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不少文人墨客为牡丹写过诗词作品，最著名的便是刘禹锡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诗中将牡丹与芍药、芙蕖（荷花）作比较，认为牡丹具有妖、格、净、情这四种品质，既妖娆又不失格调，既明净又富有热情。

无独有偶，晚唐的罗隐也曾将牡丹与芍药、芙蓉作比较，他的《牡丹花》诗格调与刘禹锡不同，他是这样写的：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

罗隐擅长写讽刺诗，这首诗写得也比较含蓄，诗里用到了一个典故，据《唐国史补》记载：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元和末，韩令始至长安，居第有之，遽（jù，匆忙，急忙）令斸（zhú，砍，挖）去，曰：“吾岂效儿女子耶？”

当时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崇尚牡丹有三十多年了，每年春天，大家都乘着车马去赏花，仿佛赏花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不赏花反而有点跟不上时代节奏了。牡丹也被炒上了天价。韩弘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中书令，晚年住在长安永崇里的私宅时，见自家宅内种植有牡丹，便命人将其除去，说：“我岂能效仿儿女辈人！”

看来即使是在唐代，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牡丹的。韩弘或许是对时人盲目推崇牡丹而感到厌烦，也有可能是他确实发自内心不喜欢这妖娆多姿的花朵。

韩弘这个人也比较有意思。《新唐书·韩弘传》里记载了韩弘生平：“举明经不中，从外家学骑射”。他早年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就跟从外祖父家学习骑马射箭，弃文从武。后来，他在军营中崭露头角，曾在任内斩吴少诚之使、诛杀骄兵三百人。

同时，他又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淮西之乱时，朝廷授予韩弘淮西诸军行营都统的官职，让他捍卫河北、河南两道地区，并让李光颜、乌重胤攻击叛军。韩弘没有亲自率军驻扎，而是派儿子韩公武率领三千人隶属李光颜。但他却在暗地里制定阻挠行动的计策，“然阴为逗挠计，以危国邀功者，每诸将告捷，辄累日不怡。”他通过让国家局势陷入危急的方式来邀功请赏，每当各位将领报告胜利的消息，韩弘就整天不快乐。

等地方割据被平定后，韩弘自然而然地因为战功煊赫，加官兼任门下侍中，受封为许国公。他得到了唐宪宗、穆宗的宠遇，最后官至司徒、中书令。

结合韩弘这个经历和身份来看，他不喜欢牡丹也是能理解的，一个五大三粗又有心计的武将，让他效仿年轻人追捧牡丹，还是有点困难的。韩弘不懂得欣赏牡丹，他砍牡丹的做法多少还是让人感觉有点“一刀切”的蛮横了。

南宋严有翼《艺苑雌黄》认为，罗隐作《牡丹花诗》是“当时为牡丹包羞之不暇”，即为牡丹遭遇无端的羞辱而愤愤不平。金人元好问在《唐诗鼓吹笺注》中，则认为此诗“极写牡丹花之出众，不比凡卉”、“引芍药、芙蓉以抬高牡丹”。诗歌批评家对罗隐诗歌的分析是比较中肯的，罗隐在《牡丹花》诗里提及韩令斸牡丹一事，显然是想为牡丹平反。

仔细分析这首诗的内容：

“似共东风别有因”写牡丹被砍斫后随着东风缓缓飘落的样子，这里的“别有因”指的就是韩令一事。“绛罗高卷不胜春”写牡丹仿佛红色的纱罗，层层叠叠，好像承受不住春风。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的意思是：如果牡丹会说话，能够理解人意，那么应该更加倾国倾城，即使无情也能动人。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道出，芍药只配充当牡丹的近侍，芙蓉看见飘落的牡丹花也只能远远躲避。首联、颔联是直接写牡丹的美丽姿态，颈联这句则是通过侧面描写，指出牡丹即使零落成泥依然是世间最美的花王。

最后两句，“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写牡丹虽然艳压群芳，却遭到了韩弘的摧残与辜负。实际上，罗隐是以花喻人，以牡丹的浓丽不群来比喻自己的才华，通过写牡丹遭到辜负的命运，暗喻自己的才华得不到重用与赏识。

罗隐的仕途之路十分坎坷，“十上不第”。他自己就曾在诗里说：“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他十余年来都困于科举考场，离乡背井，历尽艰辛，多少良辰美景也只能不闻不问。他就如同被无端摧残的牡丹。韩弘粗暴斸牡丹的做法让罗隐对牡丹甚为怜悯，大概在罗隐心中，牡丹不仅仅是受人赞誉的花朵，更是心灵的寄托。

这首诗后来被曹雪芹《红楼梦》第63回化用，薛宝钗所抽花名签“牡丹”上题的便是 “任是无情也动人”。曹雪芹这一化用，也引起了后人们的无数猜想，“任是无情也动人”是否就是薛宝钗命运的写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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