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乃明：明清中国负面西方印象的初步生成——以汉语语境中的三个佛郎机国为中心

原载《史学集刊》2019年第5期。

明清中国负面西方印象的初步生成

——以汉语语境中的三个佛郎机国为中心

庞乃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被中国人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是新航路开辟后与明清中国相继交往、互动不断的三个标志性西方大国。 但与历史上以大秦为代表的较为正面的西方印象相比，明清之际的三个佛郎机国却给中国人留下相当深刻的负面印象。这主要表现为体貌怪异的白番印象、凶狡桀骜的强番印象、横行海上的好战印象、掠食小儿的食人番印象和四处扩张的侵略者印象。随着明清中国对天主教负面认知的日益固化，以及佛郎机与传教士、天主教间密切关系的更多披露，负面佛郎机印象又在大西洋观念作用下幻化过渡为整个西方的负面印象。而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对中国主导的天下秩序的强力挑战，以及天主教对儒家教化伦理的巨大冲击，共同构成了明清中国之负面西方的认知依据。

关键词：负面印象； 佛郎机；西方；天主教；明清之际

被中国人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新航路开辟后与明代中国直接交往的首个欧洲国家。稍后，殖民吕宋并以吕宋为基地积极开拓对华关系的另一欧洲强国西班牙，也被中国人当作佛郎机。延至清朝中期，因为读音相近的关系，佛郎机又成为西欧殖民大国法兰西的专称。作为与明清中国持续交往、互动不断的三个标志性西方大国，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佛郎机来认知欧洲的，他们心目中的佛郎机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或昭示着中国人的西方观感。但与历史上以大秦为代表的较为正面的西方印象相比，晚明以来的三个佛郎机国却给中国人留下相当深刻的负面印象。随着明清中国对天主教负面认知的日益固化，以及佛郎机与传教士和天主教间密切关系的更多暴露，负面佛郎机印象又在大西洋或西洋观念作用下幻化、扩散为整个西方的负面印象。从此，一个负面可憎的西方印象逐渐成为明清时期对欧洲的主流印象。对于明清之际佛郎机印象的生成演变及其与负面西方的关联牵引，中外学者均未给予应有关注。本文拟对此一问题略加探讨，借此就教于学界诸贤。

一、三佛郎机国负面信息的积累发酵

所谓印象，是人们利用已得的信息对一定对象形成的看法。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异国印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选择地，根据自身价值、知识和信仰体系、历史经验，以及维持自我印象之稳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所产生的比较概括而固定的看法，[1]是一国通过交流互动被对象国赋予的一种身份表达。在异国印象的生成过程中，认知主体的自我建构虽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来自异国的相关信息才是印象生成的初始依据和客观基础。离开异国地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积累，所谓的异国印象也就无从谈起。以本文所言之西方印象论，自新航路开辟后，随着明清中国与三个佛郎机国双向直接交往的日渐增多，中国社会业已掌握相当丰富的佛郎机信息，其中的负面信息为负面佛郎机印象的生成演变提供了充足素材。兹以先后出现的三个佛郎机国为序，分别陈述人们所得之负面佛郎机信息。

(一)佛郎机国葡萄牙

有可靠证据表明，明代中国对于葡萄牙的这一称谓来自东南亚的穆斯林。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将“进军中华帝国”列为其重要战略目标。1517年8月，葡萄牙特使皮雷斯(Tomé Pires)抵达广东，中葡官方开始有了第一次正式接触。此次葡人东来，国王曼努埃尔一世(D.Manuel Ⅰ)抱有殖民中国的强烈企图。皮雷斯声称，中国“百姓非常软弱，容易被征服”，“印度政府[2]用10艘攻占马六甲的船，能够沿海岸攻占全中国”。[3]为了彰显葡萄牙的强大武力，护送皮雷斯来华的舰队指挥官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还在广州城下鸣火炮、竖长矛，[4]以致在中国人看来是要寻衅滋事。稍后来华的西蒙·德·安德拉德(Simāo deAndrade)则在广东沿海干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据载，西蒙到达广东后，未经允许就在屯门岛上建起一座要塞，掠劫从那里出入中国港口的所有船只并勒索金银，“他从沿海地区掳走年轻女子，捕捉中国人，使之为奴。他放纵自己去干那些最无法无天的海盗行径，过着最可耻的放荡淫乐生活。他手下的那些水手与士兵也就起而效之”。[5]一位1521年返回葡萄牙的迭戈·卡尔沃(DiogoCalvo)船长，也描述了他的同胞在中国沿海的所作所为：“他们不愿遵从中国国王的命令，想在中国发动战争，烧杀掳掠这个国家，在那里做了许多坏事。”[6]因为他们的野蛮行径，中国人“把葡萄牙人视为强盗和不服从他们的皇帝的捣乱分子”。[7]

