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世纪初，拜占庭人统治下的伯罗奔尼撒半岛遭到第四次十字军入侵。当地贵族普遍放弃军事抵抗，而是选择投靠和依附十字军，故导致半岛疆土沦陷、统治权易主。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拜占庭皇权的缺位是地方贵族投敌的重要原因，十字军入侵者的诱降手段则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但究其根本，当地贵族的叛国投敌是自 12 世纪末起，拜占庭中央集权削弱、地方社会贵族统治深化的结果。

贵族群体在拜占庭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第四次十字军入侵期间，拜占庭地方贵族的投敌现象给拜占庭帝国造成了直接的危害，不仅导致大片疆土迅速陷入十字军之手，还为重建后的帝国在一些地区恢复中央集权统治造成重重困难。

近半个世纪以来，拜占庭贵族群体一直是国际拜占庭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也是当今拜占庭研究中的热门主题。然而，学者们虽然对 13 世纪初期拜占庭地方贵族的投敌现象有所关注，却对此中原因语焉不详、简略带过，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之一是拜占庭史家对十字军入侵时期地方省份的相关记载较为匮乏。

《莫利亚编年史》是一部反映法兰克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起莫利亚公国、进行封建统治的历史作品。书中详细记载了十字军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过程，从而对当地拜占庭贵族的投敌行为有所呈现。据该史料记载，1204—1212 年，法兰克十字军以少量兵力和微弱代价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区域，组建起莫利亚公国政权，并得到了当地拜占庭贵族的支持和拥护。1204—1259 年年间，除去数量有限的围城之外，双方真正意义上的战役唯有一次。在《莫利亚编年史》中共提到 24 例十字军征服城堡和市镇的过程，其中，当地贵族主动交出所辖城堡和市镇者共计 12 例，短暂抵抗后投降者共计 7 例， 坚持军事抵抗者唯有 5例。由此可见，就伯罗奔尼撒半岛而言，贵族中主动投敌和不完全抵抗者占据多数。

初看史料，伯罗奔尼撒当地贵族投靠十字军的叛国举动着实令人意外，因为 12 世纪末、13 世纪初正是拜占庭社会对拉丁人的排斥和敌视情绪逐步激化的时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拜占庭史家尼 基 塔 斯 · 侯 尼 亚 迪 斯 的观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恶的拉丁人……觊觎我们的财富，想要摧毁我们的民族……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巨大的仇恨，思想上则存在鸿沟一般的差异，我们的道路通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耶稣基督赋予我们践踏拉丁人的权利，正如同他赋予我们践踏草莽蛇蝎的权利。这不仅是侯尼亚迪斯的个人厌恶，在 12 世纪下半叶，带有明显反拉丁人倾向的世俗和宗教作品不断涌现。除了在思想和观念上的排斥，一部分拜占庭人还将对拉丁人的憎恶付诸行动，极端行为如 1182 年，君士坦丁堡暴民在军队的帮助下大肆屠杀城中拉丁人，教士、妇女、儿童均未幸免于难。在这一背景下，伯罗奔尼撒地方贵族的投敌行为似乎与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反拉丁人基调有所矛盾。那么，拜占庭贵族叛国投敌行径的原因何在?

笔者以《莫利亚编年史》的记载为中心，辅以同期其他史料，探讨 13 世纪上半叶伯罗奔尼撒地方贵族叛国投敌的原因，借此管窥拜占庭流亡时代历史，理解拜占庭晚期衰落乃至最终灭亡的一大诱因，以期求教大方。

13 世纪初的拜占庭帝国首都沦陷、王朝覆灭、政局动荡，拜占庭皇帝之位的一度虚置成为当地贵族叛国投敌的重要原因之一。

《莫利亚编年史》记述了十字军将领奉劝当地贵族效忠纪尧姆 · 尚 普 利 特时提到: “他是一位领主、一位君王，他为征服而来。而你们现在正需要一位皇帝来保护……”言下之意在于，13 世纪初的拜占庭地方贵族失去了可以效忠的拜占庭皇帝，这种说法符合当时拜占庭动荡的政治局势。

