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上配备强国所需的大海军，同时又要求在陆上配备数倍于英国的陆军”——佐藤铁太郎

这是19世纪日本向外扩张思想的现状，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一方面想拥有英国那般强大的海军，另一方面又想要组建一支超强的陆军，其本质，则是“北上”侵占大陆还是“南下”进军海洋两者之争。

实际上，日本国内存在的“海陆”之争一直伴随着它的对外扩张。“倒运动”的成功，给日本实行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幕

明治时代刚一开启，日本便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然而，对于扩张的方向，日本国内却一直争论不断，由于国力的限制，日本只能选择一个方向作为扩张的重点，“海陆”之争由此浮出水面。

据历史记载，自公元7世纪起，日本就开始通过武力染指亚洲大陆。然而，中国国力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及其对朝鲜半岛的保护，使得日本始终未能实现大陆扩张的野心。

至16世纪，日本再次侵入朝鲜半岛，仍以失败而告终。但是，17世纪初，日本萨摩藩却以武力征服了琉球王国，迫使琉球称臣，从而开启了日本海洋扩张的道路。

18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开始向日本扩张，日本面临国家危机，各藩对危机的认识并不一致。其中，萨摩藩的态度在萨英战争后由攘夷转变为开国，而长州藩持激进的攘夷态度。

19世纪中期，原本意见不一的萨摩和长州两藩，基于倒幕这一共同利益，在土佐藩士坂本龙马的说服下，结成倒幕同盟，放弃“攘夷”口号，开启了“倒幕运动”。

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中下级武士为核心的倒幕力量，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为明治维新奠定了基础，但萨摩藩和长州藩之间已存在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被真正消除。

萨摩藩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南部，临近黄海和东海，历来有着重视海军和对外贸易的传统。

在萨英战争结束后，萨摩藩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国家海上力量的优越，和建设强大海军的重要性，发展海军、进行海洋扩张自然成为萨摩藩的优先选择。

而长州藩位于日本本州岛最西端，靠近朝鲜半岛，一直以陆军为重，始终鼓吹大陆扩张。

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日本形成了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主的强调原籍的藩阀政治，两藩几乎垄断了政府和军队的主要官职。

在“倒幕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萨摩、长州两藩的武士纷纷进入政府和军队担任要职，并在政界和军界形成了萨摩阀与长州阀。

及至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陆海军中有五分之三的将官来自长州藩和萨摩藩，陆军四分之一的校官来自山口（即长州藩），海军大部分的校官来自鹿儿岛（即萨摩藩）。——池田清《海军和日本》

两派争权夺利，逐渐影响到日本的国策。两派的矛盾由此波及到日本的方方面面。在军事层面，日本逐渐形成了由萨摩阀主导的海军和由长州阀主导的陆军。

在对外扩张层面，萨摩阀主张以海军为主，实行海洋扩张，而长州阀主张以陆军为主，实行大陆扩张。

双方的对立状态几乎贯穿了日本的近代历史，单纯从双方的立场来看，是双方对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同认识，体现为日本海军与陆军之间的对立。

但从深层次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尽管当时并没有出现海权与陆权对立的说法，但是双方的立场和要求，反映出双方的对立实质上是海权与陆权的对立。

海权与陆权对立的地缘意识不仅在日本国内开始勃发，而且也外溢到后来日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并成为日本至今都无法消除的意识。海陆军制的分设，为日本“海陆”之争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开始建立行政机构，采取“三职七科制”，即设置总裁、议定和参与三职，并在三职之下设立七科，七科中设有海陆军科。

