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两篇清代学人小传简单介绍了吴派朴学的两位重要人物惠周惕和惠士奇父子，接下来介绍一位“东吴三惠”里面影响最大的人物，惠栋，他本人是惠周惕的孙子，惠士奇的次子。
惠栋 字定宇，一字松崖，学者称为小红豆先生。他早年是吴江县人，后改归元和籍。史料记载他，“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靡不津逮。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馀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自《玉篇》、《广韵》而下勿论也。”可见，凭借家学和个人努力，惠栋在学术上的起步是非常好的。
惠栋一生没做过官，朝廷诏举天下饱学之士的时候，有大员与他交章论荐，大学士九卿向他索要著作，他一时没有奉上而失去了进身的机会。
在学术研究领域，惠栋可以说是一位古代典籍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他“于诸经熟洽贯串，谓诂训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作《九经古义》二十二卷。”他对《周易》研究非常精到，是清代朴学周易研究三大家之一。他著有《易汉学》、《周易述》等著作，被认为是“汉学之绝者干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 惠栋在易学研究方面首标汉帜，开启一代学风，在由宋学向汉学的范式转移中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惠栋罢黜宋儒之“变古”学风而倡导复“汉”之古，讲求通过对汉易文献的疏证管理，融训诂和象数方法于一炉以治《易》。，取得很大的成果。
在礼学研究方面，惠栋延继了清初顾炎武的治学传统， 他传世的《仪礼古义》一书虽仅于经文有可考者录释之，但却彰显了汉学考据派学者的独特诠释风格，如强调从文字形体与声韵入手，揭示古今异文之间的语言学方法。
在《尚书》学方面，他著有《明堂大道录》、《褅说》、《古文尚书考》等，其他还有《后汉书补注》、《九曜斋笔记》、《松崖笔记》等。其中，《后汉书补注》是惠栋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在李贤、刘昭注的基础上，惠栋吸纳已有《后汉书》研究成果，既补充前人注解的不足，纠正其错误，又考证东汉史实，并且对《后汉书》体例与史法有所解读。惠栋补注《后汉书》的方法可大致归纳为辑佚材料、旁征博引、辨析驳正和附以己见四种。于此，钱大昕称赞他："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拟诸前儒，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辈不及也。"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惠栋对诗歌也有研究，他早年围绕王士禛开展了一系列的诗歌研究活动。惠栋认可王士禛性情、学问兼取的诗学理论，然与王士禛不同的是，其更为强调学问之于诗歌的重要性。惠栋认为，学问统领着性情的发挥，性情由学问培育而得。惠栋通过训纂《渔洋山人精华录》,强化王士禛诗歌的学术性，刻意突显王诗的"诗史"价值。
惠栋整体的学术倾向是崇信汉学，所谓“凡汉皆好，凡古必真”，比较拘泥。这也是被同时代以及后世学者诟病之处。惠栋的考证方法包括注疏法、训诂法和校验法。注疏法改变了疏不破注的经学解释传统，强调以疏证注；训诂法发展了“识字审音”的“小学”技术，强调文本之真；校验法扩充了经义取证的范围，强调经义之真。这些考证方法的广泛运用使惠栋超越了“复兴汉学”的狭隘性，而迈向“知识性”的朴学之途，从而开启了清代学术的新学风。“通经致用”是传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惠栋之“通经”，是追求“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本诸“经之义存乎训”，其“致用”，强调“天生之才，盖为时用”，慕汉代取士之法，求汉儒致用之方。他门下的弟子很多，以余萧客和江声等人最为知名。
惠栋于六十二岁的时候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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