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冒名顶替上大学”一事引发网友关注，但很少有人知道，央视主持人康辉曾经也差点成了“顶替”事件的受害者，要不是其父亲坚持不懈追查到底， “央视boys”差点儿就少了一位成员。

康辉与其父亲（图源：康辉自传《平均分》，下同）

在康辉2019年出版的自传《平均分》一书中，他回忆起了这段高考录取时的波折：“如果没有父亲的奔走，我的人生必定要被改写。”

据康辉回忆，他读书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高考考学生，录取考家长。”对当时十几岁的他来说，录取时的纷繁复杂远超出他的社会经验范围，是他真正的“成人礼”。

康辉与其父亲和姐姐

彼时，中国传媒大学还叫“北京广播学院”， 每个省区的录取名额都极少，专业考试后合格的学生，能拿到一张文化考试通知单，去参加高考，文化课成绩合格后才可能被录取。如果一个地方有三四个学生的专业成绩、文化成绩都合格，那就要在成绩全部报送给广院后，由学校做出最终决定。

康辉高考那年，河北省有3名考生通过专业考试拿到了文化考试通知单，三人里他的专业成绩最好，高考成绩也过了重点分数线，对于被广院录取，一家人信心满满。

谁知道，满心欢喜的等待，却盼来了一张天津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录取通知，这把一家人吓坏了。由于当时康辉一心只想上广播学院，后面的志愿都是随便填的，明明分数很高，怎么会被后面的志愿录取，这下康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打电话给广院招生办。

对方答复说河北确实有三名考生的专业成绩通过，可是由相关部门报送到广院的高考文化课成绩只有胡琪和另一名女生的，并没有我的成绩！好在因为我的专业成绩不错，广院还在斟酌，并正在向生源所在地核实，还没有最后定下到底录取谁。

趁着还有希望，康父开始了许多天的奔波。为查明真相，在邮电行业工作的康父先去了电报局，通过朋友按日期查了电报底稿，果然，那份电报底稿上压根没有康辉的成绩。

很明显，这绝不是疏忽，而是故意为之，到底为什么这么做？真是想破头也想不出。父亲跑回那个地方，照样费了一番周折，再次见到了那位仁兄。大概他也没想到父亲会如此快地去而复返，脸上冰冷的同时更多了几分不耐烦，可看到电报底稿的复印件时，据父亲说，对方表情尴尬极了，开始支支吾吾地寻找托词：“怎么回事啊，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可能是下面的人马虎了”“要允许有失误嘛，现在还不晚呀，我们可以明天重新发一次”。

康父不放心，毕竟事关儿子的未来，不敢再拖下去，于是提出要求，他要亲眼看着工作人员当天就把电报发出去，并盯着工作人员把三人的成绩写好、发走才罢休。

多方打听才知道，问题就出在三名考生中不知其名的那个女孩身上。三个人中，我的专业成绩、文化成绩都靠前，那个女孩的专业成绩不如胡琪（后来河北电视台的一位优秀的主持人，可惜前些年因病去世了），但文化成绩要好一些，很明显，如果我不存在的话，她和胡琪竞争，还存在被录取的可能性。于是，女孩的父亲——恰恰在当时负责报送成绩的那个部门工作，为了他的女儿，和他的同事一起演了这么一出戏，用他们以为天衣无缝的方式把我甩出竞争的队伍。我丝毫不怀疑那位父亲的爱女之心，可是，要为此牺牲一个与他的女儿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孩子的梦想，他是有些残忍了吧？

成绩报上去后，北京广播学院衡量过后决定录取康辉，但那时康辉已经收到天津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档案已被提走，要上广院必须要让天津那边退档。于是，康父开始了河北、北京、天津三点往返的奔波。

这段故事康辉记得很清楚，他的父亲是先去的北京，恳求广院再等几天，获得同意后又去了天津，由于那年是天津商学院首次开设酒店管理专业，人家不肯轻易退档，在康父的解释和恳求下，对方最终被打动，同意退档。但档案不能直接退到广院去，得退回生源地河北省，于是康父又从天津赶到设在邯郸的河北高招办，全程盯着档案的调动过程。招生程序结束后，康父又从邯郸跑到北京，亲眼看着档案交到广院招生办，得到学校会发录取通知书的承诺后，才回到石家庄。

