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信息速食的时代，我们鼓励学生通过毕设，深入接触人与事，用多元的视角呈现复杂的真实，书写当下，记录历史的片段。
此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毕业设计系列展示（一）
作者 | 樊琨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专业硕士
指导老师 | 白净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前言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冷兵器时代，城墙作为城市的边界，为一城百姓抵御战乱，见证朝代兴衰，是一个民族威严的象征。
近代以来，城市扩张，城墙的防御功能、划分边界功能消失，封闭型城墙开始受到各种时代因素的挑战。当人们意识到城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时，不少城墙已被环城公路替代。
仅存的城墙是中国五千年城市文明的证物，如果得不到科学保护，将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遗憾。
从明清城墙申遗项目启动，到2020年，十省十四市组成了中国明清城墙联合体，努力十四年，仍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明清城墙的现代价值何在？为什么明清城墙申遗是多城市集体申报模式？申遗为何迟迟不能通过？申遗要具备哪些条件？经历了哪些波折？
砖石砌筑的史书
“城”即城墙和其包围的区域，“市”指城墙内商品交换的场所，二者连称构成“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墙伴随城市而生，为一方百姓提供生存空间，带来安全感，也决定着城市的结构。
城墙不是明朝才有，中国申遗的城墙统称明清城墙，是因为明清是历史上大规模新建、改建城墙的高潮时期。在前朝遗留城墙的基础上，统治者结合当时的礼制重新设计规划，形成了南北形态各异、功能完备的筑城体系。在北方平原地带，城墙遵循儒家规整、对称的要求，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礼制建筑置于中轴线，道路与城门相连，城内格局如棋盘状，如西安城墙。南方则依循道家“因天材，就地利”的思想，让城墙走势符合山川河流，如南京城墙。
这套筑城思想反映了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城墙的营建中寻到古代城市的痕迹。
图1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文化遗产部主任刘斌在提到城墙的当代价值时说，“城墙是研究古代文明真实的证据，它的价值体系非常丰富。尽管城墙的防御功能在现代消逝了，但它还有景观方面的价值，包含建筑学、美学、政治学、哲学等多个学科内涵。通过城墙遗产，可以了解古代政权更迭、城市变化、科技水平等等信息。申报世界遗产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便是用国际通用标准阐释城墙在现代的价值，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刘斌所在的文化遗产部办公区位于南京挹江门城楼内。挹江门城楼是民国时期改建海陵门原址而来，原城门为单孔城门，改建后是三孔劵门，后毁于抗日战争。1946年复建，目前的城楼基本是民国复建。在不改变内部构造的前提下，文化遗产部增置了一些办公用品，一层还设有城墙分段的监控显示屏。
据刘斌说，南京城墙正在建设监测预警平台，按照国际上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建立完整的监测体系。城墙本体的风化、位移，以及周围大气、植被、地质等情况都将通过大数据统一反馈至监控中心。
图 2：挹江门城楼
刘斌说，一些城市过于看重申遗成功后的经济价值，实际上无论申遗成功与否，其意义都在于保护。比如建立城墙监测预警平台，就是引入国际理念，更精细化保护本国遗产的举措，保护的过程贯穿申遗始终。
从城楼出来，刘斌详细地介绍了挹江门周边的情况：“当年日军在挹江门举行过入城仪式，南京保卫战溃败后，这里也是城中军民撤退的地方，城下埋葬了许多死难者的遗骸，附近的绣球公园内就有遇难同胞挹江门丛葬地纪念碑。从这里走几百米到仪凤门，二战胜利后，南京政府在那儿建过日侨集中营管理所，关押过许多日侨和战俘。”
刘斌说：“南京城墙经历了二战，围绕城墙有许多与战争相关的史实，应该将这段历史与城墙申遗结合，向公众普及宣传。可惜的是，城墙作为警示性遗产的价值现在被弱化了。”
图 3：日军入城（图源网络）
挖历史的墙角
人们对明清城墙价值体系的认知，是从无数次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这一认知从“实用型”过渡到“文化型”、从封建社会的糟粕到现代城市文化的符号，经历了漫长的转型阵痛期。在这期间，无数城墙彻底消失，到如今保留完好的只剩不到二十座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墙在城市改造的浪潮中被拆除殆尽，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摧毁里，梁思成、陈占祥等人为新建行政中心、守护旧址文物提出的种种规划方案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拆掉阻碍城市发展的城墙成为大势所趋。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文物保护部的王天文是对南京城墙进行监测保护的管理人员，负责城墙本体及周边环境的保护巡查，如发现问题需要向上级报批城墙修缮工作方案。提到上世纪的拆城运动，他说：“在今天看来，当时兴起的拆城运动留给后人巨大的惋惜和遗憾，但我们不能苛刻地用现在的标准否定当时的决策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论是百姓还是政策执行者，都很难意识到城墙对中华文明的价值，用当时比较朴素的想法看，城墙的确是旧物，而且经历战火后许多地方都有安全隐患，破败不堪，拆旧建新是理所应当的”。