有关葡萄牙人初来广东时的蛮横举动和不法行为，在中文史料里也有很多记载。如最早接触葡萄牙人的原广东按察佥事顾应祥称，佛郎机头目进见广东大吏时“俱不拜跪”，“至京见礼部，亦不拜跪”，被人视为“桀骜”。[8]率军驱逐葡萄牙人的原广东海道副使汪钅宏在嘉靖九年(1530)的一篇奏疏中，把佛郎机看作“西北极边强番”，称其假托进贡，“直趋省城……奸污妇女，杀食儿童，为害尤甚”。[9]嘉靖十年(1531)，[10]大理寺评事陈文辅为汪钅宏生祠写下《都宪汪公遗爱祠记》，称佛郎机为“不隶贡数恶彝”，并历数其“设立营寨，大造火铳”“占据海岛，杀人抢船”“虎视海隅，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番”“脍炙生人，以充常食”等恶行。[11]嘉靖时期的广东方志也多记载葡萄牙人来华为恶之事。如嘉靖《广州志》将佛郎机人“假入贡为名，举大铳如雷”“谋据东莞南头”“掠买小儿炙食”的野蛮行径视为“淫毒古所未有”。[12]刊刻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广东通志初稿》也称佛郎机“突入东筦县界”“掠少儿炙食”之行为“残扰尤甚”。[13]

在招致广东方面的武力驱逐后，葡萄牙人北上闽浙，逐步深入到广东南澳、福建漳州、浙江宁波等东南沿海地区，一度航抵扬子江口。在此期间，他们公然违抗中国法律，与中国不法商贩走私贸易，有时则伺机而动，武装劫掠。据平托(Ferno Mendes Pinto)《远游记》记载，1541年1月，安东尼奥·德·法里亚(Antonio de Faria)船队在从漳州到宁波途中遭遇风暴，一条舲艇被抛到岸边，全船有十三人逃生，其中五名葡萄牙人，八个基督教新水手。这几个水手在陆地上被人俘虏，关在一个名叫诺乌台(Nauday)的地方。法里亚给中国官员行贿，企图救回自己的同胞，未能如愿，于是决定武装劫狱。在以优势火器占领诺乌台后，他们还进行了可耻的抢劫，“个个满载而归”，然后放火毁城；许多被抢来的美貌姑娘，“四个四个或五个五个地被捆在一起”，场面惨不忍睹。[14]在宁波双屿一带，葡萄牙人同样胡作非为。一位名叫兰萨罗特·佩雷拉(Lanarote de Pereira)的葡萄牙人因与华人发生纠纷，便纠集十五、二十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葡萄牙人，“于一天晚上袭击了距那里两里格远的一个名叫西帕通的村子。在那里抢劫了住在那里的十几家农户，抢了他们的妻子，毫无理由地杀死了十三个人”。因为这些贪婪的不轨行为，葡萄牙人被中国人看作“披着人皮的魔鬼，是上帝在惩罚罪人时造出的怪物”。[15]此后在福建漳州发生的冲突也使中国人对葡萄牙人“怒气冲冲，恨之入骨”，以致后来被彻底驱逐。[16]

重返广东的葡萄牙人，陆续进入澳门，开始以澳门为基地发展与中国的通商贸易关系。尽管在经济收益上明显利大于弊，但居澳葡人久留不去，尾大不掉，又成为一些中国士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他们把葡人居澳看成是明朝外交的决策失误，把澳夷佛郎机当作卧榻旁边的潜在威胁。欲去不能的内心隐忧开始成为晚明士人言说澳门问题的一大主题。如浙江巡按庞尚鹏称澳门佛郎机喜则人而怒则兽，对省城广州威胁巨大。[17]两广总督吴桂芳称澳门葡人“聚落日繁，骜横日甚，切近羊城，奸宄叵测”，实为“广人久蓄腹心深痼之疾”。[18]一位名叫陈熙昌的广东南海籍监察官深有感触地说，佛郎机进入澳门以来，建屋建寺，又建炮台，“藩育日多，骄悍日甚，杀民动以十数，有司莫知。间掠民子女，散而归国，获值数千倍。积硝磺，缮战具，养倭兵，设番哨，种种逆谋，隐然成一敌国矣”。[19]这些都给时人看待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佛郎机国西班牙

西班牙是继葡萄牙之后又一殖民远东的欧洲强国，它以吕宋为基地，不断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明代中国也把吕宋西班牙人当作佛郎机。因为吕宋马尼拉是晚明商民最为看重的海外商品集散地，他们与西班牙人的交往并不罕见，加之万历初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还曾协助明朝围剿海盗，因此，最初明代中国人对吕宋佛郎机并无太多恶感。但此后发生的马尼拉大屠杀却彻底改变了他们对吕宋佛郎机的既有印象。

