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会下班的！”如我一样倔强的女儿昂着头，信心满满的对着手机喊道，她的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装进了整个银河系。
是的，疫情会过去的，案件会开庭的，爸爸会下班的！
写东西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对，就是“我”的一部分——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我“爱好”的一部分，不是我“习惯”的一部分——就是纯粹的“我”的一部分。隔几天不写，就总觉得欠下什么东西，非要补上不可。
刑辩律师，普遍有强烈的倾诉需求和表达欲望。我想，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咎于他们在法庭上下说了太多不被人真正倾听的话有关。
白话讲，憋得，说话越没人听越憋屈，越憋屈越想说。需要疏导与排解，不然容易出事。
写东西无意间也成了我的排解渠道，我与写东西这件事能够共生，想来必是我需要它，而非相反。（据我观察，刑事律师写东西的比例要远高于攻其他方向的同行）
我的案件到底要什么时间开庭？
——我的案子还没音讯。这是要拖到什么时候啊！这种无期限的等待……
——我的案子还没排上吗？那么久了？
——你好！现在看守所解封了吗？法院能提出来人了吗？
——那些单个的案件就没有中止审理吧，这些大型集团案件就没准了吗？盼到疫情好转了还开不了庭，真无奈！
每一个刑事案件背后，都或是以泪洗面的妻子，或是紧咬牙关的丈夫，或是垂垂老矣的父母，或是懵懵懂懂的儿童。
知道某件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与某件不好的事情已经确定无疑地发生，对人心理层面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带给人的压力与煎熬，数倍于后者。
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不安、恐慌、愤怒，最终都会传导到刑事律师这里。而这种压力传导，每个刑事律师，自疫情以来，每周都要经受几轮甚至十几轮。
更为要命的是，在当前疫情防控大背景下，几近为一个“哲学拷问”，不可能有答案。
帮我直面灵魂拷问的J大妈
这次疫情中，J大妈恐怕是最最倒霉的那批被告人之一。
无意间卷入“民族大业”电信诈骗，本来就挺冤的，检察院建议判缓，法院也原则上同意判缓，并计划于年前开庭，好让J大妈一干人等回家过年。
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J大妈的时候，J大妈既兴奋又惶恐，焦黄的脸上也随着内心一阵红一阵白。兴奋看守所的倒霉日子终于要过到头了，惶恐回家之后，恐怕要被街坊邻居父老乡亲们拿这事开涮。——J大妈在“大业”集团里官职不低，出事前就经常被人打趣 “终于当大官了”，这下出了这么个事，回到家去不知道要被别人怎么嚼舌头根子呢。
不曾想，法院年前没排上庭，这年一过不当紧，J大妈直接在看守所里一住又半年——而且很有可能还要接着住。
也许苦难与快乐的本质都是一种“比较级”，单纯的某种境遇难说是苦难还是快乐，它的涵义需要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被赋予。
很心疼J大妈，又默默感激她屡屡为我化解了一波又一波的“哲学拷问”。
总在盼望爸爸下班的宝宝
对小宝宝来说，生在律师家中，也是蛮辛苦的事。
实在没人能带，我家闺女一岁半的时候就送到了幼托。女儿很懂事（尽管我一直觉得懂事对小孩子来说是一个很残忍的“优点”，我一点都不想让孩子“懂事”），很少哭，适应的也快。只是每当一放进安全座椅，就怔怔看着窗外，嘴里嘟囔：“牛牛要去上学了。”奶声奶气的，在我这个当父亲的听来，满满的不情愿。心都要化了，但也没办法。
虽然大人和孩子都辛苦，但终归每天都能团聚。女儿就像天使，有她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天堂。
疫情以来，幼托开不了学，只能把女儿送回老家跟着姥姥。一周一见，周末结束时，我与宝妈总是在她沉睡时偷偷离开。
女儿早已习惯了与我上班时分离，下半时相聚的相处模式。只是疫情以来，爸爸上一次班显得特别久。
“爸爸会下班的！”如我一样倔强的女儿昂着头，信心满满的对着手机喊道，她的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装进了整个银河系。
是的，疫情会过去的，案件会开庭的，爸爸会下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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