海陆军科的参与分别由萨摩藩出身的西乡隆盛，和长州藩出身的广泽真臣担任。不久，“三职七科制”改为“三职八局制”，海陆军科也改为军防事务局。

此后，“三职八局制”改为“太政官七官制”，七官中设有军务官，军务官下设有海军局和陆军局。由此，日本的海陆军军务开始分开。

1869年，“太政官七官制”改为“二官（神祗官和太政官）六省制”，军务官改为兵部省。受幕末时期海防压力和海防思想的影响，明治初期日本海军的发展受到更多的重视。

次年5月，兵部省向太政官呈交了一份建议书，论述大力发展海军和加强陆军的必要性，并指明了海军军备发展应达到的目标。

在这份建议书中，兵部省采取“海陆军”的说法，说明当时的日本是以海军为主、陆军为辅的。

“现如今，不仅英才优先发展海军、陆军次之，而且要将骄兵发展成强兵，陆军也不如海军更适合”——横井小楠《国是三论》

1870年10月，日本决定海军的发展采取英国方式，陆军的发展采取法国方式。次年，日本对兵部省进行官制改革，在其下设置海军部和陆军部。之后，日本废除兵部省，设置陆军省和海军省，从此陆海军完全独立。

完全独立后的陆军和海军，开始朝着各自主张的方向发展，并为争夺主导地位展开了竞争，以致最终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1878年12月，原属陆军省的参谋局脱离陆军省，改为参谋本部，开始独立存在。与此相对应，1883 年，海军省设置了军事部（即海军军令部的前身）。此后，日本陆海军进行了数年的斗争。

直到1893年，海军设置军令部，日本军队的大框架才最终成形，即陆海军军政分别由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管理，陆海军军令则分别由独立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掌握，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均成为直属于天皇的最高军令机关。

以德国为模范的日本陆军，由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掌握陆军统帅权，而以英国为模范的日本海军，传统上尊重海军大臣的优势地位，即便在军令部长掌握海军统帅权之后，海军大臣仍然拥有众多的权限。

因此，虽然在战时，由陆军参谋总长作为大本营的幕僚长（即军队总指挥），统揽陆海军军令，但是，由于海军大臣的权限强于军令部长，所以海军并不认可对陆军的从属地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海军与陆军在军队指挥权问题上的斗争亦是十分激烈。

在国防层面，双方的斗争引发了日本国防究竟是“陆主海从”、“海主陆从”还是“陆海对等”的问题，导致后来日本一直在海与陆之间摇摆不定，“海陆”之间的竞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1893年，明治政府制定敕令第52号《战时大本营条例》，①规定在战时大本营中，由参谋总长参与筹划最高统帅部的军事机密事项，负责制定帝国陆海军的重大作战计划，从而确定了战时陆海军军令机关的一元化关系。

参谋总长由此成为日本陆海军的总参谋长。于是，日本实际上就确立了“陆主海从”的方针。1895 年，日本海军通过掌握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击败了北洋舰队，最终取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

战争结束后，日本海军的地位有所上升，但仍未能改变“陆主海从”的方针。1899年，为了对俄备战、加强海军的实力，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要求修改《战时大本营条例》，以改变“陆主海从”方针，但被参谋本部所拒绝。

1902年，佐藤铁太郎出版《帝国国防论》，提出将俄国海军视为假想敌，强调岛国日本的国防不能不以海军为主，倡导“海主陆从”论，引发了陆军的强烈不满。

如果在海外使用日本陆军，则必须先拥有能够制海的海军；为防范敌国陆军侵犯日本国土，则必须先控制海洋，使敌国无法运送兵力。——《帝国国防论》

直到1903年，鉴于日俄关系的紧迫性，陆海军达成协议，修改《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在大本营中，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拥有完全相同的资格，由此海军军令部取得了与陆军参谋本部对等的地位，从而改变了“陆主海从”的方针。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满洲”、朝鲜半岛取得了巨大的权益，日本陆军开始积极展开大陆经营，推行“北进”，维持并扩大大陆利权成为国防的至上目标，而海军则提倡舍弃朝鲜半岛，向南方海洋扩张，推行“南进”。