万历三十一年(1603)，旅居吕宋的华人华商突遭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疯狂屠杀，“漳、泉贾客徒手受刃，死者以数万计”。[20]以晋江安海镇为例，陈氏、黄氏、颜氏、柯氏等地方大姓都有一定数量的族人在吕宋罹难。如陈典箴，“字民警，号钦吾，鸿源公次子，生嘉靖丙午年六月初九日吉时，卒于万历癸卯年。公于六月往吕宋，至九月夷变，与次子章宪被杀，四子章亮逃回”。陈懋芳，“字克森，号连水，吾志公次子，生隆庆壬申年五月初二日吉时，卒万历癸卯十月初七日吉时，吕宋夷变被害”。陈大钦，“字文仰，号次山，东山公次子，生缺，卒万历癸卯年九月初四日吉时，吕宋夷变被害”。黄崇 ，“字明侃，章科次子，生万历十三年乙酉十二月廿一日，以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十月初七日商吕宋遭变”。[21] “吕宋夷变”不仅使漳泉商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且暴露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狡诈、狠毒与嗜杀。为了表达对吕宋佛郎机的不满和愤慨，丑化西班牙形象的民间传说开始在汉文文本中出现，最具代表的莫过于佛郎机“牛皮乞地”的传说。此一传说最早记录在张燮的《东西洋考》中。该书《东洋列国考》“吕宋”篇称：

有佛郎机者，自称干系蜡国，从大西来，亦与吕宋互市。酋私相语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黄金为吕宋王寿，乞地如牛皮大，盖屋。王信而许之。佛郎机乃取牛皮剪而相续之，以为四围，乞地称是。王难之，然重失信远夷，竟予地。月征税如所部法。佛郎机既得地，筑城营室，列铳置刀盾甚具。久之，围吕宋，杀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吕宋遂为佛郎机有矣。干系蜡国王遣酋来镇，数岁一更易。 [22]

在张燮的叙述中，自称干系蜡国的佛郎机来自大西洋，因互市而垂涎吕宋土地，密谋占领。其为吕宋国王祝寿、“乞地如牛皮大”盖屋，都是带着取而代之的强烈目的进行的。而吕宋国王则心无芥蒂，“信而许之”，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乞地请求。但狡猾的佛郎机人却更进一步，他们剪牛皮为皮条，两两连在一起，出人意料地圈占大片土地。面对此情此景，吕宋国王虽面有难色，还是诚信为重，履行了出让土地的最初承诺。得地的佛郎机则暗自积蓄力量，进行灭亡吕宋的最后准备，终于“围吕宋，杀其王，逐其民入山”，实现了对吕宋王国的殖民占领。

核诸史事，西班牙人在殖民吕宋过程中并未采用过“牛皮乞地”，此一传说的真正源头远在欧洲。据古罗马人相传，迦太基的城基是一位名叫狄多的推罗公主利用牛皮圈占的。但经历“吕宋夷变”的漳泉之人出于丑诋的需要，积极改造并重新创作了这一传说：一方面将故事发生地从遥不可及的地中海南岸拉回到近在身边的小国吕宋，将乞地主角置换成耳熟能详的佛郎机人；另一方面又彻底篡改了这一传说的原有意旨，赋予故事以强烈的批判色彩，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佛郎机人。改造之后的“牛皮乞地”传说不仅改变了这一传说的原有寓意和唯美色彩，而且凸显了西方殖民者的邪恶用心和负面形象。故事一经成型，立即不胫而走，很快成为晚明中国表达佛郎机观感、宣泄对佛郎机负面情绪的典型文本之一。茅瑞征《皇明象胥录》、何乔远《名山藏》等明代文献相继转述，清初查继佐《罪惟录》、张岱《石匮书》、尤侗《外国传》等亦纷纷转载，甚至在张廷玉的官修《明史·吕宋传》里，也赫然写进了佛郎机牛皮乞地的相关情节。

在明代文献的不断渲染下，清前中期的吕宋佛郎机印象仍是漆黑一片。康熙时期的江日昇曾借明郑中书舍人郑德潇之口表达对吕宋西班牙人的看法。他说，吕宋佛郎机人“猫眼鹰准，拳发赤须”，为“诸国中之最桀黠者”；其人“四海行贾，不至则已，至则图谋人国”；其国以天主之教“鼓煽四方”，所用巴礼僧“名为化人”，实则害人，日本等国曾受其害；为防止吕宋华人“大盛生事”，每隔三年五载即借故屠杀一次，名曰“洗街”；华人被殴打辱骂，不敢回手，遭受杀伤，从无抵偿，海外诸番，唯吕宋佛郎机“待我中国人最无礼”。[23]

(三)佛郎机国法兰西

入清以后，中法之间有了双向直接交往，佛郎机开始成为中国人对法兰西的专称。此佛郎机有时又被写作佛朗机、佛兰西、佛兰哂、咈 哂、弗郎西、发郎西、和兰西、法兰西、佛郎西、佛郎佳、佛郎机亚、佛郎济亚等。 清前中期虽以佛郎机指称法国，但往往把此前之葡、西史事杂入其中，反复言说的佛郎机故事，以及法国负面信息的不断东传，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兰西印象仍以负面为主。

