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之前的观点，钟会的谋反是被司马昭无意中逼成的。我把钟会的仓促起兵称之为“狗急跳墙”，是因为钟会没有内应、兵权不稳、自己准备不足，姜维又不是一条心，是在最不适合的情况下起兵的。
那么，我们打开脑洞，或许这一切是这么一回事——
钟会以前是司马昭的情报头子，属于文职人员，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而且按照本来的意图，伐蜀之战就是打到汉中的一场形式大于内容的战争。但是，因为邓艾的突然兵临城下导致蜀国投降了，这一切本不在出兵前的预案中。急匆匆进入成都后钟会压制不住要对蜀国兵将报仇的将士，急于用铁腕弹压时激起兵变，被杀。死后卫瓘为了推卸责任，利用乱局编造出钟会谋反的结论，把一切黑锅都甩给了钟会。
在263年钟会伐蜀之前，蜀国和魏国常年交战，彼此双方死于敌手的将士不计其数。两汉时期直到魏晋南北朝，“家族”的观念始终高于“个人”和“国家”。因此，对魏国将士来说，蜀国是具有血海深仇的国家，进入蜀地的魏兵，无疑也都怀有为家族报仇雪恨的念头。
钟会作为首都的文职人员，掌兵的经验就是来自书本，很容易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他进入蜀地后下达的命令是严肃军纪，并因为自己的“名士控”病犯而和投降的蜀国主帅姜维称兄道弟起来。
“会于是禁检士众不得钞略，虚己诱纳，以接蜀地之群司。”
——《三国志·钟会传》
这无疑与魏国出征将士的主流思想相左。
而当钟会一死，根据史书记载，蜀国将士死伤无数，刘禅的太子刘璿，此字念xuán，姜维的妻子儿女，还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大将诸如张翼、蒋斌都被杀，即可作为魏兵之前就存着报仇的心态的佐证。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钟会从初出征到和姜维对峙剑阁关，其史书上的描述完全不是一个意图谋反抓兵权的样子，而仅仅是“立威”，而谋反的三日记载则有许多不合“谋反”常理的地方。
当我们要虚构一件事的时候，尽可能的运用真实的材料是最下意思的和最不易被识破的做法。回到钟会的“谋反”事件里也是如此。当兵变发生后，如何进行收场是摆在卫瓘面前的一道难题。根据上面提到的说谎的原则，那么最好尽可能的多利用实情。因此，在《三国志》的记载中，钟会从出征到成都的一系列描述应该就是真实的材料，只有之后真正“叛乱”的记载的可信度才存疑。但是如果把“叛乱”改成“弹压乱兵”，那么所有的疑点就都奇迹般的可以说得通了。
这里举几个例子：
所有将领关押，但基本上没有任何安保措施，该传出去的话一条没少的传了出去。
魏兵进攻成都，城内的钟会反而问姜维应该怎么办？
都已经公然叛变了，居然才给合伙人姜维发武器
这几条被认为是钟会仓猝起兵没做好准备的直接理由。但是，如果是弹压乱兵呢？士兵作乱，作为主帅的钟会把手下将领先都召集起来希望和平解决，并不想把高层一网打尽。士兵哗变反攻本方大本营，钟会当然慌了神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事到关键时刻才不得已给自己并不太信任的姜维发武器，这时已经火烧眉毛了。
而且，钟会召集大家时的“矫郭太后诏”也有可能是“矫司马昭诏”，钟会试图用司马昭来恐吓已经不听他的将士们。没有司马昭的10万兵，也没有和皇帝一起去长安。一切都是钟会自己虚构出来的。
然而，钟会还是没能压住所有人，自己被杀了。
等到魏兵该抢的抢了，该杀的杀了。就剩下怎么收尾的工作了。卫瓘虚构出这么一个“钟会谋反”的命题，来洗白自己。
而在洛阳的司马昭也不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小九九，但他又能怎么做呢？摆在他面前的无非两条路：第一，承认钟会谋反，然后重赏“平叛”有功的将士，大家一起哈皮一下；第二，严惩作乱者，杀害主帅等同于谋反，这样十余万士兵全都是谋反的重罪，很有可能他们就此割据蜀地另立朝廷了。你要是司马昭，你会怎么做？
司马昭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捏着鼻子承认钟会“谋反”，并真的配合卫瓘的书信做出“临幸长安”与钟会“相见在近”的事实。但是他知道，钟会始终是被冤枉的，既然不能公开平反，那么只好厚待钟会的家族了。
至于卫瓘等人，胁迫了司马昭。司马昭可不是什么唾面自干的人，只不过回师后忙着称王，要处理卫瓘需要等到朝堂平稳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找别的理由干掉，可惜没等到找到这个理由，他自己中风死了，阴差阳错的，造成了史书上记载的情况，而真相其实则是——
“呕心沥血晋司徒，千古奇冤钟士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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