在普遍不重视城墙保护的年代，文保工作者想要凭一己之力守护城墙异常艰难，全国上下许多城墙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毁损和拆除，开封、洛阳、苏州、岳阳、成都、济南古城墙均未能幸免，南京城墙作为大型城墙更是受到现代化建设的冲击。
1954年，南京遭遇了两个多月的暴雨，城内严重积水，城墙浸在水里导致崩塌事故频现。鉴于城墙的安全隐患，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拆除南京古城墙。但也提到，对于有历史价值的部分，以及用于防空、防洪、景观的部分不得拆除。这次拆城的本意是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事情逐渐向不可控方向发展，两年后，由于城市建设的原因，拆城愈演愈烈，许多地段尚未得到批准就开始拆除。
朱偰是当时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面对逐渐失控的拆城，他写了一篇《南京市建设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登在《新华日报》上：
“由于南京市建设部门领导人对保护国家文物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即未能遵照上级政府指示办事，又未经与当地文化行政部门联系，亦未经征询人民群众意见，竟擅自拆除上级指定应该保护部分的城墙。”
朱偰先生等一批有识之士对拆除南京城墙所做的批评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随着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到来，拆城不仅没有被遏制，还有了扩大化的趋势。2020年1月，南京城墙“颗粒归仓”项目建成砖集馆。
据统计，该项目在三年内从民间回收了20多万块城砖，这个数字不包括已用于建筑或建设过程中毁损的部分，真正流失的城砖数目惊人。
图4：残破的太平门段城墙（图源网络）
修缮进行时
十年动乱，百废待兴。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中国迎来了文物保护的春天。城墙也第一次作为文物而不是城防工程进入人们的视野，历史对城墙造成的种种伤害，随着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开展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南京古城墙沿革及保护、维修建议》中有记录南京城墙当时的情况：人防在城墙上打洞164个，在城墙内挖隧道，长约十几公里，几乎能挖地段全都挖了。有些地段衬砌背覆马虎，曾有城顶塌陷，城墙开裂、倾斜的现象发生。此外，一些单位在城墙上随意开辟通道，在城顶占地建房，甚至种菜植树。
王天文说：“城墙的建成时间比较久，本身存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再加上近代以来战火冲击和人为破坏，城墙一些地段结构松散，存在安全问题。但是要区分复建和修缮，复建是违法行为，修缮则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大规模维修在2014年基本结束了，现在只对有隐患的地段进行维修加固。”自1982年以来，南京市政府加大了对城墙维护及整治周边环境的投入，据统计，仅2001年至2004年，用于城墙维修及周边环境整治的资金已超过5亿元。
图 5：南京挹江门段城墙上的提示牌
图 6：南京仪凤门段城墙上毁损的城砖
当提到城墙修缮原则时，王天文直言：“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城墙保护原则上要修旧如旧。具体维修尽量选用与城墙同色泽、同石质的城砖，运用仿古技术，但有时也要考虑当前条件。比如有的地段缺乏史料记载，制砖材料缺失，导致修的时候没办法按照原工艺，这时就会用到仿制城砖，将回收的老城砖砌于表面，顶面和墙芯则采用新城砖。维修城墙有时还要考虑景观需要。比如城墙外侧的雉堞，也叫箭垛，过去起到支撑遮蔽的作用，近代城墙不再用做防御后，很多箭垛都被百姓拆走或用作基建，现在看到的箭垛绝大多数是重新修葺的，跟原来的高度相比有所降低，方便观景。”
城墙的保护维修，规划设计贯穿始终。
在对南京城墙三十年的修缮中，王天文坦言不可能没有遗憾。过去城砖都是靠人工往上抬，比较危险，维修时缺乏精准的测量工具，更没有合格的设计单位，维修质量自然不高。后来国家文物局推行文物维修设计、施工资质制度，才对设计单位有了科学规范。现在南京市符合维修设计资质的两个单位是南京博物院和东大设计院。
“作为普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发现和保护城墙细小的问题，至于城墙的文化价值和铭文潜藏的历史信息，还有待专家们进一步发掘。”王天文说。
联合申遗是重要选择