较早言及法兰西时事者为广东碣石总兵陈昴。康熙五十六年(1717)，陈昴上言东南海防之事，把法国归入“奸宄莫测”的红毛一类，而红毛在明清之际已是一个比佛郎机更为负面的西方群体。他说：

和兰西一族，凶狠异常，虽为行商，实图劫掠，凡通商船、番船，无不遭其沉灭矣。且到处窥觇，图谋人国，况其船坚固，不怕风波，每船大炮多置百余位，所向莫当。去年厦门一船，且敢肆行无忌，其明鉴也。今以十余只大船，尽集广省，且澳门一族，是其祖家，声势相援，久居我地，广东情形，早已熟烂，倘内外交通，祸有莫测，悔莫及矣。伏乞皇上早饬督抚关部诸臣，另为设法，多方防备……庶可消奸宄异心，而地方得以安堵。 [24]

陈昴的这一研判也为清代官私文献所采信。如《清圣祖实录》称：“红毛一种，奸宄莫测，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蜡、和兰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25]《清朝通典》说：“法兰西，一名佛朗机，亦红毛番种也”；[26]《清朝文献通考》和《皇清四裔考》都说：“佛朗机，一名和兰西，亦红毛番种也”；[27]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也说：“红毛乃西岛番统名，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蜡、佛兰西、荷兰、大西洋小西洋诸国，皆凶悍异常。其舟坚固，不畏飓风，炮火军械，精于中土，性情阴险叵测，到处窥觇，图谋人国。”[28]

乾隆年间曾旅居巴达维亚、三宝垄的福建文人王大海撰有《海岛逸志》，将法国与红毛区别开来。他称法国为“勃兰西”，说勃兰西“国大人众”“性甚强悍”，红毛也惧它三分。[29]在《皇清职贡图》里，法兰西国又被描绘成“其人强横，精兵械，屡破吕宋、满剌加，与红毛中分美洛居，尽擅闽粤海上之利”的海上强国。[30]嘉庆中[31]出任香山知县的彭昭麟，因参与处理嘉庆十三年(1808)英吉利兵船擅入澳门事件，通过英法冲突，掌握了一些法国信息。他说，法郎西即佛郎机，“其人鸷悍，为诸夷所畏”。[32]有鉴于此，曾任两广总督的吴熊光，在总结英国兵船擅入澳门事件之经验教训时说，粤海所当防者，“在 咭唎及新起之佛郎西”， [33] 法国成为清人严加防范的重点对象。

二、负面佛郎机印象的基本形成

依据负面佛郎机信息而逐渐形成的负面佛郎机印象，是中欧双向直接交往开始后中国人心目中最早生成的第一类西方国家印象。这一印象不仅将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等三个佛郎机国划归有别于传统夷狄的另类国家行列，同时也为明清中国建构负面西方的整体印象设定了一个可以追寻的逻辑起点。结合明清之际的中外文献，我们可将这一时期中国人心目中的负面佛郎机印象归纳如下：

第一，体貌怪异的白番印象。素未来华的葡萄牙人因其体貌特征迥异中华，成为明清中国人的关注焦点。顾应祥最先描绘了佛郎机的面部特征，称其“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状”。[34]高鼻深目是西北胡人的基本象征，在澳门见过佛郎机人的刑部主事王临亨称，其人“深目隆准，秃顶虬髯”。[35]所谓“深目隆准”，不过是“高鼻深目”的另一表述；而“秃顶虬髯”则指其人头顶脱发而鬓须蜷曲，这也是西胡之人的一般特征，所以有明代文献称澳门葡萄牙人为来华贸易的泰西“贾胡”。[36]因为体貌怪异，明代广东人还称葡萄牙人为番鬼。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最早遭受葡萄牙人侵略骚扰的广东居民，“为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37]曾任广东布政使的蔡汝贤又称佛郎机为白番鬼，并把他们与非洲黑奴即所谓黑番鬼进行比较，认为黑番鬼要“猛过白番鬼”。[38]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福建诏安走马溪之战中，明军击败葡萄牙人，擒获白番十六名、黑番四十六名，“俱各白黑异形，身材长大”。[39]刘凤《续吴先贤赞》在叙及此战时，称朱纨所擒白番、黑番“皆狞恶异状可骇”。[40]其后张燮又用“眼如猫，嘴如鹰，面如白灰”、[41]茅瑞征用“高鼻白晳，莺嘴猫眼”、[42]何乔远用“猫晴鹰嘴……而貌皆白”[43]来描述佛郎机人的面部特征；清朝官书亦称其人“长身高鼻，猫睛鹰嘴，卷发赤须”。[44]猫眼在此之前常用来形容西北诸胡的有色眼睛，类似元代色目人；鹰嘴云云则是为了彰显葡萄牙人的凶恶可憎。为了突出佛郎机与中华之人的体貌有别，明清国人故意使用两类动物的某些特征来描述佛郎机人，可见佛郎机在其心目中的异类定位。顾应祥还描述了佛郎机的衣着打扮：“身穿锁袱，披裘。以皮为裤，又以皮囊其阴物，露出于外。”[45]锁袱以鸟兽细毛制成，为胡人衣装的主要原料。佛郎机人既“身穿锁袱”，自然归属夷狄。而“以皮为裤”、“以皮囊其阴物”且暴露于外的衣着方式，不仅十分怪异，还有猥亵的味道。因此，从明朝回国的朝鲜使臣在言及佛郎机之衣装、饮食时，称其人“状貌有类倭人，而衣服之制、饮食之节不似人道，中原人以为从古所未见者也”。[46]

