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出名的叛徒？结局又如何？|冯玉祥

第一、张国焘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一大的实际主持人——执行主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直到后来当上红军总政委。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土地革命战争结束，前后15年之内，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职权、威望不亚于甚至超过后来开国领袖中的任何一个人，甚至超越了他们，名副其实的党和军队领导人。

就是这样一位党和军队的核心人物，因为在长征期间与党中央出现分歧，先是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经过党内批判教育后，怀恨在心，于1938年4月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到武汉，投靠了国民党。

叛逃后的张国焘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统内任职，专门从事反共的特务训练工作。

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张国焘又脱离国民党躲到香港。直到1968年又移居加拿大。

1979年的一个严冬之夜，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后来又在国民党内从事特务工作的奇葩人物因为突发心梗无人照看，冻死在了养老院。

第二、龚楚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因为在党内的资历，井冈山时期的龚楚担任红四军常务委员会委员，地位仅次于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后来受党内委派到广西百色指导百色起义，担任红七军参谋长。凭借着过硬的军事技能和娴熟的政治工作经验，龚楚在红军中始终担任举足轻重的领导职务——红七军军长、红军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龚楚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在一次战斗中被敌军袭击，随即叛变投敌，反过来就诱捕曾经和他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战友、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陈毅和项英。虽然没能得逞，但是却给当时红军游击队带来了最为惨重的损失。

1949年，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之际，在广东担任中将随属官员的龚楚萌生了向中国共产党请罪的念头。而指挥解放广东的解放军领导人正是他当年在井冈山时期领导过的连长林彪。时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百万大军的统帅林彪当然不会对这个曾经给党和军队带来巨大损失、身边又无一兵一卒的龚楚客气。龚楚觉得没面子，于是跑到香港去了。

直到41年后的1990年，在他当年红七军的老战友、时任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关照下，龚楚这才回到大陆，在老家广东乐昌县长来镇闲居。而此时的龚楚已经是90岁高龄并且双目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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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通缉令：

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主席的第四天，就签发了他此生第一份通缉令，要求全体缉拿叛徒顾顺章，通缉令特别强调：每一个战士和工农群众都有责任将他扑灭。

这个顾顺章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党中央对他下达“格杀勿论”的通缉令呢？

中央特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地下活动，在上海成立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机构：中央特科。这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的秘密组织，埋伏在隐蔽战线，做了大量重要地下工作。

中央特科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下设总务、情报、行动、通讯四科。顾顺章是行动科科长，掌握着大量党中央核心机密。

顾顺章被捕：

1931年3月，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本应立即归队，但他逗留在汉口，迟迟不肯动身。

原来，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舞女，因为钱不够花，顾顺章竟然化名为化广奇，公然登台表演魔术。

巧合的是，叛徒尤崇新正好在游乐场，尤崇新见到这么一条“大鱼”，竟然现身汉口，大喜过望，当即召来特务，当场逮捕了顾顺章。

顾顺章叛变，是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被押解到武汉，侦缉处处长蔡孟坚负责审讯顾顺章。

蔡孟坚开门见山地告诉顾顺章：投靠国民党，升官发财；否则，死路一条。

顾顺章散漫不羁地坐在审讯室，傲慢地声明：只跟蒋介石对话，像蔡孟坚之流的小人物没资格跟他对话。

蔡孟坚抓到这么一条“大鱼”，不捞到好处怎肯放手，坚决要求顾顺章招供中共中央在武汉的秘密机构。

为了能见到蒋介石，顾顺章便招供了武汉的共产党秘密机关。就这样，党中央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彻底遭到破坏。所有共产党员被捕遇害。

1931年4月25日蔡孟坚租了一艘轮船，亲自带着荷枪实弹的宪兵押着顾顺章，开足马力向南京驰去。当时，从武汉开船到南京需要30小时，我党很多地下工作者在这宝贵的30小时里，得以逃离魔窟，

只要顾顺章到达南京，就会全盘供出我党的全部核心机密。那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将会全军覆没，而此时，中共中央还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变节。

