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沈杏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发 | 思想潮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杏培

青少年的身心状态是一个国家基础教育的晴雨表,也是呈现其文明水准的一个重要窗口。

百年前先辈们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的告诫在当下仍然有效。近期,“学生自杀”成为高频出现在媒体与新闻中的一个词汇,一桩桩自杀事件令我们触目惊心。

这些还没来得及绽放的年轻生命,最小的是才十岁左右的小学生,最大的不过二十左右的大学生。

据报道,疫情期间,全国各地有10多名学生连续跳楼自杀,而促使这些青少年自杀的诱因似乎很琐碎:有的是因为考试作弊被抓,有的控制不住玩手机瘾受到大人粗暴干预,有的是课业完成不好被老师批评,有的是因为厌世情绪或压力过大。

这些决绝而年轻的自杀者们,已让“学生自杀”从一种偶发事件遽然成为一种群体现象,学生群体性的自杀,是教育之痛,也是文明之殇,指陈着年轻一代的精神危机,提醒我们去思考这场社会危机背后的深层痼疾。

凡人畏果,圣人畏因。

当一个个稚气的生命用自杀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休止符,简单将学生之死归咎于教师工作方法的粗暴与学生心理素质的脆弱,已不足以解释这样的悲剧。

在学生向死的悲凉旅途中,“粗暴”只是一种导火索,“脆弱”也只是普遍性的人格气质,前者只是悲剧的诱因,后者同为悲剧的结果,悲剧的根子不在这儿。

那么,是谁摧毁了年轻学子们的“生的热望”,自杀何以成为一代人趋之若鹜的悲情姿态?

鲁迅曾指出中国社会现实的“无物之阵”属性,即各处是壁,然而无形,你寸步难行,但似乎找不到那个明确的壁垒在哪儿。

鲁迅在分析妇女命运时进而指出,参与虐杀女性的各种力量构成了一个“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即这些施虐主体你没法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无意识地参与了某种悲剧的形成

回到我们当下的语境,面对学生的群体自杀,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加害者,学校、家长、教育管理部门都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在无尽的悲伤和相互扯皮中,没有谁愿意承认自己其实就是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中的一员。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由学校、家长和教育管理部门共同构成的“教育”,是这种社会事件的主犯,“无人”的教育、“无灵魂”的教育造就了青年的集体之殇。

无论有多少种解释,关于教育本质的理解,至少在以下这一点上是有大致共识的,那就是:教育是对人的解放和丰富,而不是囚禁、压抑和阉割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是在“应试”和“素质”两个层面进行理论探讨,而在实践层面毫不含糊地维持着应试的维度。

当应试成为基础教育(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内)的实际指挥棒时,考试、分数、知识的地位高过了素质、品德和意志的发育。当我们的教育打着为了孩子的未来而拼命发展或发掘他们“刷分”能力,并且把个体的分数与未来、名校和幸福联系在一起时,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致命的:

第一, 考试,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已经衍化为当前教育事实上的“目的”,教育丧失了传承知识之外的大多数功能

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强化着考试的能力是学生的核心技能这一教育共识:一个孩子,如果不会考试,得不了高分,即使心善德美,多才多艺,也不会得到太多掌声,相反,一个在考试中总能拔得头筹的孩子,哪怕性格与行为有明显弱点,也会享受作为优等生的赞誉和荣光。

第二, 在现行教育下,青年学子的成长是一种片面而跛足的成长:知识习得和灵魂发育两者比例严重失调,高强度的知识操练与学生精神世界的自发成长,成为学生成长中并不均衡的两极

当他们的考试能力和竞争意识被打磨得炉火纯青的同时,他们的灵魂发育和精神成长常常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并没有人特别在意他们的基础人格面如何,重压或受挫之下如何调适自我,如何在突发情境下理性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怎样与父母与老师良性沟通,如何在竞争中悦纳自我友善待人,这些重要能力似乎很少在教育实践中被真正重视。

图片来源:电影《云上日出》

正是这种对知识习得和考试能力的片面强调,导致了年轻学子在本应全面发育的年龄陷入一种“单向度”的成长,精神、人格、意志这些软性维度较少得到关注,形成某些不易觉察的“暗区”、“短板”与“危机”,成为个体成长的障碍与悲剧的内在根由。

当然,把“学生自杀”全部归咎于教育在学生灵魂发育上的缺位似乎也不公允,毕竟在学生形形色色的自杀诱因中,家庭爱的缺失、经济贫困带来的内心绝望、过于敏感的个体性格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应试教育对人的成长的单向度的强调,塑造了片面性的学生人格,他们在知识成长强劲推进的同时,自我精神成长常常相对滞后,他们化解自我成长危机、调节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理性能力,也普遍缺乏。

