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的贫穷,是一种自我选择

在古汉语里,“穷”的本义是“尽头”,所以“图穷匕见”“穷途末路”等这类词汇中,就体现的是“穷”字的原始意义。

后来,“穷”又被引申为描述某种资源匮乏的情形,例如“黔驴技穷”“智穷力竭”,再进一步引申,就有了困顿、屈郁、不自由等含义。

到了现代汉语中,“穷”字用途最为广泛的,就是表示物质特别是金钱方面的匮乏。其实,“穷”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匮乏,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精神上的“穷”,俗称“心穷”。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公平,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资源分配永远无法实现绝对的均衡。天赋、机遇、个人努力等随便任何一个因素发挥作用,都可以放大这种天然的不平等属性。所以,这个世界上就难免会出现穷人和富人这两种似乎天然对立的群体。

但财富不过是附属品,不论富人还是穷人,本质上都是在人格上绝对平等的“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膜拜富人,也没有理由歧视穷人。但我们必须相信,在抛开了一切源自天赋、机遇方面的因素后,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穷是一种自我选择。

我居住的小区,新来了一个保洁员。她年纪也不是很大,大约就是30多岁的样子,看起来身体也健康,不像有疾病或者残疾。物业公司分派她负责包括我们这栋楼在内6个楼梯间的保洁

以前负责我们这个区域的,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在我们的记忆里,她每天都会很认真地清扫垃圾,隔三差五也会擦掉楼梯扶手上的灰尘。但自从这个年轻的清洁工到任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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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住户们都很自觉维护公共卫生,没有人在楼梯里扔垃圾,但灰尘总会无法避免地落在楼梯上、扶手上,两三个月时间了,看不见这个保洁员工作的身影。

最初,我们都以为是她工作的时间与我们出入的时间有差异,会因为错过而难以看见。直到最近,邻居们开始议论了,说是这个保洁员每天4点到5点的时候,她会准时出现在楼梯间。然后坐在二楼的楼梯间,玩大约20分钟的手机;再之后,就拿起工具前往另一个楼梯间。

她负责6个楼梯间,就这样轮换着地点玩一轮手机,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就差不多3个小时。而在物业方面管理人员的看来,她的确是在工作。但事实是,她在用玩手机替代必须亲力亲为的清洁工作。

有一个邻居实在看不过,也是觉得楼梯上的灰尘都能让人留下脚印了,就善意提醒她:“卫生是不是该打扫一下了?如果您觉得累,哪怕每隔半个月清扫一次也好啊!”

谁料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女人收起手机就怒了,“你们都住这么大的房子,我才拿多少钱工资,你们就不能体谅体谅我?”揣起手机、夹起笤帚走的瞬间,还留了一句饱含鄙夷的话:“什么素质!”

邻居显然是被这种非常强势的逻辑震慑住了,除了哑口无言,唯有为她的离去行注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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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保洁是苦活、脏活、累活,但凡家庭经济状况好一点,或者自己有文化、有技术,能谋到别的职业,一般人都不愿意干这个。但不论是社区分派就业,还是自己应聘的,来干这个的都是自愿的,在一个法治社会,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一个人干自己不愿意的工作。

但在这个年轻保洁员的心里,住户掏物业费、物业公司发钱给她,不是请她来工作的,而是供着她玩手机的。拿报酬玩手机才是她应得的,这份尊荣不容置疑和侵犯。或许在她梦想的世界里,要是有人再给她端茶倒水、捶腿捏肩,这样的玩手机才更能体现这些住大房子者,也就是富人们的素质。

她的表现,让我想起了王志文、左小青主演的电视剧《天道》,剧里王志文扮演的丁元英曾经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尽管导致贫穷的原因非常复杂,根治穷困也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我们必须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穷是深受“贫穷文化”的束缚而不能自拔。

是双向自愿的劳动协定,作为保洁员来说,拿这份报酬,然后付出相应的服务或者劳动,既是对报酬的尊重,也是对自我和约定的尊重,这就是契约精神。如果从表象看,我说的这个案例里的这个年轻保洁员,似乎是缺乏契约精神。但仔细分析,这个年轻保洁员言行间透露出的,并非是契约精神的违背。

贫穷文化或者是丁元英口中的“弱势文化”,其最大的危害就是受害者身处其中而不自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穷人是可怜的,不但要同情、援助,一切社会规则乃至道德,都必须因为对象的贫穷而降格、让路、圆融甚至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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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的确可以让人自我感觉卑微,而在相当一部分穷人看来,穷是我的资本,我穷我光荣,我穷我光荣,世界上的一切,必须在我的穷面前低头,最好能主动供奉,好似整个世界亏欠他。

因信奉贫穷文化而在物质或精神上匮乏的并不鲜见。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危险驾驶、闯红灯的,很少是那些开着名车、豪车的,基本是那些破破烂烂,甚至牌照都没有的三轮、两轮摩托。并不是我偏袒谁,有心人可以去路上观察一下。开好车、豪车的人一旦交通肇事,容易引发关注和网络传播,所以给大众形成了一种“为富不仁”的偏见。但事实是,越是高学历、高收入的,素质越高,法治意识、规则意识也越强。而在那些信奉贫穷文化的心里,叫嚣最响亮的声音恐怕多半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理念会影响言行,言行会积累成习惯,习惯又会塑造出自己的素质和觉悟。那位玩手机拿工资的保洁员,言语之间还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她之所以这样蒙混过关、不尽职守,是因为她拿的报酬少。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收入高了,一定会敬业尽责。

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高收入就意味着更多劳动付出、更高从业压力或者风险。一个不能尽心尽力于眼前工作的人,我们很难奢望在另外一份工作中会看到他的出色表现。报酬的确可以提高积极性,但素质这东西轻易积攒不来。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做一份普通的工作,过一个普通的人生。在欧洲很多地方,有的人可以将一份保洁员、园艺工、维修工、服务员等职业从事一生,他们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职业卑微、屈辱。在他们看来,做好分内的事,是一种天然的职责,是天经地义的。对得起报酬,对得起这份工作,也就是对自己的尊重。

爱惜自己的职业,对得起报酬,如果那位以玩手机为天职的保洁员能够这样想,也这样做,谁也不敢承诺她一定会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甚至大富大贵。但如果她能够如此,至少可以心安理得,求得心灵上的舒适。

我们尊重穷人,是因为他们是与我们一般无二的人,也是因为他们的诚实、善良、勤奋,而不是因为他们穷;穷也不能成为愚昧、懒惰、蛮横甚至罪恶的理由。我们痛恨有些富人,是因为个别富人的奸诈虚伪、骄奢淫逸、危害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比我们更多的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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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尊自爱、诚实劳动、遵守契约而获得的心灵舒适,是贫穷文化无法赐予的,贫穷文化只会给人灌输等待、索要、依赖和夺取的信号,要么就是想方设法贩卖自己的贫困,透支社会的同情。即便这样的思路和做派,可能会改变这些穷人的物质境况,但他始终没有摆脱贫穷文化的束缚,在精神世界他可能会更加窘迫。

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改变,才是改变自己境遇的基础。根除贫穷文化或者“弱势文化”的病根,才是扶贫工作最重要或者最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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