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米糯

之前聊的时候有件事没有说，当年叱咤上海滩的很多电影人，比如罗明佑、黎民伟、黎北海（黎民伟之兄）、郑正秋、蔡楚生、林楚楚、阮玲玉等等，都是广东籍，不过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尚处于无声片阶段，所以也没有什么国语片、粤语片之分。

别看当时广东籍电影大咖不少，但最先开拍粤语片的却是一位浙江人——1925年成立的“天一影片公司”的老板之一邵醉翁。1932年，粤剧名伶薛觉先携时装喜剧《白金龙》登陆上海，邵醉翁慧眼识珠，决定将这部粤剧拍成电影——这就是中国影史的第一部粤语电影。1933年，电影版《白金龙》在沪港两地上映大卖，这次成功也带动了随后近十年的第一波粤语片繁荣期。

▲六十年代邵氏鼎盛时期的片场大合照。

这位邵醉翁，本名邵仁杰，家中排行老大，他二弟叫邵仁棣（号邨人），三弟叫邵仁枚（号山客），六弟叫邵仁楞（号逸夫）。邵醉翁是经商高手，天一成立初期便派三弟、六弟去南洋开拓市场，试水粤语片成功后又在香港设立分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天一香港片场失火，次年日军又大举侵华，天一公司赶在上海沦陷前将业务迁往香港，并改组为“南洋影片公司”，由邵邨人接手负责。

尽管时局动荡，但1932年至1941年间，“天一”“南洋”“大观”“南粤”“全球”以及黎北海创办的“中华制造声默片有限公司”等本土厂牌依然未曾止步，统共制作了525部粤语片。直到香港沦陷，因所有电影公司都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粤语片甚至整个香港电影产业才进入停滞期。

抗战胜利后，南洋公司片厂重开，到了50年代初，该公司再度改组，更名为“邵氏父子”。1956年“电懋”成立，邵邨人掌控的“邵氏父子”每况愈下，于是邵逸夫由南洋回到香港，接管了“邵氏父子”的制片业务，于1958年成立了改变华语电影史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著名的“SB”LOGO。

邵逸夫先生热心慈善，尤其是对中国内地，几十年来捐赠的善款总额远超百亿，很多地方都见得到以其名字命名的学校和医院，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着极高的口碑。不过公正而言，邵逸夫对慈善、公益、文化之类的支持大都是80年代之后才有的事，“邵氏兄弟”风头正劲的那段日子里，他仅视电影为赚钱工具，几乎没有什么鲜明的艺术追求和政治立场。

“观众至上”“生存至上”的法则令邵氏挺过了不少波折，但同时代的另外一批南下至香港的爱国电影人却没有那么幸运——注意，我指的是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的爱国电影人，而不是那些谄媚的、见风使舵的所谓“爱国电影人”。

比如1949年5月迁居香港的费穆导演。其实在1950年，费穆曾经为了他所热爱的电影事业和祖国返回过北京一次，然而迎接他的却是已经大权在握的电影处处长蓝苹的刁难——她勒令费穆必须写一份无中生有的检查。蓝苹是谁大家自己查去吧，我只补充一点，此女在拍摄《狼山喋血记》（1936）期间曾因戏份太少而迁怒于费穆，甚至放话说，如果不能把自己捧红，那就是费穆的无能。

同年，费穆在香港创办了“龙马影业公司”，全心制作国语片，然而没过几个月，即1951年1月31日，他便因心脏病发去世，年仅45岁。很多人都相信，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费穆是被蓝苹“气死的”。

费穆去世后，其好友、同样南下的电影人朱石麟接手“龙马”，改组成立了“凤凰影业”。在香港电影史上，“凤凰”与另外两家同期成立的电影公司“长城”“新联”经常被合称为“长凤新”，因为这三家公司的核心成员不少都是1949年前后内地来港留港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电影人，说白了，这三家公司都属于“左派”。

▲费穆。

朱石麟和费穆一样热爱电影。他1922年进入真光戏院兼职编译，因在《真光影报》撰文而结识了参加征文比赛并最终拔得头筹的费穆。1923年，朱石麟加入华北电影公司，27岁时因赶写剧本突发腰痛，后被庸医误诊留下残疾，从此无法弯腰。即便在病床上朱石麟依然没有放弃电影，他编写了多个剧本，其中《故都春梦》于1930年被孙瑜导演搬上大银幕，成为“联华影业”的开山力作。

“孤岛时期”朱石麟为求生计帮周信芳先生编写了不少京剧剧本，期间还发掘并提携了编剧出身的后辈李培林，此人的另一个名字大家更为熟悉——桑弧。

抗战结束后，对国民党统治心灰意冷的朱石麟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先是为“大中华影业”拍摄了多部影片，1948年又为“永华”拍摄了广受好评的《清宫秘史》。这不是一部“宫斗剧”，而是一部饱含着强烈爱国思想的历史剧。

▲《清宫秘史》海报。

主持“凤凰”期间，朱石麟一方面大力培养新人，比如陈静波、任意之、罗君雄、鲍方等等，一方面又坚持多元化路线，除了独树一帜的都市喜剧，在历史剧、传奇剧、戏曲电影等方面亦可圈可点。

尽管身在香港，朱石麟的爱国热情却丝毫不减，与内地的联系也一直没有间断。他曾以香港代表身份出席了1951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南区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1954年任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全国文联理事；1960年与珠江电影制片厂合拍潮州戏《陈三五娘》；1961年将曹禺的名作《雷雨》改编为电影；1963年又接下了夏衍改编自巴金《憩园》的剧本，次年拍成了电影《故园春梦》。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WG爆发，此前“长凤新”三家左翼公司制作的262部影片几乎全部被定性为“文艺黑线”产物。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导演、编剧、文宣人员……一批接着一批回内地接受教育，“否定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这种政治对文艺创作无休无止的干涉，令香港左派电影与社会现实严重脱离，最终导致了“长凤新”的集体衰落。

1967年1月1日，内地官办杂志《红旗》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有兴趣的盆友可以找来看看），文中引用了最高领袖的一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1月5日，香港《文汇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朱石麟读后大受打击，当天下午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享年68岁。

▲朱石麟。

理想主义的爱国者们有错吗？其实没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他们只是低估了自己的爱国热情被他人利用的可能性。历史就是历史，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提还是不提，它都摆在那里。我不想再问什么“历史会不会重演”之类的老问题，我只想问，如果“理想的爱国主义”行不通，甚至连“生存至上”都行不通，那么香港电影人、香港电影、香港社会，还能有什么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