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在金庸笔下能够掀起武林轩然大波的莫出倚天屠龙。而令谢逊数十年无法参透的的秘密，却是屠龙刀中所藏的《武穆遗书》。这部不仅搅动江湖血雨腥风，更令蒙古人觊觎已久的《武穆遗书》相传为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作。
老爷子博古通今，擅长在庞大的历史史实中虚构人物，掩卷之时，让人不禁疑惑是否确有《武穆遗书》。
少年时曾被一曲《满江红》唱的悲壮激昂，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似是要将这悲愤长啸于天地，又将这报国热情挥洒于方遒。
遗憾的是，所谓的兵法扛把子《武穆遗书》为老爷子杜撰，脍炙人口的《满江红》也为近代学者所疑。概因此词从不见于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突然出现于400年后的明代中叶，疑为明人所做。
《满江红》是否为岳飞所作，今天仍无定论，但在岳飞之孙岳珂所编的《金佗粹编》，明代有徐阶编《岳忠武王文集》，李桢所编《岳武穆集》等后人编撰的岳飞文集中，收录了大量表、跋、奏议、札子、状、檄及诗文。岳飞虽为一介武将，于文却章法严谨，即使在留世不多的诗词中，也尽情辞俱佳，在词坛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无怪乎金庸老爷子为其杜撰《武穆遗书》，彰其文韬武略。
武将善文，在宋之前并不多见，却在宋时为多。岳飞武略既强，文采又佳，这与宋朝时政及宋官职对于武人的影响息息相关。
“崇文抑武”的国策对宋朝武人的影响
纵览宋朝历史，文盛武衰可谓其突出的时代特征，如南宋学者吕祖谦评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吕祖谦传》）
宋太祖赵匡胤一出“杯酒释兵权”便黄袍加身，对于武将多心存忌惮。另唐末五代，武人乱政、藩镇割据，叛乱频仍，因此自太祖始，便采用以文制武，“右文左武”的政策压制、猜忌、防范武人。对文人士大夫则采取了宽松的态度，立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规矩，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大方针。
宋初以来，随着“崇文抑武”方略的推行，科举制度与文官士大夫的政治影响力持续高涨，军功集团逐渐在政治上消退，形成了文尊武卑的价值观。北宋中叶人田况引用当时人的话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从“文”遂成为宋代世人追求的目标，所谓：“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宋太宗后期，武将势力在政治上已逐渐处于配角的地位，科举官僚则居于统治集团的核心，随后其影响力日益扩大，至宋真宗以后则完全成为统治集团的主体。通过《宋史·宰辅年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朝宰执大臣基本由科举出身构成的事实，如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7人中，其中仅有3人为开国功臣，而在所有的宰相中，竟无一人出身武臣。南宋时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共有宰相62人，其中51人出身科举，6人出身太学生，其他4人出身恩荫，1人出身武臣。
在一个崇文抑武的时代，岳飞能够凭借军功位居高官，不能不涉及宋朝官制，特别是武官制度。
宋官制对武人的影响
宋代官制是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实行“寄禄官”制度。官员一般都有两个头衔，其中一个叫“官”，一个叫“差”，有的还有“职”。“官”是用来定级别、领俸禄、穿衣服和算资历的，所以叫正官、本官、阶官、寄禄官。“差”就是差遣，也是实职，称谓则有判、知、权、直等等不一而足。区分文武以官为准，而不以差遣为准。通常社会地位上文官高于武官，但武将戍边作战的高风险性得到了合理补偿，同级别武官的俸禄一般都高于文官。
《文献通考》载“宋朝沿唐旧制，武选之称，自内客省至閤门使、副为横班，自皇城至供备库使为诸司正使，自皇城至供备库副使为诸司副使，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宋时武官次序尚有一发展稳定的过程，如图所示：
宋朝武官升迁状况比文官复杂，因为除武阶官外，还有节度使、正任、遥郡等升迁次序，升迁资序大致如下图：
脱胎于五代兵变建国的宋朝，为了重建国家秩序并维护统治稳定，充分汲取以往多年军阀战乱、皇权沦落的教训，厉行强化中央集权。为此，宋朝在制度设计上刻意推行分权制衡的原则，力求防患于未然，宋人即称“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实行这种名实脱节的规制，显然有利于随意调动人事，使官员难以久留其位，也就难以坐大势力。宋朝制度在设置上普遍存在制衡原则，尤以军队为著。主要表现在：
1. 最高军事决策权的切割：凡遇军事决策，需由中枢、枢密院提出建议，由皇帝裁决防止权臣染指军权。
2. 兵权分立：枢密院有调兵权，却不掌管军队，南宋初统军权归御营司，以后则由大战区的都统制司、制置司、宣抚司等统管，从而构成调兵与统军权之间的制衡。《范太史集》中提到：“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
3. 监军制：宋朝凡出征作战，主将之外必设监军，事监督之责“以察守将不法之职”（《宋史》）
4. 文武相制：宋太宗朝开始在枢密院中兼用文武，以互相牵制，北宋中叶以后，则进一步以文臣取代武官（陈峰：《从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看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同时，宋仁宗朝以后，“以文驭武”方针盛行，文臣不仅主导枢密院决策，也掌控各地军事指挥权。
对于兵权的管制过度与过细，使得武将在外诸多制肘，对于皇权统治虽然更为便利，却使得军队战力羸弱。直至南宋初年，迫于严酷的军事形势，宋廷不得不稍事更张，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
真宗当政时，有文臣提出具备军事才能的文官可以为帅统兵。期间也出过一些知名的文将，如工部侍郎钱若水。北宋范仲淹、韩琦、王沿等人也曾任“经略安抚使”和“都部署”之职，史称“文臣知兵事”
南宋时期，由宰相兼任枢密使往往成为定制。“澶渊之盟”后出现了文臣参与统军的现象，到宋仁宗时代遂形成了文臣担任主帅、武将充当副将的制度，如宋哲宗朝人所说：“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
在宋朝崇文的风尚下，武将被士大夫视为“粗人”，岳飞虽为高官，但对文人特别谦虚，常以儒将之风自律，岳珂曾言：“先王在兵间，独以垂意文艺称，字尚苏体，室有邺架，故奸臣特忌之，不与他将比”。
科考制度也对武人有影响，入仕为官必得科举出身
不同于前朝的重武轻文，武将常以战功为著。宋朝科举取士不问世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据学者对南宋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的统计，在601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从宰相到各级政府的一把手，几乎清一色是进士出身。
《宋史》中记载“选人选京官之制”，分“有出身”和“无出身”两大类，科举入仕者称为“有出身”，通过其他门径入仕者称为“无出身”。在文阶官衔上，凡科举出身者加“左”字，非科举出身者加“右”字，“以出身为重”，何况武人。
岳飞出身农家，曾做过佃农，入仕之后，以文武全才律己，不仅本人留意翰墨，且极喜招揽和亲近儒士。宋孝宗时，为岳飞讨论谥名的官员说他“礼贤至恭，一时名人皆萃于幕府；持循礼法，动合轨物，恂恂若一书生，兹又古名将所不可望者”。
当社会重文成风，武略极强的岳飞有着卓然的文采自不足为奇。甚至可以说，在大宋，没文凭几乎混不下去，北宋狄青的悲剧就是例子。若要官途坦荡，宋人基本选择走文路，岳飞也是如此。这也影响到了宋代军事疲软，像岳飞那种文韬武略并重的全才，在整个宋代，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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