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知道如何征服及利用海洋的人，海洋就会把这种权力赐予他。”——修昔底德（古希腊）

据考证，这是“海权”一词的最初由来，但是，将海权系统化、理论化的却是另一个人——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马汉通过研究历史上数百场海战，来阐述夺取并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并由此形成了“海权论”，马汉也被认为是海权论的创始人。

在马汉的海权认知中，海权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国家拥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包括国家拥有庞大的商业船队，还包括国家建立的殖民地体系。

也就是说，掌握海权即一方面通过海上军事力量的较量获得殖民地和特权，另一方面运用海上军事力量维护本国利益，从而有条件建立起“产品—航运—殖民地与市场”这一海上霸权体系。

建立
“殖民地与市场”才是掌控海洋的最终目的，那么问题产生了，二战后，伴随着民族解放独立运动，“殖民地”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掌控海洋还有用吗？答案是：当然。

英国殖民地——印度

列强建立海外殖民地，其最终目的不外乎是发展本国经济，通过掠夺殖民地资源带动本国市场经济，同时将本国生产资源倾销至殖民地，“一来一往”形成巨大贸易流，进而使得国家经济飞速发展。

由此，我们知道，建立海外殖民地是为了贸易，而贸易贯穿于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无论有没有殖民地，贸易都是国家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支柱”。

“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出现了利用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及其财富的迫切需要。”——戈尔什科夫（苏联海军元帅）

世界国家类型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国家身份都不可能脱离其自然属性而独立存在。从自然属性来看，国家身份大致可分为大陆国家、海洋国家、陆海复合型国家等身份。

从客观角度来看，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群岛国家，其国家属性当可划为海洋国家。但是，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太过疯狂，不只要成为海洋强国，甚至还要成为陆地强国。

于是，“南进北进”同时进行，北上侵略中国大陆，南下欲控制东南亚乃至太平洋，但最终，其实力却无法支撑它的野心，二战，日本惨败。

日本投降

战前，日本海军奋力排挤英美等国的势力，一心谋求西太平洋乃至东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力图成为名副其实的以海军为主导的海洋国家。

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日本海军力量被迫解体，以追求制海权为中心的近代日本扩张思想自然也无法存在。

从国家层面来看，无论是日本海军倡导的海洋国家志向，还是日本陆军主张的大陆国家志向，日本国家的发展道路都被彻底打断，这导致战后的日本不得不重新思考国家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帝国瓦解、社会经济凋敝等残酷的现实，迫使日本朝野不得不反省战前所做的种种决断。

“日本虽然拥有如此巨大的国力，却不知应该将此国力运用于何方。”——高坂正尧

战后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战前日本的各种思想虽面临可能被废弃的境地，但也因此获得了重塑的机会。为什么日本要重塑国家身份？

这是因为，首先，战后海洋国家身份的内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国际海洋政治中的海洋国家身份，更多地具有了和平开发与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和海上贸易等内涵。

加上对战前日本历史的反思、特别是对日本所推行的具有侵略扩张性质的海洋国家论的反思，也导致战后的日本不得不重新认知和建构国家身份，赋予它新的内涵。

战后日本国民

其次，国家身份问题不仅涉及到战后日本采取何种国家发展道路，而且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形象。

因此，在战后新的国际环境中，基于上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催化，在反思战败教训的基础上，日本开启了重新建构国家身份的道路。

战后初期的日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方面，1945 年《波茨坦公告》①的发布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最终，日本的武装力量被解除，长期的战争导致日本国民经济处于极度疲乏的状态。如何在一片废墟上恢复国民经济成为日本不得不解决的课题。

另一方面，在被美国实际单独占领的情况下，日本只能完全依附于美国，政治外交失去了自主性。在被占领期间，美国基本把持了日本内外政策制定的主导权。在被占领前期，美国甚至不允许日本与瑞士等中立国家保持外交关系。

麦克阿瑟

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指导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最终将自身纳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从而彻底改变了战前日本的经济发展方式。

战前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殖民地、进而获得资源和市场，转变为通过相互之间的贸易获得资源和市场，即由“硬性的”军事扩张转变为“软性的”经济扩张。

可以说，这一变化也使马汉所说的“产品—航运—殖民地与市场”海上霸权体系转变为“产品—航运—贸易与市场”体系。这一体系的逐步确立成为冷战时期日本海权思想得以在经济领域重生的基础。

日本货轮

战后，吉田茂内阁根据国内外形势，将“贸易立国”思想作为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确立了“轻军备、重经济”的“贸易立国”路线，从而奠定了战后日本外交路线的基础，开启了战后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发展的道路。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显然必须通过海外贸易来养活九千万国民。既然如此，那么日本在通商方面的联系，就不能不把重点放在经济上最富裕、技术上最先进、而且历史关系也很深厚的英美两国国民之上了。”

吉田茂将海洋国家身份与通商贸易结合在一起，通过简单的表述，从经济角度出发将日本的国家身份确立为海洋国家。

日本再次成为了海洋国家，但此时，日本已经失去占领海洋，夺取航线的能力了，也即是说，日本的海权思想在军事领域已经无法构建，但好在，其在经济领域获得了重生。

日本货轮

事实上，当海权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海权”这一概念便会应运而生。应该说，经济海权是在当代形势下才会出现的概念，它被认为是当代海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马汉的海权思想中，海权原本就是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拥有海权不仅意味着以军事手段控制海洋或部分海洋，而且也涉及到和平贸易与航运。