第二，凶狡桀骜的强番印象。明朝正德末年，葡萄牙人一入广东沿海，就给中国人留下“最号凶诈”、[47] “犷悍违法”[48]的凶悍印象。第一个上疏直言佛郎机问题的明朝御史丘道隆称，佛郎机“桀悍狡诈，习于战争……戈矛剑戟，铳炮弹射，精而且备，当时同事如暹罗等国诸彝，见之垂首丧气，莫敢谁何”。[49]稍后的汪钅宏把不请自来、擅至省城的佛郎机人视为不守王道之“逆番”。[50]蔡汝贤《东夷图说》、茅瑞征《皇明象胥录》、陈仁锡《皇明世法录》等一致使用“凶狡嗜利”来形容佛郎机的逐利行为，认定葡萄牙人凶狠狡诈。王忬则指控佛郎机人勾结倭寇，助其凶威，称他们“入港则佯言贸易，登岸则杀掳男妇，驱逐则公行拒敌，出洋则劫掠商财”，[51]简直就是一群明火执仗的江洋大盗。而明清文献有关吕宋佛郎机屠杀华人的反复描述，不断凸显着佛郎机人凶狡嗜杀的恶魔形象。所以蔡汝贤说：“爪哇戕我天使，佛朗机猎我华人”，他们犹如恶犬一般，远比一般夷狄更为可怕。[52]佛郎机的强番印象还表现在其不奉礼法、肆行兼并和弑君自立上。顾应祥在其《静虚斋惜阴录》中写道，来华佛郎机使臣拜会广东官员时，拒不以番夷身份行跪拜之礼，两广总督陈金怒责随团通事二十大棍，并分付市舶提举，“远夷慕义而来，不知天朝礼体，我系朝廷重臣，着他去光孝寺习仪三日方见。第一日始跪左腿，次日跪右腿，三日才叩头”。[53]一个名叫亚三的使团通事，通过贿赂权臣，得以接近武宗皇帝，于是更加骄横，“入四夷馆，不行跪礼”“朝见欲位诸夷上”“主事梁焯执问杖之”。[54]人们从亚三身上感受到了佛郎机的嚣张跋扈。因为兼并马六甲，佛郎机还被明朝礼部冠以“侵夺邻封”[55]的罪名。按照儒家礼法，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相邻国家的矛盾纠纷需要天子裁处。佛郎机“非朝贡之国”，[56]竟敢擅自灭掉天朝敕封的满剌加国，当然罪在不赦。后来竟又传出佛郎机酋长弑主自立、遣使请封的传闻，佛郎机因此背上“悖乱弑主”的恶名。如明人焦竑说：“佛朗机近满剌加，岛夷之黠暴者。前代及国初俱未通。正德十三年，其大酋弑国王，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贡请封。至广东，守臣以其国不列于王会，羁其使以闻。”[57]熊明遇也说：“佛郎机居海岛中……初名喃勃利国，后更今名……我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机大酋弑其主，遣必加丹末三十余人，入贡乞封。”[58]茅瑞征《皇明象胥录》、查继佐《罪惟录》则径称“其酋弑立”。[59]佛郎机的弑君印象由此形成。

第三，横行海上的好战印象。与葡萄牙人最初接触的广东官民，对佛郎机之坚船利炮印象深刻。正德十五年(1520)，御史何鳌曾以“兵器比诸夷独精”[60]描述佛郎机的武器装备。顾应祥通过介绍佛郎机铳的结构、性能，解读佛郎机人横行海上的内在原因。他说，佛郎机铳管“长四五尺，其腹稍大，开一面，以小铳装铁弹子放入铳腹内，药发，则子从管中出，甚迅。每一大铳用小铳四五个，以便轮放。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61]清人费锡璜在一首诗中描述了佛郎机铳的杀伤威力：“红毛佛狼机，为器亦何毒。滇乱起排枪，杀人势尤酷。火门动微机，声若雷霆速。纟由甲百重坚，穿甲透骨肉。由来中必死，岂择贲与育。当时造此器，鬼神应夜哭。”[62]将此类火器的研发问世视为人间悲剧。与葡萄牙人两次交手的汪钅宏在一篇奏疏中写道，佛郎机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佛郎机船之迅捷，“虽无风可以疾走”。[63]这是一种名为蜈蚣船的水上快艇，专门装备佛郎机铳，“铳之重者千斤，至小者亦百五十斤。其法之烈也，虽木石铜锡，犯无不碎，触罔不焦；其达之迅也，虽奔雷掣电，势莫之疾，神莫之追”。[64]隆庆时期的陈吾德甚至认为佛郎机战具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65]因为船坚炮利，佛郎机人得以有恃无恐，“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66]对于中国人眼中佛郎机的好战印象，初来乍到的耶稣会士也有所察觉。如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在1584年1月25日《致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中写道，中国人“对基督徒非常害怕，他们目睹到处不是有葡萄牙人，便是有西班牙人，视这些民族为好战者”。[67]利玛窦(Matteo Ricci)说，葡萄牙船只的规模，他们异乎寻常的装备，他们火炮的轰鸣，都曾让中国人异常恐惧，“他们相信这些佛朗机人是强健的战士和各个国家的征服者，佛朗机的帝国是没有边境的，除非是到世界的尽头”。[68]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1598年11月4日《致罗马阿耳瓦烈兹神父书》也说：“中国人也熟悉葡萄牙是一好战之国，海外有许多属地。”[69]