2003年7月4日，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巴黎召开。会上经过各国代表投票，南京明孝陵与北京十三陵以全票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成功申遗，使得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的南京也有了第一个世界遗产，南京文物事业首次与国际接轨。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南京城墙才是南京市文物局最初计划申报的项目。
1998年，时任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写了一篇《南京明城墙距离世界遗产还有多远》的文章，登在了《南京日报》上，这篇文章初步确立了南京城墙的申遗设想。然而，彼时城墙周边的违章建筑随处可见，保护情况与世界遗产要求的标准相差较大。经过世界遗产理事会的建议，申报明城墙的计划被暂时搁置，南京市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了明孝陵遗址上。
南京城墙申遗的另一个困难在于单打独斗，有专家分析了国内申遗现状及世界申遗趋势指出：我国已有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两个古城类世界遗产，再申报古城类项目很难，项目“打包”申遗是提高申报质量，确保每次都能申报成功的一个办法。再者，现存的城墙涵盖了明清时期都城、府城、县城的城市体制，彼此间具有时间、空间上的关联性。世界文化遗产要求古迹具有原真性、完整性，有鉴于此，“抱团”申遗更利于从宏观视角看待遗产价值。
向左元是南京市文旅局文化遗产管理处副处长，他说道：“南京城墙一开始是单独向国家文物局提交申遗文本的，对城墙的价值研究和提炼是自发进行的。最终国家文物局决定联合申遗，这就要注重各城市城墙间的协调与联系。”
经过专家考察筛选，2006年，南京、西安、荆州、兴城四城市的城墙被国家文物局提名“中国明清城墙”项目，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排序第七。联合申遗意味着力量更盛，但体量浩大的城墙序列给申遗工作带来不少难度。自此，明清城墙踏上了漫长的联合申遗道路。
不断壮大的申遗队伍
2019年11月，十四座城墙的城市代表共聚开封，参加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第七次工作会议，展开了一次关于城墙保护与申遗的交流。至今，明清城墙联合申遗已走过十四年。
明孝陵申遗用时三年，大运河申遗用时八年，良渚古城申遗更是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在世界遗产申报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各申遗城市对城墙保护的认识、重视度不同，保护法规缺乏统一，十四年的申遗过程，也是各个城市加入申遗队伍、不断提高城墙保护水平的过程。
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申报程序，申请世界遗产需要一国先签署《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再将本国符合条件的项目列出一个预备名单，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备案。待项目进入世界遗产中心预备名单一年后，才有资格排队申报。
自2006年以来，城墙申遗项目不断有新成员加入。2012年，湖北襄阳城墙、浙江临海城墙、安徽寿县城墙及凤阳明中都城墙进入申遗队伍，八座城墙在更新后的预备名单中排序第十。这一年，明清城墙项目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备案。2016年，河北宣化城墙、正定城墙，福建长汀城墙、河南开封城墙、广东肇庆城墙、安徽歙县城墙也提请加入到申遗队伍中来，十省十四市组成了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的“8+6模式”。
回溯明清城墙申遗之路，有实质性进展的拐点是在2014年。在这一年的联合申遗工作会议上，南京众望所归，成为申遗项目的牵头城市。同时，会议决定在南京文旅局下设明清城墙联合申遗办公室。
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在会上表示：“确定了南京作为牵头城市，才算是明清城墙申遗的一个正式的开始。当初，大运河确定扬州为牵头城市后，又花了七年才成功。所以，关于明清城墙申遗，大家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接下来的道路还很漫长。”
城墙申遗队伍增加，更有利于将各城市拧成一股绳，规范保护管理体系。但进入这一队伍的标准也是严苛的。向左元介绍道：“明清城墙联合申遗办公室会把各城市的价值研究、环境整治、保护利用情况等进度列一个表，在每年的工作会议上评鉴比较。一些城市的城墙基础薄弱、保护条件有限，可能还会被淘汰掉。一个项目从申报到成功都要七八年、甚至十几年时间，我们希望国家文物局尽快做决断，稳定申遗队伍，这样有利于推动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6年，凝聚着研究者多年心血的中国明清城墙申遗文本递交国家文物局，这是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判明清城墙是否有资格进入名录的最根本依据。申遗文本详细说明了明清城墙根源，其中不仅包括城墙本体研究，还涵盖了城墙的建造工艺、审美艺术等非物质文化内涵。中国城墙向世界迈出了关键一步。
确定申遗标准