眼看我党即将面临灭顶之灾，这时，一个神秘的人物扭转了乾坤。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红色特工。

原来，蔡孟坚在临行前，给徐恩曾连发了6封加急密电，向徐恩曾汇报情况。这天恰好是星期六，徐恩曾寻花问柳去了，由机要秘书钱壮飞值班。

钱壮飞意识到有大事发生，当机立断拆开电报，还没译到一半，就惊出一身泠汗：顾顺章掌握我党核心机密，他的叛变能让国民党在三天之内将共产党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时间就是生命！钱壮飞不露声色，照常值班，暗中派女婿十万火急将警报传达给周恩来。

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有:周恩来、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等等。

解放后，周恩来多次提起钱壮飞，他满怀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

也是机缘巧合，如果不是这一天恰好是星期六，如果不是这一天徐恩曾恰好外出，如果不是这一天恰好钱壮飞值班。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肯定会改写。

顾顺章的情报价值锐减：

星期一早晨，钱壮飞平静地将封好的六封电报交给了徐恩曾，结束值班后便成功离开了龙潭虎穴。

徐恩曾害怕性命不保，隐瞒了自己机要秘书是共产党卧底的事实，没敢把事情闹大。

再说顾顺章到了南京，知道蔡孟坚发过电报后，顿足捶胸叹息道：“完了！完了！抓不住周恩来他们了！你们机要处有卧底啊！”

顾顺章眼见抓不住重要首脑，知道自己情报价值锐减，傲慢的气焰消失了一大半。

顾顺章被漠视：

等顾顺章跟着蔡孟坚终于见到蒋介石，想揭发告密，邀功领赏时，没想到蒋介石对叛徒之流很不待见。蒋介石热情地握了蔡孟坚的手，夸他为党国立了大功。但是，对顾顺章伸出的手视而不见，还一句话堵住了顾顺章蠢蠢欲动的嘴：“你有什么事，就跟蔡孟坚说吧！我太忙了，没空！”

顾顺章霎时没了狂妄气焰，终于意识到：尽管自己在共产党那里是一等大官，但在国民党这里就是阶下囚，还是个无耻的叛徒。

毁灭性的破坏：

为了保全性命、升官发财，他亲自带领国民党宪兵队对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来了个大清洗。那段时间，大街上经常警笛长鸣，刑场上枪声不断。很多很多没来得及转移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共计8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遇害。

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了，他被称为“中共党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所以党中央才下了“格杀勿论”的通缉令。这样穷凶极恶的叛徒，确实是人人得而诛之。

顾顺章叛变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几乎无法估算：

他的叛变引发了叛徒狂潮。除了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杀害外，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通讯交通线都是顾顺章一手创建的。有很多连周恩来都不了解。

好几个共产党要员也死在顾顺章之手。比如说，恽代英化名王作霖，被捕后关押在南京，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营救已经快成功，就在办理出狱手续时，被顾顺章出卖，惨死狱中。

1931年6月，顾顺章还亲自到香港，诱捕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和森牺牲时，年仅36岁。

顾顺章的叛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共历史的走向：

顾叛变后，遭受重创的党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到江西的中央苏区。

顾叛变前，谁都不曾想过党要把工作中心从城市搬向农村，工作重心由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

顾顺章为中统培养了大量特工：

顾顺章除了千方百计破坏中共中央外，还为中统创办特工培训班，编写讲义，为国民党献计献策。

他还写了《特工丛书》，共三本，对特务组织、特务观念、特务常识、特务技术、特务的工作方法、特工的修养等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讲解。顾顺章的培训班培训了大量身怀绝技的特务，成为威胁我党安全的隐患。

对于这样一个与中共有血海深仇的大叛徒，决不能轻饶：

1935年初，中央特科得到消息：顾顺章将于近日乘火车回到上海，周恩来果断下令：绝不让叛徒逃脱应有的惩罚。

上海火车站在当时是绝佳的暗杀之地，便于隐身，便于逃跑。周恩来在上海火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中央特科红队分三层埋伏在上海火车站，最内层的人擅长擒拿格斗，便于贴身下手；中间层是短枪射手，万一内层失手了，短枪射手立即将其击毙；最外层是长枪射手，隐蔽在各个屋顶。可以说只要顾顺章在上海火车站现身，必定插翅难飞。