日本货轮

伴随“经济主导的海洋国家”身份的确立，冷战期间日本海权思想的再建构呈现出一种新的逻辑，即日本是海洋国家，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依赖海洋，因此日本强调海洋自由，重视对海洋进行开发与利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繁荣。

这是典型的通商国家所具备的逻辑思维，在其指导下，一种新的以追求海洋权益为中心的海权思想逐步构建起来。

纵观整个冷战时期，日本海权思想在经济领域的重生，集中体现在对海洋权益的充分追求，同时谋求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主导权。具体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海洋自由论

海洋自由论是冷战时期，日本海权思想在经济领域重生的第一个表现。提倡海洋自由并不是战后才有的现象。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为制衡拥有强大海军、掌握西地中海制海权的迦太基，古罗马最早主张海洋自由。

17世纪初，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以匿名的形式发表《论海洋自由》：

“其核心思想是：根据自然法和万民法，荷兰人有权参与东印度的贸易，并拥有航海权”。

而格劳秀斯提出这一核心思想的主要理由则是，每个民族均可与另一民族自由地交往，并可自由地与之从事贸易，正因为如此，“海洋同空气一样不是一国能占有的东西”。

二战后，为了避免人类再次陷入战争，联合国着手制定一系列国际准则，国际海洋法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海洋自由则是国际海洋法的主要原则之一。

同样，对战后的日本而言，海洋是其生存的基础。进口资源与出口产品都极其依赖海洋这一交通媒介，只有确保海洋自由才能保证海上运输的通畅，从而促进贸易的发展。

由此可见，海洋自由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在通商贸易层面，冷战期间日本的海洋自由论主要着眼于两点，即公海航行自由和渔业自由。

日本渔船

公海航行自由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军舰和船舶，在公海上都有自由航行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任何国家的航空器在公海上空都有自由飞行的权利。

渔业自由是日本提倡海洋自由的另一个着眼点。渔业自由意味着除特别规定外，任何国家的船舶在公海上都有自由从事渔业的权利。

这一点对日本十分有利。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都与渔业紧密相连，渔业资源自古以来就是日本人日常食物的重要来源，渔业也是日本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渔民

海洋开发论

海洋开发论是冷战时期日本海权思想在经济领域重生的第二个表现。海洋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海洋被称为“人类剩下的最后边疆，是隐藏着无限可能性的空间”。

战前的海权思想以海洋控制为重心，海洋的利用价值主要在于交通运输，同时由于生产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对海洋的开发十分有限。

二战后，国际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于世界人口急剧膨胀，资源消耗不断增多，陆地资源的有限性逐渐凸显，而海洋被认为“拥有无限的资源”。

海上油田

随着人类对矿物资源、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海洋的资源价值逐渐被人类所发现和重视，如何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战后，美国将海洋开发与原子能开发、宇宙开发并列作为国家政策，从而逐步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海洋开发。

而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正是得益于海外贸易的展开。20世纪40年代末，日本即已充分认识到自身经济有着很高的海外依存度，第一份《通商白皮书》便指出：

“如果不依赖贸易，（日本）国内的生产和就业就会缩小，经济循环将变成极小的规模，其结果是国民生活连合理的水平都无法维持”。

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使日本经济在1955年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日本经济开始快速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四面环海、且陆地资源十分匮乏的岛国日本来说，石油、天然气、锰结核等海底资源具有非常大的魅力。

因此，日本面向海洋索取更多的资源成为必然的选择。

日本建造海上发电设备

区域主导意识

区域主导意识是冷战时期日本海权思想，在经济领域重生的第三个表现。

二战前，日本通过掌握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在相当程度上以军事手段实现了对东亚区域的控制，并设计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意欲建立起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

战争的失败使日本的这一构想和意图戛然而止，日本再一次丧失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也无法再次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东亚区域。

战后的国际形势纷繁复杂，战败的日本最终选择倒向美国，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

在美国、日本以及二战期间受日本侵略的东南亚国家经过多次交涉后，日本开始走上战后赔偿的道路。

利用战争赔偿这一手段，日本将自身势力重新渗入东南亚地区，从而在事实上实现了重返东南亚。

1968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过西德，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日本的大国意识和信心逐渐膨胀。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日本在亚太区域的主导意识越来越明显。

1978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提出“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意图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由于建立机制的实践过程并不顺畅，日本在亚太地区没有取得类似法德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但是，战后东亚地区的历史进程却在客观上使日本成为该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国，“雁行”发展模式是日本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典型反映。

这一模式以日本为雁首、亚洲“四小龙”（即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为雁身、东南亚其他国家和中国为雁尾，从而形成东亚区域内产业发展的梯级模式，日本由此确立了主导地位。

日本在二战中不遗余力排挤在东南亚的英美实力，建立自己殖民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那里丰富资源，而如今：

“（日本）不必使用直接的武力保护就能安心地在南方（即东南亚地区）进行经济扩张”。

可见，在战后，经济手段取代军事手段使日本重新获得了资源和市场，进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不仅如此，二战后，人类对海权的认知发生巨大变化，海权的经济性质不断得到强化。

战后日本国民

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使得日本的海权思想在经济领域得以重生，日本开始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占领世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