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往来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统治者就已经知道了日本的大致位置。

到东汉之时，光武帝册封日本某个国家的君主为“倭奴王”并赐下“汉倭奴王”金印。这次册封标志着中日外交的正式展开。

此后除了元朝，中国历朝和日本之间的关系都相对和平。而到了明朝中日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和明朝倭寇所引起的海防问题是分不开的。

日本政府一方面对明朝廷所提出的倭寇问题虚与委蛇，一方面进贡厚礼并送还一些被俘虏的明人来表示和平。

由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明朝中国沿海地区的倭寇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中国的海防面临极大的威胁。

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明太祖朱元璋对于日本失望至极，断绝了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转而将精力全部放在加强沿海军事力量，抗击倭寇上。

所以明朝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不仅有和平的朝贡关系，也有互相敌对、冲突甚至绝交的时候。

倭寇

通过这种外交关系的转变，我们可以得知明、日之间外交关系的根本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其中海防安全问题是影响明、日关系的核心要素。

一、明朝建立之初的对外关系

中国王朝的建立自古以来便讲究正统性，除了国家内部的承认。四海来朝就是衡量国家是否得到外界认可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外部表现。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几乎都把四海来朝当做自身的最高荣誉，明朝当然也不例外。

朱元璋通过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是大明王朝并不具备王国传承上的正统性。

朱元璋也没什么贵族血统，所以朱元璋建国之后便宣称自己是其母神灵感孕所生。这是在国家内部宣称他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而为了获取来自国家外部的对于新政权的承认，朱元璋则四处派遣使者到明朝附近的安南、高丽、日本等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宣布明朝的建立以及表达互相往来的和平意愿。

朱元璋

在这些使者出发后的第二年，距离较近的高丽、安南等国家便派遣使者回礼。并祝贺明王朝的成立，承认明王朝政权的合法性。

在这之后一些相对较远的国家也纷纷遣使来贺，但唯独日本却迟迟没有音讯。

考虑到元朝东征日本之后长达七十年的外交空白期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倭寇问题，朱元璋不得不再次派遣使者前往日本。

这次派遣终于得到了日本方面的回应，洪武四年，日本派遣使者来到明朝，表示日本愿意称臣纳贡。

不过在这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却并未好转，反而因为倭寇问题一直处在冲突之中。

到最后，朱元璋愤而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纵观明朝和日本之间外交关系，倭寇问题始终是决定两国关系冷暖的关键因素。

两国之间的每次往来，朱元璋都会提到倭寇问题，而日本方面一旦积极回应，两国之间的关系就相对友好。

但是日本政府如果不作为，那么两国关系就急转直下。到最后甚至直接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所以中日外交始终是围绕着倭寇一点展开的。

二、三次遣使与明朝对日关系的转变

  • 1、第一次派遣

明朝建立初期，倭寇问题就已经是明王朝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明朝倭寇战争

当时朱元璋尚未完全平定国内的乱党，元朝的残余势力依然盘踞在云南、四川等地，依托地形复杂的原始丛林进行反明运动。

而南部沿海地区则盘踞着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他们在沿海附近的海岛上驻扎，不断的骚扰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百姓深受其害，民不聊生。

由于这两股反明势力的存在，明朝并没有太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对倭寇的军事行动中去。

所以朱元璋在登基初期，始终寄希望于通过外交，让日本政府来解决倭寇问题。

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向四周的国家释放了想要和平通好的信息。他派遣使者前往四周的国家表达和平友好的意愿。