随着火车汽笛的鸣响，中央特科红队个个绷起了神经，想要为同志们报仇雪恨，没想到，顾顺章乘坐的火车上所有人都走光了，还是没见顾顺章的身影。

难道是暗杀行动泄露了？顾顺章再一次逃脱了？

顾顺章竟然死在国民党手中！

中央特科红队们多方打探，最后竟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顾顺章刚刚死在国民党中统手中！

这怎么可能？国民党抓获顾顺章，那是如获至宝，一直都把顾当做上宾，顾顺章在中统也一路升官发财，仕途亨通的。

再说，中统就是有了顾顺章这条鹰犬，才能够血腥发家，怎么可能处死这样一个还有利用价值的重要人物呢？

关于顾顺章的死因众说纷纭。顾死在国民党手里是确定无疑的了，关键是为什么呢？

说法有三：

第一种说法：顾顺章变节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对国共两党都很不满，妄图重打鼓、新开张，建立“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第二种说法：是国民党的官方言论，说顾顺章重新勾结共产党，有叛逃的迹象。说顾顺章曾密见陈赓，长谈了一个晚上。

这种说法应该是站不住脚的。共产党与顾顺章有血海深仇，不可能握手言和。

第三种说法：顾顺章死于勾心斗角。

这比较靠谱。为什么呢？

徐恩曾和顾顺章闹翻了：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顾顺章的情报，很快在国民党崭露头角。但是，徐恩曾权贵出身，留过学，出过国，是知识精英。他从心底瞧不上顾顺章这样的叛徒，虽然给了顾顺章很多权钱，但始终没把他当做心腹。

而此时，军统的戴笠很欣赏顾顺章的才华，多次借调顾顺章来军统讲课，还打算挖墙脚，争取顾顺章。

顾顺章也很有心投靠军统戴笠，写了一封信给戴笠，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可是这封信却被手下交给了徐恩曾。徐恩曾火冒三丈，将顾顺章臭骂一通。顾顺章很不服气，争辩道：“没有我顾顺章，哪有你徐恩曾的今天？”

徐顾二人正式闹翻。

顾顺章之死：

顾顺章觉得自己才华横溢，又为中统立下汗马功劳。付出多，回报少。根本没有得到心目中想的荣华富贵。渐渐对徐恩曾心生不满。后来，竟打算一不做二不休，干掉徐恩曾，另寻高就。

徐恩曾早在顾顺章的身边布满了眼线，顾的一举一动都在徐的掌握之中。徐对这样一个不忠诚的人始终有所防范。知道顾的野心后，决定先发制人，干掉顾顺章。

1935年初，徐恩曾向蒋介石汇报顾顺章种种“反叛”迹象，要求处决这个不忠不义的狂妄之徒。

蒋介石毫无留恋，当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

就这样，这位最危险的叛徒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年约31岁。据知情者透露，因为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很大，传说他会魔术、催眠术、甚至遁地术。为了镇其邪术，用铁链子给顾顺章穿了琵琶骨，死况甚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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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个特殊的叛徒吧，抗战时期，有一位日本军人，给游击队送了一车弹药。

1933年，吉林。周保中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军”在汪清县大梨树沟附近遭遇日本关东军。

和数千名日军激战的间歇，游击队员们去收集战死日军尸体上的弹药。忽然，他们发现在嘎呀河边的一处松林中，有一辆日本军车。这辆车的发动机已经被破坏，车上满载着子弹。

在旁边的一具日本兵尸体上搜到一封信，上面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
我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之后，伊田助男的遗体，被抗日游击队和马家屯的群众，安葬了起来。和他安葬在一起的，是其他牺牲的抗日游击队烈士。

伊田助男事件惹怒了关东军上层，他所在的鳖刚村一旅团全体官兵被集中“思想整训”，之后被撤销了建制。

坂本寅吉，日本反战同盟会会员，1943年任义乌县楂林的日本侵略军采伐队队长，在此期间为抗日武装力量提供大量情报、药品、日用品。

1945年投奔抗日武装力量，1947年加入我党，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日本世界语学者和作家。