第四，掠食小儿的食人番印象。佛郎机之食人传闻起于广东。最早言及佛郎机“烹食婴儿”的是刑科给事中王希文的《重边防以苏民命疏》，[70]稍后的汪钅宏《题为重边防以苏民命事》亦言佛郎机“杀食儿童”。[71]二疏皆作于嘉靖九年(1530)。嘉靖二十七年(1548)，都察院左都御史屠侨奏称，佛郎机“近年连至福建，地方甚遭陵轹。去年虏得郑秉义，支解刳腹，食其肺肝。略取童男童女，烹而食之”。 佛郎机之食人传闻进一步传入福建，但以广东所传之烹食小儿为主。此类传闻甚多。如严从简以亲历其事的口吻描述佛郎机蒸食小儿的场面：“其人好食小儿，然惟国主得食，臣僚以下不能得也。其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并说佛郎机初来广东以后，“潜出买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予金钱百。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72]其他如蔡汝贤《东夷图说》、焦竑《国朝献征录》、茅瑞征《皇明象胥录》、陈仁锡《皇明世法录》、熊明遇《文直行书》、何乔远《名山藏》、查继佐《罪惟录》等，大都记载了佛郎机掠食婴孩的相关传闻。反复言说之下，佛郎机的食人传说也被写进了清修《明史》。对于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可怕风俗，王希文断定其人有“狼虎之心”。[73]严从简说：“象人而用，孔子恶之，况买人食之乎？甚哉，虎狼之不若也！佛郎机所以不载于前世诸书者，固因其荒僻而或略，亦疾其不仁而痛绝耳！”[74]不仅谴责佛郎机的残酷不仁，而且认为其行为虎狼不如。尽管也有人怀疑佛郎机的食人传闻是否可靠，但明清文献在叙述葡萄牙人来华之初的所作所为时，大多借此渲染佛郎机的罪恶行径，所以其食人番印象终究难以抹去。

第五，四处扩张的侵略者印象。佛郎机的侵略者印象，是从葡萄牙侵占马六甲开始的。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六年后遣特使来华。明朝得知马六甲已亡于佛郎机的事实，颇为震动。御史丘道隆为此上奏《请却佛郎机贡献疏》，建议拒绝佛郎机的封贡要求。他说：“满剌加朝贡诏封之国，而佛朗机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赏，于义决不可听。请却其贡献，明示顺逆，使归还满剌加疆土之后，方许朝贡。脱或执迷不悛，虽外夷不烦兵力，亦必檄召诸夷，声罪致讨。”[75]此后的佛郎机窃据东莞屯门岛，骚扰新会西草湾，进而谋求对中国沿海的武装占领，终于引发中葡海上冲突。《明世宗实录》载：

佛朗机国人别都卢……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 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师截海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 [76]

在被驱离出广东海面以后，佛郎机又在闽浙沿海干起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其侵略者印象得到进一步强化。待到西班牙人侵占吕宋以后，佛郎机的侵略者印象基本形成了 。于是，明人何乔远把佛郎机描绘成一个侵略成性的西方国家：“佛郎机，黠夷也……行贾无所不至，至则谋袭其国人。”[77]清朝官书则称佛郎机“恃强陵轹诸国，无所不往。”[78]因为观感太过负面，不少明清文献故意将佛郎机书写成了“佛狼机”。

不唯如此，租住澳门的葡萄牙人也被认为蓄谋侵略中国。晚明许大受曾预言，将来继播州杨应龙为患中国者，必为澳门佛郎机。他说：

嘉靖间嶴门诸夷，不过渐运木石驾屋，若聚落尔，久之独为舶薮。今且高筑城垣，以为三窟。且分遣间谍峨冠博带，闯入各省直地方，互相交结。即中国之缙绅章缝，折节相从。数千里外，问候不绝，得其馈遗者甚夥。频年结连吕宋、日本，以为应援。凡我山川阨塞去处，靡不图之于室。居恒指画某地兵民强弱、帑藏多寡，洞如观火。实阴有觊觎之心，时时炼兵器、积火药，适且鼓铸大铳无虚日，意欲何为？此岂非窥伺中国，睥睨神器之显状耶？ [79]

