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视道德，西方崇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足够准确，但这一论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西文化或者中西价值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然而，一看到这个论断，许多人会把重视道德和崇尚利益直接地对立起来。何为“重视”？即有所偏倚，有所侧重。可是，重视道德，并不意味着毫不在乎利益。崇尚利益，也并不等于就忽视道德。只不过在“道德”和“利益”这一天平上，一边重了，则另一边相对便轻了。中国倾向了“道德”这边，而西方倾向了“利益”那边。无所谓对错，只是由于处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人们的价值取向有所倾斜而已。

那么“中国重视道德，西方崇尚利益”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从中西历史发展的脉络上去挖掘。

一、从中西文化的奠基阶段上来看，中西方文明发源时就已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体，重德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而西方人文精神体现着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

中国的思想文化，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而基本形成。汉朝以后，儒家思想在汉武帝的大力扶持下成为了正统思想，并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

儒家学派由孔子于春秋时期创立。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何为“仁”？“仁”者“爱人”也。即主张人与人应当互相关爱，达到和谐相处的状态。“己所欲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基于这一核心思想的延伸。在治理国家方面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即希望统治者“以德治国”。孔子的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其思想对后来的儒学思想家产生着深远影响。战国时期的孟子主张“仁政”、“民贵君轻”；荀子主张“仁义”、“王道”、“君舟民水”。春秋战国时期的这几位主要的儒家代表人物，都希望统治者要爱戴百姓，以“仁”治民，以德治国。这种以“仁”“德”为内涵的“民本”思想，成为古代中国历代明君治理国家主要的思想策略。

此外，就中国整个文人士大夫群体而言，修身养性是其重要的课程之一。《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中国文人志士最为崇高的理想，可要实现这个理想，就必先“修身”，不断完善自我的人格，提高修养的境界，成为品学兼优的“至善”高人。

西方崇尚利益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西方人文精神起源的智者运动，就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智者学派普罗塔格拉作为智者运动的先驱，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这一思想主张，过于强调个人的感觉，将个人的感受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准绳，缺乏相对客观而统一的标准，容易陷入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潭。这一思想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含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对于社会道德的构建，是极为不利的。

从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来看，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人文主义”，即强调人的价值、尊严、地位、作用，注重“以人为本”。 人文主义反对宗教的来世观念、禁欲主义，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和物质享受。由此可见，人文主义的内涵，在一定程度暴露了西方文化崇尚个人利益的面目。

二、从中西法律制度体现的理念来看，中国的法治参杂着“人治”，西方的法治注重对私法的保护。

相对于西方，中国在践行法治的基础上，更注重“人治”。而“人治”对个人的人格和品德要求极高。因为如果由品行不端或残暴的人来掌管国家权力，就容易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古代中国许多王朝的灭亡，大多与帝王品行恶劣有着莫大关系。

古代中国人们经常议论的明君、昏君、暴君，正是“人治”理念在作祟。这种“人治”理念，更是凸显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上。皇帝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帝国权力的中心所在，皇帝的命令有时候就是法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如此。当然，皇帝的一道口令，也可以赦免罪人。因此，如果一个王朝要治理得好，就必然要求皇帝有着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人格修养。

西方的法律，私法相当的完善。罗马法是古代西方最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也是近代西方法律制定的理论源泉。罗马法在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同时，还强调“私有财产圣神不可侵犯”，是非重视对私法的保护的。这种注重对私法保护的理念，无疑助长了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三、从经济发展对文化理念产生的影响上来看，中国的小农经济滋生了“重农抑商”的理念，西方的工商业繁荣造就了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基本经济模式。小农经济本身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点，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不大，对商品经济有一定的排斥作用。而随着商鞅变法提出“重农抑商”以来，历代帝王几乎以“重农抑商”作为基本的经济政策，故而古代中国对于商业一直持轻视态度，重义轻利的理念长期影响着国人。

西方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其奴隶制下的工商业就已经相当繁荣，海外贸易也异常发达。工商业的繁荣，铸就了互利互惠的原则；海外贸易发达，要求抢占外海市场。这样商业利益十分浓厚的西方环境，最终催动了利益至上理念在思想文化的土壤里滋长。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增强了利益至上理念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中。

由上可见，“中国重视道德，西方崇尚利益”，也并非没有道理可言。只不过，若将这一论断作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片面的，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