从1937年开始，绿川英子就来到中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上海失陷之后，她就辗转来到武汉，参加国民党电台的对日播音。

在播音当中，绿川英子全力以赴的揭露日军罪行，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的《都新闻》说绿川英子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她在日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竟寄恐吓信给她的父母，要他“引咎自杀”。

1941年7月，周恩来见到绿川英子时对她说：“日本军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当然，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少日本反战人士，背叛日军，投入到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来。

他们是“叛徒”，也是受人尊敬和怀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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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曾有一位爱将，就是吴化文，所谓忠臣不事二主，吴化文深得老上级的真传，一生曾多次倒戈，对于国民党当局来说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叛徒，而对我军来说称之为功臣也不为过，对解放济南起了相当大在作用，朱老总对吴化文的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敖大师曾点评吴化文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吴化文，十六岁那年因家庭原因离家出走并加入到了冯玉祥的西北军，由于精明能干被冯玉祥送入了北洋军阀创办的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为了报知遇之恩一直在冯部任职，中原大战冯玉祥大败后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权，于是吴化文便投了十三太保之一韩复渠，而韩复渠已经投靠了蒋介石。吴化文和韩复渠都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是年少离家出走，无路可走时投了冯玉祥部，都受到了冯的重用，吴韩两人可谓惺惺相惜。

抗战爆发后，吴化文曾担心新编第四师师长，曾在鲁南参与阻击日寇，但时不时与八路军搞军事摩擦。当主政山东的韩复渠不战而逃被蒋介石处决后，吴化文担任山东省流亡政府警卫，此时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而吴化文一直游离在汪伪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之间，为了保存实力谁也不得罪。1943年初，据说是受了戴笠的密谕投靠了汪伪政府，担任曾是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的孙良诚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参加了对鲁南地区八路军的围剿，对百姓犯过重罪。

抗战胜利后，吴化文再次投入到蒋介石怀抱，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由于曾在汪伪政府任职而四处受排挤，引起了不满，于是到上海拜访了老上级冯玉祥，向其取经，冯玉祥给吴化文指明了道路，就是投石问路、另谋出路。从1945年秋其，吴化文开始与鲁南的新四军进行了多次接触，由于局势尚未明朗，吴化文一直没有表态。1947年初，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携带美式装备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后，担任整编84师师长的吴化文成为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成精了的吴化文便断然中断了与我军的联系。

但是，我军一直没有放弃对吴化文的争取和教育工作，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一败再败后被迫转入重点防御，吴化文的立场开始动摇。1948年7月，第十绥靖区李玉堂部在兖州被华野包围时，徐州剿总刘峙命令吴化文率领整编84师及一个旅前去解围，但吴化文一直磨磨蹭蹭，等到赶到兖州时李玉堂部161旅已经全军覆没，吴化文扭头就跑，逃回了济南。但非但没有受处罚，反而被王耀武举荐为96军军长兼84师长，给拨给了两个旅外加大量的新式装备，于是的立场再次动摇了。

1948年8月，当粟裕华野大军兵临城下孤城济南城时，吴化文瞬间慌了神，便找人与华野不断地接触，表示在适当时机宣布率部起义，里应外合以配合华野行动。9月16日，济南城外围线正式打响后，吴化文还是没动静，直到9月18日，宋时轮的西线攻城部队猛轰吴化文驻守的西大门阵地后，老吴沉默了许久于19日才正式宣布率部起义，瞬间打破了王耀武的构建防御体系，济南城外守军被华野全歼，济南局势急转直下。

吴化文的叛变令蒋介石和王耀武始料未及，源于老吴底子的不干净，因此对其格外的放心。吴化文的起义是进入决战以来第一个在大型战役战场上起义的国民党军长，给南京政府的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而对于我们是一件大事，只要改过自新、弃暗投明，我们依然欢迎，不仅有利于解放战争的进程，也动摇了国民党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