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攻陷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科穆宁－安杰洛斯王朝覆灭。此后直至 1261 年，有志于收复君士坦丁堡、重建拜占庭帝国的拜占庭人，在拉丁帝国两侧分别组建起三个独立政权，由西向东分别为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政权、小亚西部的尼西亚政权和黑海南部的特拉比宗政权。其中，特拉比宗政权远在黑海南岸，地理位置偏远，且未对恢复拜占庭帝国作出实际努力，因此难以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方贵族产生政治影响。有希望被伯罗奔尼撒地方贵族承认的是其余两个拜占庭人流亡政权———尼西亚和伊庇鲁斯。然而，这两大流亡政权的统治者并未能够及时、有效地填补1204 年后拜占庭皇权的空缺。

其一，从时间上来看，两大流亡政权统治者均未能及时称帝。就尼西亚政权而言，1204—1208年，塞奥多利·拉斯卡里斯自称“专制君主”，在此期间，尼西亚政权以专制君主国的形式存在。直到 1208 年，塞奥多利·拉斯卡里斯才被他重新任命的东正教大教长加冕为皇帝，行涂油礼。自此，尼西亚政权方可名正言顺地自称为帝国。而伊庇鲁斯统治者的称帝时间则更迟。伊庇鲁斯的第一任统治者米哈伊尔一世在位期间从未以皇帝自称。直到 1224 年，伊庇鲁斯的第二任统治者塞奥多利从西方人手中夺回塞萨洛尼基城后，才任命了另一位大教长，由这位大教长加冕他为皇帝，改国号为塞萨洛尼基帝国，宣布继承拜占庭帝国法统。

上文已经提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当地贵族投敌现象集中发生于1204—1212 年，这一时间段与尼西亚统治者称帝存在 4 年的时间差，而与伊庇鲁斯统治者称帝的1224 年则相隔一代人之久。其二，从空间上来看，尼西亚政权和伊庇鲁斯政权的有效统治均存在地区局限性。尼西亚政权建都古城尼西亚，以小亚西北部为统治区域，与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地理距离较远。陆路方面，由尼西亚前往伯罗奔尼撒，须途经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领地及其大小封臣领地，路途遥远且阻隔重重。海路方面，尽管尼西亚政权拥有一定的海军，但其首要目标是收复君士坦丁堡，难以分拨出海上力量来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发生实际联系。更重要的是，尼西亚流亡政权于斯拉夫人的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塞尔柱突厥人的伊科努姆苏丹国和西方人的拉丁帝国之夹缝中谋生存，维持政权的存续已是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远在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消失在了尼西亚宫廷史家的视野中。

无论是从君士坦丁堡流亡至尼西亚的拜占庭高官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还是比他稍晚一些的尼西亚重臣乔治·阿克罗保利特斯，他们对当时历史的记述中，涉及伯罗奔尼撒地区者为数寥寥，说明此时的尼西亚政权与伯罗奔尼撒地区几乎处于失联状态。与尼西亚政权相比，伊庇鲁斯政权位于希腊西部山区，在地理位置上与伯罗奔尼撒更为接近。

但从伊庇鲁斯地区前往伯罗奔尼撒，陆路须途经帖撒利地区和科林斯地峡。第四次十字军入侵后，这两个地区分别处在法兰克人的雅典公国和莫利亚公国的控制下。更何况，相较于与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当地贵族建立联系、收复失地，伊庇鲁斯政权的第一任统治者米哈伊尔一世只是满足于在希腊西北部地区收复失地，维持其独立的政权，而其继任者塞奥多利虽野心勃勃，却更愿将有限的财力和军力投入向东扩张的事业中，希图抢在尼西亚政权之前收复君士坦丁堡，继承拜占庭帝国法统。

由此可见，从尼西亚政权和伊庇鲁斯政权统治者称帝的及时性和统治的有效性来考虑，在 13世纪之初，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地方贵族难以受到拜占庭皇权的实际庇护和影响，这种皇权的缺位也因此成为当地贵族投奔十字军入侵者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