和习俗。在江户文化中，武士举止和仪表很多方面的规范，都是为了保证武士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荣誉。
日本武士的“婚姻”价值观
日本武士生活中的婚姻和其他方面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武士道作为道德规范，必然包括指导君子协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的儒家原则。日本武士的妻子与子女对一家之主要绝对服从，这是儒家思想影响日本封建社会的有力明证。妻子若不敬重丈夫，会被视作破坏了家庭和谐，甚至社会秩序。
从12世纪起，联姻一直受到日本武士的极大关注，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不均衡和权力斗争往往会牵扯到家庭关系，家族间的军事联盟可以通过战略联姻而缔结或巩固。这样的纽带在日本战国时代（1467年-1568年）尤为关键。
日本武士的婚姻制度结束了平安时代贵族婚后入赘、同族联姻和一夫多妻的婚姻习俗。这一变化可能部分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因为中世时期日本贵族的婚姻中，迎娶远方家族的女子的情况越来越多。而在小范围内联姻，对于野心勃勃想要扩张领土或者扩大国同盟的武士家族来说，则几乎没有什么优势。
另外，以婚后入赘的习俗为例，日本武士夫妇一般居住在新娘家中，而一些武士已经在自己家族居住地内积累了土地、军事力量和政治关系，他们还需要对领地密切监管，入赘对他们来说并不实际。军事统治阶级却没有采取更长久婚姻的做法，而乡村的平民常常在战时加入军队，他们被束缚在所耕种的土地上，并持续一夫多妻和其他流传下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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