崇祯三年(1630)，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上言，澳门佛郎机心怀叵测，令人忧虑：

臣生长香山，知澳夷最悉，其性悍桀，其心叵测。其初来贸易，不过泊船于浪白外洋耳，厥后渐入澳地。初犹搭蓬厂栖止耳，渐而造房屋，渐而筑青洲山。又渐而造铳台，造坚城，为内外拒之计。蓄夷众，聚兵粮，为颜行之谋。时驾番舶擅入内地，拒杀我官兵，掠我人民，掠我子女，广收硝磺铅铁以怀不轨。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粤之盗贼亡命投倚为患者不可数计。粤人不得安枕数十余年于兹矣。 [80]

因为耶稣会士多由澳门进入内地，利玛窦等也被视为图谋中国的佛郎机间谍。如龙华民在1610年11月23日写于韶州的《致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中写道，韶州教会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困难，“因为它距澳门太近之故，城人非把我们驱逐出境而后快……虽由于我们被视为澳门葡萄牙人的间谍而受中国人的气，但希望天主能保护我们不受侵害”。[81]因此之故，利玛窦等竭力隐瞒其与澳门葡萄牙人的密切关系，尽量避免与其直接接触。

三、负面佛郎机印象向负面西方印象的转移扩散

贸易、传教、殖民三位一体，是新航路开辟后欧洲殖民大国海外拓殖的基本方略。与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等三个佛郎机国一样，其他西方大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时也有大致相同的思考与动作。他们在政治上挑战华夷秩序，经济上排斥朝贡贸易，军事上图谋入侵中国，文化上传播异质宗教。相同的宗教信仰，相似的体貌特征，相近的祖家故国，相像的海上争衡，为具体佛郎机国向一般西方国家的过渡提供了认知可能。而来华耶稣会士与佛郎机国的紧密联系，大西洋或西洋观念的逐渐形成，以及天主教“邪教”认知的日益固化，“牛皮乞地”等负面佛郎机传说的广泛传播，终于使个别佛郎机印象幻化为整个欧洲的整体印象，明清中国的负面西方印象据此生成了。

来华耶稣会士与佛郎机国的紧密联系，源自葡萄牙享有的东方保教权。所谓保教权，是由罗马教廷授予的由世俗政权承担的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传播的权利和义务，是天主教传教事业上的一种优惠特权。随着达·伽马(Vasco da Gama)首航印度的成功，葡萄牙人率先成为亚洲的“发现者”，中国、印度、日本等广大东方国家都被置于葡萄牙的保教权下。根据两任罗马教皇的敕令，“任何从欧洲前往亚洲的传教士，必须取道里斯本，并获得里斯本宫廷的批准”，“葡萄牙国王不但有权建筑教堂，派传教士和主管领地内的教会，而且有权分派神甫和劳作者，到建立在葡萄牙之外的亚洲异教国家的教会去工作”。[82]所以明清之际的来华耶稣会士大都通过里斯本—果阿—澳门航线进入中国，葡萄牙国王则为他们提供生活费用和其他活动经费。入清以后，法国利用葡萄牙帝国衰落的机会，打破了葡萄牙国王对东方天主教传教区的垄断，开始在中国和越南创建不属于果阿葡萄牙大主教的主教区，法国传教士逐渐在中国传教史上占据主体地位。而来自吕宋岛的其他西方传教士，自然摆脱不了与吕宋佛郎机的种种联系。尽管明清之际的来华天主教士来自多个欧洲国家，但因他们与三个佛郎机国的密切关联，使得广大中国人认为他们来自佛郎机，是所谓佛郎机人。如在“南京教案”期间，沈 的《参远夷三疏》就把涉案传教士与佛郎机联系在一起。 他说： “臣近又细询闽海士民，识彼原籍者云，的系佛狼机人。 其王丰肃原名巴里狼当，先年同其党类，诈称行天主教，欺吕宋国主，而夺其地，改号大西洋。 ” [83] 后来，一位名叫黄廷师的泉州进士进一步指出，利玛窦、艾儒略(Giulio Aleni)等一班天主教士，“为佛狼机，亦为猫儿眼。 其国系干丝蜡，而米索果其镇头也。 原距吕宋不远”。 [84] 崇祯十年(1637)，福建左布政使兼按察副使、巡视海道施邦曜发布告示，称在宁德缉捕的三名夷人，“查是吕宋夷利玛窦一派，专讲天主者”， [85] 也以官方态度宣告以利玛窦为首的来华天主教士都是“吕宋夷”，即吕宋佛郎机。 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士都被视为佛郎机人，这为佛郎机印象向西方印象的转移过渡提供了铺垫。