心理学上有句名言:无回应之处,就是绝境

大意是说,在个体成长、家庭关系或是人际交往中,如果缺乏情感回应,人就等于处于绝境,甚至是死亡之地。

这句话并不夸张,我们的教育看似热闹,家长看似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但在一个除了学业是正义的,其他都是次要的共识支配的大环境里,孩子的内心常常是孤寂的、精神是焦虑的、想法是纷乱的,而这些方面较少得到真正的“回应”,这种无回应,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盲区,是他们精神层面的绝境。心理学家武志红曾说:

或许,大多数中国人都如孤岛一般,只能用脑袋和语言与别人建立一些可怜的链接,而感觉和情感,或者简单说是由此构建了缺乏回应的社会与国家。等我们做了父母,又将“无回应之地的绝境”,传给了自己孩子。

精神层面的无回应,是我们教育习焉不察的缺失。

很多悲剧在发生后,常常令人无比沉痛地想到,要是早干预、早关心就好了。青春期的成长是一种危机重重的关于身体和精神的生长,一次受挫,一个批评,一件琐事,甚或一种执念,都可能引起自我内心的狂风暴雨,甚或引向极端或悲剧。

上周一上完专业课,班里一个女孩子向我诉说她的一个学长的事情,学长是她高中校友,非常优秀,喜欢研究哲学,高中阶段即出版了研究专著,毕业之前,获得了保送北大的机会,这样一个有才华相当成功的年轻人,却在高中生涯即将结束时用自杀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据后来他的遗书显示,他自杀的原因是觉得周围人不了解他,他的理想与现实距离很远,他很孤独。

看着这个女孩子边流泪边诉说,我能看出她对学长的敬重,还有至今仍未消弭的疼痛与惋惜,而我却想不出更有效的话来安慰她。

天才是孤独的,他们的内心何尝不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回应?高傲会自杀,受挫会自杀,无望会自杀,现实的偶发遭际与精神上的困顿,会让一个个年幼鲜活的意志瞬间抵达人生的虚无主义,这是多么残酷而又令人深思的现实。

在青年学生成长过程中,情绪干预、心理疏导、灵魂关怀需要在场,学生的精神世界不能被囚禁成无人回应的“孤岛”。

教育的失败,需要用一生去治愈

人的残缺和片面成长是教育应该领受的“原罪”。罗素曾提醒我们:我们面临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那就是教育已成为智慧和自由思想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单向度成长的人,常常是性格或认知残缺的人

而造就单向度人的罪魁祸首无疑是业已体制化的教育,基础教育的这种祸根,如同一颗颗暂时沉寂的隐雷,但早晚都会爆发。

典型的这种悲剧有: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森浩因日常琐事对同学怀恨在心,后在饮水机里下毒毒死了同学;再如北京大学“优秀生”牟林翰残忍把女友逼死事件。

这些象牙塔尖端的所谓“优秀生”分数不可谓不高,智商不可谓不高,然而,精神世界的狭隘和自我情绪管理能力的低下,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他们的杀人是冷静的,这种冷酷无情、自私阴狠,是灵魂深处的恶,无论他们外表多么光鲜,精神深处的这种戾气都不会自动消散。

这种“带菌式人格”,谁之过?单向度育人的学校教育、家庭的疏忽、单纯比拼分数的竞争机制,都难推其咎。

林森浩、牟林翰的恶体现为虐杀他人,实际上,他们的杀人与当前学生的自杀,本质上是一样的,从不同形态呈现了当前青年一代危机性的人格状态,自杀与他杀都是成长失范、人性畸形的表现

可以说,教育如果没有对人性的温情呵护和对精神成长的科学引导,只会培养出高智商的怪兽和带菌的可怕人格

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提醒我们:自杀人数异常地增加表明文明社会正在经历严重的动荡,自杀的人数说明动荡的严重性。甚至可以说,自杀的人数是衡量动荡严重程度的尺度。

当年轻学子接二连三选择这种悲怆的方式了结自我的生命时,自杀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件,这种事件标示着,年轻的一代学子正在经历着一场精神上的巨大危机。

常常地,群体性的悲剧会倒逼社会在某些方面进行改革或作出调整,期待这样的悲剧能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生,比如启迪人们建立全人教育理念,改变单向度育人模式,关注学生精神成长。

把灵魂还给教育,把快乐还给成长,愿悲剧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