在次年，四周的国家也纷纷遣使来朝祝贺。但是前往日本的使者却迟迟没有音讯，日本方面也没有传来回应。

据史料记载，明太祖第一次派遣到日本的使者根本就没有见到当时日本的统治者。

他们在登上日本岛不久后就被山贼所杀，随身的物品也没劫掠一空，所以日本方面迟迟没有回应。

  • 2、第二次派遣

由于没有得到日本的回应，考虑到沿海地区的倭寇问题和元朝与日本关系的交恶，朱元璋在洪武二年再次派遣使者前往日本。

朱元璋在给日本的国书中明确表示，要求日本政府管束好自己的臣民，并配合明政府剿灭沿海的倭寇。

日本

在国书中朱元璋对于倭寇问题几次三番的提及，并威胁日本如果不臣服就会派兵攻打日本。

可见朱元璋对于倭寇问题的重视，以及在写这封国书时的怒气冲冲。

这一次出使日本的使团倒是见到了日本南朝的政治领袖怀良亲王。但是这时候怀良亲王在日本的权力正值顶峰，对于国书中朱元璋颐指气使的语气勃然大怒。

当场便斩杀了五个来使，并将剩下的人拘禁起来，直到三个月后才放他们回国。

这次出使日本不但没有使日本臣服，反而激怒了南朝统治者怀良亲王。

还导致使者被杀这种奇耻大辱的事发生，受到折辱的明朝廷自然对日本没什么好脸色，两国至此并未建立起交往。

  • 3、第三次派遣

在使者被斩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洪武三年，沿海的倭寇问题越来越严重。

颜面被损的朱元璋不得不放下面子，再次派遣使者前往日本。

这次前往日本的是以当时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为首的使团。

这次日本之行并不顺利，使团直到洪武四年初才到达日本。但是这一次他们被守关的士兵拦住了，他们只能将国书交给守关将领，自己则在关外等候消息。

怀良亲王

这次的国书朱元璋写的就比上次的有水平多了，他首先在国书中表明明王朝政权的合法性，并表示四周国家都以称臣纳贡。

又说自己知道倭寇问题并不是日本故意造成的，并委婉的表示已经建造好许多大船，随时可以出海进军日本。

看到国书之后的怀良亲王接见了赵秩等人，赵秩等人据理力争，表示明朝和元朝蛮夷不同，是华夏正统。

所以明朝绝对不会和元朝一样，表面通好，背地里却派兵攻打日本。

怀良亲王听后“气沮，下堂延秩，礼遇有加”，并派遣使者随赵秩等人一起回国，表示愿意称臣纳贡。

虽然看起来似乎是赵秩等人的手段高明，通过据理力争换来了两国之间的和平交往。

但是其实这时怀良亲王的统治早就是外强中干了，面对内部的巨大压力怀良亲王不得不对明朝示好。防止明朝真的派兵来攻打。

三、明朝中日外交的双重性

明朝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它不是一种单调的、僵化的朝贡关系或是敌对关系，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动态变化的过程。

明朝疆域

这一时期明朝和日本的往来，带有明显的双重性。

一方面明朝的统治者看重朝贡关系所代表的道德价值，希望通过朝贡来宣扬政权的合法性。

而朝贡国向明朝纳贡则是希望通过纳贡向明朝索取更多的好处。

在这一层面上，道德和利益是构成朝贡体系的重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却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就明朝而言考虑朝贡道德价值的前提是国家的安全不会受到威胁。这既是朝贡关系的前提，也是朝贡关系的目的。

当朝贡双方的其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朝贡关系便不可能维系下去。

明朝之所以几次三番的派遣使者前往日本，希望建立朝贡关系，最大的诉求无非就是从根本上解决沿海的倭寇问题，也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而日本在明朝第三次派遣之后，愿意和明朝建立朝贡关系，无非也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

所以明朝对日本外交政策的灵活多变无非就是因为两国外交中并没有建立起相对牢固的物质或精神体系。

朝贡

明朝和日本之间并无外贸关系，对于明朝政府解决倭寇问题的诉求，日本政府也无力应对。

所以明朝才会在后期断绝与日本的联系，说到底利益才是根本。

结语：

明朝和日本之间的外交过程是一个极具双重性的特殊阶段。明朝一方面要求日本在道德上承认明朝政权的合法性，并要求它称臣纳贡。

另一方面要去日本管束国民，解决倭寇问题。前者是明朝政府在两国交往形式上的诉求，后者才是两国交往中的实质。

但是在明朝和日本交往期间，日本虽然称臣进贡，表示臣服。

但是却始终没有解决明朝沿海的倭寇问题。但实质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形式上做的再好也是无用的。

所以朱元璋才会愤而断绝了与日本的联系。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

《明朝对外政策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