世界遗产如何评定呢？世界遗产委员会规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必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即这些遗产要具有其他遗址无可比拟的特性，它的价值不能仅限于本国，而是具有国际认可的价值，因而需要得到特殊保护。关于一处遗产是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了判定方法。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1993年，我国加入该机构，并成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China），旨在评估本国的文化遗产，提供专业咨询。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官网上，可以找到《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对“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说明：
《世界遗产公约》旨在认可“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遗产地”，其中，“突出的普遍价值”是指罕见的、超越了国家界限的、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的文化或自然价值。“突出的普遍价值”还要求所申报的遗产要具有完整性和真实性的特征，且有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
与文化遗产相关的主要是六条标准，一项遗产只要符合一条标准就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表1
《操作指南》还规定，申报文本内容不能仅仅说遗产符合这些标准，还要解释为什么遗产能够符合所选择的标准。例如，对于标准（3），应当详细说明该遗产构成独特或突出例证的原因，并且要确认承载这种见证的属性。
根据以上要求，贺云翱团队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初步认为，多地联合的明清城墙能为消逝的中华帝国文明提供独特的见证，符合标准（3）；中国城墙自6000年前建成第一座土夯城墙，经多个朝代改建，到明代达到了城墙功能系统与建造技术的顶峰，是中国筑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杰出范例，展现了中国筑城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符合标准（4）；明清城墙的建设结合了风水堪舆学，与自然环境相融，是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优秀案例，符合标准(5)。
“明清城墙”突出普遍价值的评定只是申遗必须的环节之一，要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还有许多潜在的政治因素。
一场国家间的较量
自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后，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潮从未停歇。到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时，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五十五处，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这一荣誉背后是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中国世界遗产数量的攀升，也意味着往后申遗会更难。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每年会对申报的遗产进行评估，但是，最终决定是否列入的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二十一个委员国。根据规则，只有2/3的有效票通过，项目才可以入选名录。因此，评估机构的论证结果是一方面，项目最终能否通过，还要重视委员国的意见。
近年来，个别国家结成利益同盟，在世界遗产大会上推翻咨询机构的意见，强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或阻拦他国遗产进入名录。这样一来，申遗不仅要靠遗产本身的价值，还是不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的角力。
在2016年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多国代表通过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最新修订，决定自2018年起实施“一国一项”的申报限制，同时针对尚没有世界遗产或至多有三项世界遗产的缔约国实施优先政策。这一决议对遗产大国来说是个限制。
向左元认为，这一理念的出发点是好的，从遗址共建共享的角度来说，非洲这些国家有很多好的遗产，却由于资金限制没有保护好，发达国家有义务对这些国家提供帮助。“但这一决定的确为城墙申遗增添不少难度。世界遗产包含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以及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三个类别，我国在申报时一般会每年选择不同类别的遗产，这无疑增加了城墙作为正式申报项目的排队时间。”向左元说。