加上，陆军仍以俄国为假想敌，而海军却以美国为假想敌，由此导致双方的对立再一次凸显。

1907年，日本出台《帝国国防方针》，由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用兵纲领三部分构成，以采取大陆攻势为宗旨，意图维护日本在东亚侵略扩张所取得的权益，并扩大侵略，同时以俄国为第一假想敌、美国为第二假想敌。

这就明确确立了“陆主海从”的战略思想，日本陆军又一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此外，《帝国国防方针》通篇采用“陆海军”的说法，甚至在“用兵纲领”中将海军置于陆军的辅助兵种的地位，也是陆军思想为主的体现。

1908年，佐藤铁太郎在《帝国国防论》的基础上，完成了《帝国国防史论》的编写。佐藤再次倡导“海主陆从”论，通过对大量战争史的阐述，强调岛国日本发展海军的重要性。

之后，以佐藤铁太郎为首，联合海军大学多位著名学者，制作了《国防问题之研究》小册子，并散发给各政府要员。

在《国防问题之研究》中，佐藤等人极力倡导“海主陆从”，提出日本海军应确立针对美国海军的“南进计划”，大力宣传加强海军军备的重要性，意图争取海军预算的增加，以实现“八八舰队”的建设。

此后，围绕日本陆海军的假想敌、军备构想、作战计划等问题，日本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三次的修改。1918 年，日本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一次修改。

基于一战的战争经验，修改后的方针提出了总体战思想，为了构筑总体战体制，必须占有中国的资源，但如果独霸中国，必然引起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干涉，为了应对对美作战的可能，日本制定了具体的海军对美作战计划。

关于假想敌，修改后的方针仍然将俄国视为第一假想敌、美国为第二假想敌。由此，海军的地位得以提升，“陆海平等”论暂时居于主导地位。

1923年，日本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受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约束，第二次修改后的方针强调大力建造辅助舰，并正式将美国视为第一假想敌，由海军联合陆军制定了详细的对美作战计划，“日美必有一战”以最高国防文件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于是，海军成为国防的主力军，“海主陆从”战略思想得以确立。此后，日本三次参加海军裁军会议，海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1936 年，日本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修改。

陆海军围绕假想敌的问题仍存在不同意见，最终，在国防方针中将美国视为第一假想敌，而在用兵纲领中将苏联视为第一假想敌。

为了在南北两个方向上扩大侵略，经陆海军协调后，日本确立了南北并进的策略，“陆海对等”论取得了主导地位。

尽管如此，日本的侵略重点仍然在东亚大陆，加上日本海军情报来源有限，不得不依靠陆军，这就决定了海军依然无法撼动陆军的主导地位。

“对复杂的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的内情的认识很肤浅，只能依靠陆军的情报”

从“海陆”之争的过程中不难看出，与陆权诉求相比，日本的海权诉求基本处于下风，追求海权的目的不在于海权本身，而在于追求陆权，维护并扩大日本所谓的大陆权益。

日本的“海陆”之争，表面上是关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争论，但究其本质，乃是海权与陆权的竞争，其产生的源头是萨摩藩与长州藩之间的竞争，外在表现为海军与陆军的分歧与对立。

“海陆”之争的结果，是“陆主海从”论与“海主陆从”论的交替，总体上是“陆主海从”论占据上风，即日本要追求陆权，国家发展以大陆志向为主导，陆军在国防和军备上占据主要地位、海军居于次要地位。

倡导追求海权的“海主陆从”论曾分别在几段时间内占据过上风，但都没能彻底动摇和取代“陆主海从”论的主导地位。

而所谓的“陆海对等”论只不过是应一时的需要、特别是战争的需要，陆海军之间妥协而出现的。

“海陆”之争使得日本的对外政策无法保持协调，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对外扩张，也是导致日本最终战败的重要原因。

二战结束后，基于战前“海陆”之争带来的恶劣影响，日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国内层面抛弃了“海陆”竞争的意识，开始走上以“海洋国家”自居的道路。

但在国际层面，日本仍然保留了浓厚的“海陆”竞争意识，为自身理解国际关系打下了地缘政治上的认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