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怕的南魏儿胡同，在父亲房间里我看到过他留日期间的日记，对不起，我当时只有六七岁，我不懂得尊重隐私。有两页给我留下了印象：
一页上写道：“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
一页上写道：“收到玉兰来信，既无情感，也无问候，只是要钱，奈何奈何？”
这是王蒙在《自传》中对于自己父亲——王锦第的描写。
自古以来，中国就讲究为尊者讳，讲究子为父隐。将父亲的丑事公之于众，乃是天下最大逆不道的事。然而王蒙就敢揭父亲的短，将他最不堪的往事公之于众。
对此，王蒙就曾自嘲：自己似乎有些“弑父”的“俄狄浦斯情节”。王蒙写这些的时候无地自容，觉得“也许这是忤逆，是弥天的罪，是胡作非为”，但是出于秉笔直书的本性，王蒙还是写了下来。
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出身名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他从年轻时起，就喜欢阅读外国名著。而王蒙的“蒙”字，就出于小仲马《茶花女》的男主人公——“阿蒙”。
王锦第毕业后，又去日本顶级大学——东京帝国大学读了教育系。学成归来后，他回到祖国，在市立高级商业学校当校长。
相比于王锦第学历的光鲜，其治家的水平却让人难以恭维。王锦第喝过洋墨水，思想开放，特别崇尚“洋东西”。王蒙说：
“他热爱新文化，崇拜欧美，喜欢和外国人结交”。
即使收入不算高，王锦第也一定要花巨资，带着孩子们吃西餐。他教导他们西餐的礼仪，例如怎样点菜，怎样用刀叉，怎样喝汤，怎样放置餐具。在对西餐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同时，王锦第也不忘批评吃中餐有多混乱。
而王锦第的乱花钱，也让他的妻子董玉兰痛心疾首，总是说：“花多少钱啊！多贵啊！”而王锦第呢？就算吃完这顿饭就要立即弹尽粮绝，也能愉快地请人吃饭。毕竟饿死事小，面子事大嘛！
不久后，王锦第失去了校长的工作，而他又不通实务，日子越过越差。而更令董玉兰生气的呢？是王锦第是个“好大言”的理性主义者，他热心做一些大事，发表救国治民的高论。至于持家这种“小事情”，王锦第就做不好了。
贫贱夫妻百事哀，王锦第和董玉兰因为经济问题多次产生激烈冲突。王蒙曾形容：
“他们就互相碾轧，互为石碾子。互相只能给予伤害和痛苦，而且殚精竭虑地有所作为——怎样能够多往要害处给对方一点伤害，以求得多一点胜利的喜悦。”
而王蒙7岁时，还曾偷看王锦第在留日期间写的日记。其中一页赫然写着“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而后一页则写道：“收到玉兰来信，既无情感，也无问候，只是要钱，奈何奈何？”
实际上，早在王蒙出生前，理想主义的父亲和现实主义的母亲就已经产生了。从一开始，两人就不合适。
龃龉
随着生活的穷困，王锦第和董玉兰已经到了离婚的边缘。因为王锦第就算再穷，也会买一些没用的玩意。比如全家断粮的时，他还用微薄的工资买了一件温度计，因为他认为这玩意代表着科学。还有一次，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王锦第还去商务印书馆，给孩子们买了一套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玩偶。
对于王锦第的胡乱挥霍，让董玉兰恨得咬牙切齿。她给王锦第起了个绰号，叫“外国六”，专门讥讽他全盘西化。为了让王锦第掏出更多钱，董玉兰不惜突击拜访父亲交往的社会名流，向他们控诉王锦第多么不负责任，多么行为不端。
一天，王锦第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董玉兰就趁他不注意，将他兜里所有的钱财全部掏了出来。
还有一次，王锦第和董玉兰大打出手。小姨子和岳母闻讯，立即前来助拳，对于王锦第，她们也忍无可忍了。为了赶走三个女人，王锦第只好使出了最后一招，脱掉自己的裤子……
就这样，王蒙的童年就在父母不断的争吵中渡过，简直又精彩又荒谬。然而，王蒙将父亲描绘地如此不堪，并不等于自己不尊敬他。
王锦第可能一事无成，一生都没有存下任何积蓄。但是面对着父亲的墓碑，王蒙仍然认为：“父亲最大的贡献，就是走出了龙堂村。”
在那个年代，龙堂村的富户最大的希望，就是让孩子染上鸦片瘾，这样就一辈子不会离开乡土，就不会追求那种没用的“科学”与“革命”。
然而王锦第勇敢地走了出来，虽然他夸夸其谈、不治生产、崇洋媚外，但理想主义的他，仍将新思想深深植入王蒙的脑海。因此王蒙才会说：“如果父亲没有走出龙堂村，王蒙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王蒙的家庭就像是旧中国的缩影，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摩擦。但即便是理想再荒谬、再不切实际，仍能润物细无声般地改变这个世界。中国之所以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何尝没有这些不切实际理想的功劳呢？
因此在王蒙心中，他的父亲纵使有再多缺点，也值得他用一生来尊敬。而这些故事，王蒙一定会秉笔直书，将父亲、母亲的故事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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