经历了这样一番波折后，康辉终于如愿拿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他看来，这几乎算是真正的“成人礼”：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世事绝非尽如人愿，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一定就能顺利收获期望的结果。很多因素，甚至是你根本无法意识到的因素，却有可能影响你的人生。

原来，在成为家喻户晓的央视“名嘴”之前，康辉还经历过这样不为人知的高考录取经历，那位女孩父亲和其同事破坏教育公平、企图改写他人人生的行为令人愤怒，而康辉父亲用尽全力为孩子争取的坚持，也令人动容。

聊城故事多，又见冒名上学！山东聊城市冠县“农家女被顶替上大学”事件余波未平，同在山东聊城的王丽丽（曾用名王丽）近日又向媒体反映其也遭遇被冒名情况，据当地最新通报，直接涉事的公职人员已被双开。

6月16日，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政府发布通报称，给予王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图片/东昌府区政府官网

一起快速进入舆论视野的冒名上学案，在舆论围观后相对快速地有了处理结果，但却也是在当事人多次反映、举报无果后。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个案当事人被“点醒”过程：据当事人陈述，冒名者及其家人于2016年8月主动找到被顶替者，自陈二十年前的那段冒名往事，并要求以结干亲的方式应付彼时组织已经开始的相关调查，被当事人家属拒绝……

被冒名者归来，方式可能千千万，但像聊城再爆的这起冒名上学事件这样，以近乎自爆的方式引出旧事依然不多见。2016年河南周口王娜娜被顶替上大学事件引发举国关注，是否因此触发聊城的相关排查尚无从得知，但也可以想到，各地陆续有冒名顶替上学事件被挖出，对有过相关经历的涉事人员而言，无疑也是一种震慑，试图以私下和解的方式“摆平”旧事的努力，反倒成了自曝的由头，此番冒名者被双开也再次证明了法网恢恢。

但依然值得深究的是，在2016年本案受害人已经被“点醒”的情况下，当地对个案的调查进度却迟迟没有结果。不仅如此，在被顶替者分别向当地多个部门举报、反映情况后，除了久等不至的调查结果，倒是有多次顶替人委托他人的说情、私了。

姑且不说是否存在举报进度存在被泄露的情况，虽然此案只是在近期为舆论所知，但在当地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冒名上学案，有关部门在舆论关注前后的态度依然差异明显。直接冒名者被双开，彼时表示“查不出事情来龙去脉”的情况，是否有所转圜？

冒名上学事件多是陈年旧事，可能涉及到工作人员或有退休、离职（当然也有可能升职），但为何有的个案可以“拔出萝卜带框泥”，有的个案却只能以“查不清”回应？以舆论关注热度来决定个案调查深度的情况，不是可取的地方政府态度。

在另一起聊城冒名故事里，顶替者的家世逐渐被挖出，在当地从事公职的亲属正在“被约谈”，而此番“查不出来龙去脉”的个案，其作案过程究竟如何盘根错节，必须要有个清晰、透彻的追溯，直接涉事人员被双开不该是终点。

梳理包括聊城两起冒名案在内的多案细节，甚至近期同样引发舆论热议的艺人仝卓涉嫌伪造修改高考身份信息事件，不难发现每个案件背后，均或若隐若现、或被明确查实各种基层权力的溃败，以及身处熟人社会的基层工作人员私相授受、用手中权力勾兑利益的乱象。涉案人员名讳、所任公职履历各有不同，其行政职级或许也与举国的关注不甚匹配，但在具体冒名或者篡改信息事件中，却均一度展示出某种手眼通天的能量，个中诡异令人咋舌。

基层权力运行架构中的公职人员个体，在熟人社会中，将社会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异化成某种权力寻租、勾兑的潜规则，而这，可能恰恰正是普通社会成员所身处和遭遇的真实处境！那些被顶替者，被挤掉机会的人，可能同样有一个相同的身份背景，那就是“没有背景”！

“有背景的妖怪都被神仙救走了”，网友对《西游记》的某种调侃、焦虑，正需要每一次对个案的彻查，对每一次“查不出来龙去脉”事件的顶住压力、抽丝剥茧，来回应和疏解。孙小果案、仝卓案调查的大动干戈，正是在回应全社会对公平的最迫切期待，可能也是扭转和纠正地方权力运行状态的难得机会。聊城两起冒名顶替上学事件的调查，必须继续进行，个案的来龙去脉，也必须有一个一清二楚的复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