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往的叙事中，刘邦与诸同父兄弟的亲缘关系，往往会被表述成，刘邦与大哥刘伯、二哥刘仲同母同父，与四弟刘交同父异母。

这种说法主要来源于《汉书·楚元王传》中的一条记载。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对于这条记载，隋唐著名历史学家颜师古注释说，“言同父，知其异母”。由《汉书》的记载到颜师古的注释，刘邦和刘邦成了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或许，颜师古误解了班固的意思，班固说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少弟”，可能是针对荆王刘贾和燕王刘泽说的。

在《汉书·荆燕吴传》中，荆王刘贾是刘邦的“从父兄”，即咱们常说的叔伯兄弟中的亲堂兄，燕王刘贾是刘邦的“从祖昆弟”，即咱们现在常说的远堂兄弟，而吴王刘濞则是刘邦的“兄仲之子”，即刘邦同父二哥的儿子，是咱们现在常说的亲侄子。

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刘濞的父亲刘仲，“仲”即是刘仲的字，也是刘仲的排行。

在《汉书·楚元王传》中，班固清晰地交代了，刘邦兄弟四人，大哥刘伯，去世早，二哥刘仲，刘邦举事后，让二哥刘仲留在家中服侍父亲，刘邦则与刘交、萧何、曹参等人在投靠景驹的途中遇到了项梁，并和项梁一起拥立了熊心为楚怀王。

班固的记载，比起司马迁的信息增量，主要是刘交和刘邦一起南征北战，和刘邦关系亲密。

刨除信息增量，班固与司马迁记载中的最大不同，便是刘邦与刘交的亲缘关系，在班固的记载中，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少弟”，在司马迁的记载中，刘交是刘邦的“同母少弟”。

如果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把班固的记载看成针对荆王刘贾和燕王刘泽的，用以区别荆、燕、楚三王与刘邦关系的远近，则班固和司马迁的记载，是一回事，班固强调了刘交和刘邦是同一个父亲，司马迁则更进一步，强调了刘交和刘邦是同一个母亲。

二人对刘交身份记载的不同，或许是因为，司马迁比班固的要求更高。

对比着来看，司马迁对荆王刘贾和燕王刘泽的记载，其实也力求更精准。

司马迁笔下的刘贾是“诸刘，不知何属”，刘泽是“诸刘远属”。司马迁明确地写出了刘贾和刘泽的区别，一是“诸刘”，一是“诸刘远属”，司马迁能明确地区分出荆燕二王与刘邦亲缘的远近，只是司马迁分不清刘贾父亲是刘邦父亲的哥哥还是弟弟。

班固则是另一种叙事逻辑，只追求荆燕楚三王与刘邦的父系亲缘关系，不追求更细致更精准的划分。

梳理了司马迁与班固的不同叙事逻辑，将刘邦与刘交判定为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且同为庶子之后，刘邦的一些行为，就能更好地理解了。

按照《汉书·高帝纪》的记载，刘邦在汉五年，也就是即皇帝位的那一年，便追尊亡母刘媪为“昭灵夫人”，但在汉六年才尊生父刘太公为太上皇，太上皇于汉十年去世，太上皇后早太上皇两个月去世。

这一记载中的太上皇后，才应当是刘太公的原配，而刘邦的生母刘媪，应该只是刘太公的妾，所以刘邦只能追尊生母刘媪为“昭灵夫人”却不能追尊为“昭灵太后”。

刘邦被立为沛公，成为事实上的一方诸侯之后，并没有带二哥刘仲一起打天下，而是带着四弟刘交一起打天下，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刘仲能力不足，更可能是因为，刘仲是嫡子，刘邦和刘交是庶子，刘邦很难以庶子的身份号令具备嫡子身份的二哥。

再结合刘邦一直“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和汉九年酒桌上当众质问刘太公“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和的记载，可知刘邦与刘太公的父子关系很复杂，一方面，刘邦是尊重父亲的，另一方面，刘邦对父亲是不满的，认为自己不曾得到父亲的正面评价。

事实上，单看刘仲在面对匈奴来犯时的表现，便可知道，刘仲的能力远不如刘邦刘交，之所以能够得到父亲的正面评价，很可能是因为刘仲是嫡子，而刘邦是庶子。

因有嫡庶之分，所以刘邦在做亭长之后，按照秦制的要求与刘太公分家的过程中，也没得到什么家产，所以出入酒馆喝酒还得经常性地记账，跟吕后结成夫妻，还得经常性地请假回家种那几亩薄田——这在刘邦做亭长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刘邦从小就“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也正因为刘邦仅仅是庶子，所以刘邦也不受大嫂待见。刘邦的偶像是魏毋忌，在行为上也会模仿魏毋忌那样“养客”，所以刘邦就经常在不能回父母家的时候带着宾客到大嫂家蹭饭，大嫂讨厌他，便在他又一次带着宾客到达时，假装锅里的粥已经没了，宾客见无粥饭可食，纷纷离去，刘邦突然发现锅中还有粥饭，由此怨恨大嫂，是以在功成名就之后大封昆弟，唯独不封寡嫂唯一的儿子。

参考资料：《史记·高祖本纪》、《史记·荆燕世家》、《史记·楚元王世家》、《史记·吴王濞列传》、《史记·高祖功臣后者年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书·高帝纪》、《汉书·高后纪》、《汉书·荆燕吴传》、《汉书·楚元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