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5日，《新京报》微博账号终于被查了。

原因是在部分报道尤其是涉北京疫情报道中存在导向错误、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等问题，严重扰乱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社会影响恶劣。

新京报有个绰号叫“心惊报”。

从诞生起就以自由，敢发敢言等形象著称。之后他们也用行动证实了他们的“宗旨”。

在一群充满狂热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簇拥下，新京报渐渐在市场中杀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血路。

“报道别人挖不到料，占据不一样的市场，和官媒叫板，是新京报的擅长”

作为中国第一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跨地区经营的报纸的媒体，其背景确实强大，但是这长期带节奏刮舆论歪风，忍一时还能忍一世？

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看不到他们的底线在哪。

01

2007年，年仅14岁的汤兰兰（化名）以被强奸为名将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亲人、乡邻共计十余人举报至司法机关，导致11人获刑。十年后，高呼冤枉的汤母刑满释放，但却因汤兰兰改名并迁户而一直无法与之联系。汤母转而求助媒体。

于是，一则标题为“被全家性侵的女孩，不能就这么失联着”的文章相继登上了《新京报》。

这篇报道中还列举多处当年案件证据中的可疑之处，并将汤兰兰的个人隐私公开，发起了一场著名的“寻找汤兰兰的活动”。一桩陈年旧案又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新京报》没有使用“失踪”等字眼，而是用的“失联”。“失联”本身具有相对性，即“某主体与另一主体失去联系”。

看似相似，但细嚼变化可就大了。

因为汤兰兰从来没有跟媒体联系过，根本谈不上失联。并且汤兰兰也没有义务与媒体联系。从另一个角度看，让性侵案件的被害人反复回忆被害经历本身就是对人的再次伤害，媒体并无这个权利。

可是《新京报》就这么做了。

当时没有一个记者站出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更没有人觉得他们再次毁掉了受害者好不容易恢复平静的生活。

02

2018年10月29日重庆市万州区一辆22路公交车与一辆女司机驾驶的小轿车相碰撞，在万州长江二桥坠入江中，13人不幸遇难。

因为救援进展吸引着全国的关注目光，《新京报》为了做“第一手资料”，在没查明真相之际以“女司机”为噱头铺天盖地的把人们的矛盾引在女司机这个群体上，引得舆论山呼海啸般地对所谓“肇事女司机”予以谴责，以致整个女司机群体跟着倒霉。

后面公交车坠江原因公布，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系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致车辆失控。

结果赤裸裸被打脸。但，对于女司机的刻板印象大概就是这样来的。

03

《新京报》还有直接污蔑警察打死肇事司机。

2017年3月16日，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司机拒绝接受检查，在交涉过程中冲撞现场造成群众恐慌。控制嫌疑人期间，发现其身体出现异常情况，立即会同赶到的医务人员开展救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当具体事件还在调查中，《新京报》作为有舆论话语权的强势媒体，直接就引用网友爆料说司机是警察打死的，证据呢？没有尸检鉴定，没有法院宣判。

同月，《新京报》再一则“17岁高中刀砍老师后被老师群殴致死”的新闻继续让人们“心惊”了。

调查结果出来后，却是学生在刀砍老师后自杀。

《新京报》记者采访“慰安妇”直接暴露受访对象姓名。在文章发出来后解释说得到了家属确认，但后面被家属直接抗议。

家属亲笔抗议信

03

2020年3月原社长戴自更因对抗组织审查、违规获取巨额收益、追求低级趣味、伪造身份证件等原因被双开处分，《新京报》依旧不思收敛，可谓狂妄无边，在疫情期间不断造谣。

同一段话，在官媒和新京报的报道中，就完全变成了不同的意思。

2020年6月15日吴尊友接受人民日报专访说此次病毒与北京两个月前的毒株不像。病毒毒株像是来自欧洲，但不一定代表来自欧洲国家。毒株也有可能来自欧洲国家，也有可能来自美国或者俄罗斯。

但在《新京报》这里，新闻标题直接否定病毒来自欧洲，说病毒与北京之前毒株一致。

2020年6月14日在核酸样本的检测新闻报道中，新华网的新闻是8186件样本被采集，截止到目前（新闻发稿时），5803份已完成检测，均为阴性。

这表示剩下2383份还没有出检测结果。因为检测周期是有时间差的，所以才有“截至目前”“已完成”这些定语。

但新京报在报道的时候，没有“截止到目前”“已完成”等定语，直接写5803份为阴性。

这样给读者就留下了想象空间，剩下的2383份是不是“阳性”还是什么情况？这不仅是不严谨的问题，还很容易造成一些读者的恐慌。

果不其然，6月19日就有人曲解了消息开始传谣。

《新京报》蹭热点，甚至是制造热点。为了利益，嘴上都是教条主义，心里却全是生意。

今天，一个《新京报》被查了，然而现实还有无数个《新京报》。

无良媒体们“无所不用其极，把重点放在了如何夺人眼球而不是好好陈述事实上。”

扭曲事实、片面报道、断章取义这几个词出现这么多年了，还是有那么多人不懂。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也希望能给《新京报》同款们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