《商丘日报》曾发表一篇《商丘古城墙应捆绑“中国明清城墙”申遗》的文章，文中分析了近二十年古城类项目的申遗趋势。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评定方面，过去重视城市遗产，现在更重视乡镇、农村遗产。从保护类型来看，过去重视“静态遗产”，如今则注重“活态遗产”的保护。古城类项目申遗在国际上可能面临重重阻碍。尽管大家对明清城墙寄予厚望，期盼其早日申遗成功，但目前来看，这一天仍不知何时到来。
南京城墙作为“老大哥”，正在通过城墙国际论坛、博物馆论坛等活动扩大影响力，带领申遗队伍夯实城墙价值研究、法律法规完善、监测体系建立等基础工作，争取中央高层的支持。
与现代城市共存
明清城墙大多隐匿于高速发展的现代城市，古老历史和现代生活碰撞交融，形成了集城、墙、河、林一体的城墙公园景观。自明清城墙申遗以来，各城市不断改善城墙本体及周边环境，通过举办各类比赛、展览向公众普及城墙的当代价值，明清城墙正在由历史文物转变为城市公共空间。
图7：玄武门段城墙
南京城墙台城段距离市中心不到三公里，是周边景观聚集众多，人流量较大的一段。
从南京地铁3号线“鸡鸣寺”站下车，步行约八百米穿过鸡鸣寺路，就能看到解放门城墙登城口。解放门旧称台城门，今泛指玄武门至太平门景区一带，是建国初期为方便交通、防空疏散新增辟的单劵城门。自2018年9月30日起，南京城墙对所有在宁大学生免费开放，凭学生证就可以免费游览城墙。
明代南京有四重城垣，分别是宫城、皇城、京城、外郭。清朝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关于城墙的叙述：“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小说中的“里十三”，也就是京城的十三座城门，而“外十八”说的是外郭有十八座城门。尽管“里十三，外十八”的典故为世人熟知，但外郭城早已不复存在。如今的南京明城墙主要指京城。
在解放门城口，往东，城墙沿着玄武湖南岸，绕过九华山北麓，由太平门向南；往北，城墙沿着玄武湖西岸，经神策门往西，在狮子山处打了个弯儿，又向东南延伸开去，两条路最终交汇，形成一个闭环。由解放门至通济门向东凸起，围合的区域便是旧时皇城的所在地。如今这里仍保存着明故宫遗址，城墙沿线还分布着诸如明孝陵、明东陵、朝天宫等明代遗址。六百多年文明的遗迹与现代化建筑相映成趣，形成了南京这座城市独具一格的景色。
2019年12月，台城展厅正在进行“七十里城墙·七十载岁月——旷古烁今的南京城墙”陈列展。这是一个利用城墙内部空间建成的小型展厅，除台城外，中华门、神策门都有类似的小型专题展览，介绍南京城墙的历史沿革、保护修缮、研究交流等。展厅内还提供VR游览城墙的付费项目，为游客营造沉浸式体验。
从展厅出来，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从解放门至太平门，是南京城墙现存保护状态最好、也是最高大宏伟的一段城墙，垛口至城外地面的高度普遍在20米，城顶宽也有9米。城墙上设置了语音导览提示牌，只要扫描二维码进入南京城墙小程序，就能使用覆盖全线的GPS语音导览系统，根据定位自动触发解说。
靠城墙北侧放置了一排明代大炮，虽已锈迹斑斑，但仍不失威武，显示城墙曾作为防御工事的身份。一路朝太平门方向走，隔一段距离就能看到供游人休息的石凳。透过垛口向北望去，玄武湖风光尽收眼底。另一侧的建筑排布协调，近处多是低矮的古建筑，远处才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这些景观得益于南京市多年来为城墙申遗所做的努力，按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标准，城墙15—50米范围内要控高，不符合标准的建筑按规定拆迁，要让古城墙“露出来”。从2014年开始，南京市委市政府在城墙统一管理、立法保护、环境整治、宣传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城墙能在现代社会融入市民生活，得益于流传至今与城墙有关的民俗文化。有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民间有“走百病”的习俗。在正月十五、十六日，北京、南京等地的妇女会在夜间结伴出行，她们身着白绫衫，过桥登城、观灯会、用手触摸寺庙大门的门钉，以求家庭人丁兴旺。这是一种驱灾求福的活动。
利用这一民俗，登城墙已经成为一项全民健身运动。自2014年南京城墙全面开放以来，相关保护部门每年会举办城墙摄影大赛、健步走、城墙灯会等活动吸引市民参与，并通过活动普及城墙文化。在2020年元旦当天，南京举办了登城迎新健步走活动。有人气，明城墙才会真正成为“民城墙”。
图9：南京城墙周边景观
无论明清城墙的申遗结果如何，每座城墙都封存了百年的城市记忆，是值得所有人倾力珍藏的文化瑰宝。于文保工作者而言，城墙保护与管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于普通市民而言，城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当说到“高坚甲于海内”，必是属于南京人的骄傲。而那首歌里唱的“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也烙上了西安人的印记。城墙与城市、市民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那些横亘在闹市中高大坚实的墙体、庄严而灵巧的门楼、不经意间映入眼帘的城砖铭文与城市的烟火气相生相伴，逐渐成为漫长岁月中一座城市永恒的象征。
本文节选自樊琨毕业设计。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