大西洋或西洋观念的形成是明清中国认知西方的重要成果。因为佛郎机的恶名，万历以后的来华耶稣会士急于撇清与负面佛郎机之间的密切关系，希望找到一个易于被中国人接受且具正面指向的新名词指代其西方故乡，于是利玛窦等人巧妙借用了此前出现的中文大西洋概念，将其内含由印度洋北部及其沿岸一带转换为伊比利亚西部海域及其沿岸一带，自称来自大西洋，是所谓大西洋人。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带动下，中国士人也开始接受这个具有全新内涵的中文大西洋概念，并且不断扩大其地理范围，西欧沿海、欧洲大陆以及今北大西洋都被称为大西洋，大西洋由此成为明清中国对整个欧洲的通俗称谓。如万历四十一年(1613)，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将庞迪峨(Diego dePantoja)、龙华民、熊三拔(Sebatino de Ursis)、阳玛诺(Manuel Dias)等来华耶稣会士合称为“大西洋国归化陪臣”。[86]万历四十五年(1617)，沈 《参远夷疏》称： “近年以来，突有狡夷自远而至，在京师则有庞迪峨、熊三拔等，在南京则有王丰肃、阳玛诺等，其他省会各郡在在有之，自称其国曰大西洋，自名其教曰天主教。 ” [87] 沈 也将耶稣会士的西方故乡称为大西洋。 清初遗民魏禧《兵迹·远邦编》说： “欧罗巴一名大西洋，在中国西北数万里外，西儒称为宇内第二大州也。 ” [88] 康熙朝大学士张玉书《外国纪》亦云： “西洋总名欧逻巴，在中国极西，故谓之大西，以海而言，则又谓之大西洋。 ” [89] 皆以大西洋指称欧洲。 但一些人对“西洋”之前加一“大”字，把大西洋当作与大明、大清完全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做法难以接受，“大西洋”又有被“西洋”二字所取代的趋势。 如乾隆时期成书、体现清朝官方思想的《四库全书总目》，几乎全以“西洋”取代“大西洋”。 [90] 起源于宋元时代的传统词汇“西洋”开始具有“大西洋”的某些内含，这是中国古代西洋观念的又一次转型。 大西洋由指代佛郎机过渡到指代西方，为佛郎机印象向西方印象的过渡搭建了桥梁。

“南京教案”后，明清中国对天主教“邪教”认知的日益固化，加重了佛郎机即西方的泛化认同。前述泉州进士黄廷师讲述了佛郎机以天主教诱骗、殖民吕宋的详细过程。他说：“嘉靖初年，此番潜入吕宋，与酋长阿牛胜诡借一地，托名贸易，渐诱吕宋土番各从其教，遂吞吕宋，皆以天主之说摇惑而并之也。”天主之说不仅荒谬，而且佐以邪术，“凡国内之死者，皆埋巴礼院内，候五十年，取其骨化火，加以妖术，制为油水，分五院收贮。有入其院者，将油抹其额，人遂痴痴然顺之”；不仅邪术制人，而且辅以酷法，有番女忏悔者，“或罚在院内洒扫挑水，或罚在院内奉侍寮氏，则任巴礼淫之矣”，“至若骗男人解罪，则用白布长衣，自头面罩至脚下，用小索五六条，其索尾系以铁钉，勒令人自打于背上，血出满地，押遍五院乃止”。[91]文中寮氏即天主，巴礼即神父，皆为闽南语音译。西班牙殖民吕宋的种种罪恶已转移算在了天主教头上。崇祯十一年(1638)，由福州三卫的一群武官和闽县、侯官二县生员联名具揭的《上翰林院左春坊蒋公德璟攘夷报国公揭》，在揭露“天主之夷”的险恶用心时强调，夷人已“吞我属国吕宋及咬 巴、三宝颜、窟头朗等处，复据我香山澳、台湾、鸡笼、淡水”。 [92] 苏及宇《邪毒实据》更进一步指出，以艾儒略为代表的天主教夷人“机深谋巧”，“到一国必坏一国，皆即 其国以攻其国，历吞已有三十余。 远者难稽其踪，最近而吕宋，而米索果，而三宝颜，而鸡笼、淡水，俱皆杀其主，夺其民”。 [93] 这个以吕宋为代表的被天主教西方侵占的国家系列，实非佛郎机一国所独占： 吕宋为西班牙所占；咬 巴即今雅加达，为红 夷荷兰所占； 三宝颜 在今棉兰老岛，为西班牙所占； 米索果又名美洛居，即今马鲁古，按照明朝人的说法，为佛郎机和红夷所分占； 香山澳即澳门，为葡萄牙所占； 鸡笼、淡水俱在台湾北部，先为西班牙侵占，后为荷兰所独占； 窟头朗则未详何处。 但通过天主之夷 的角色置换，其侵占 主角明显指向了信仰天主教的西洋人。 清乾隆中，上元诸生程廷祚在一首诗中写道： “迢迢欧逻巴，乃在天西极。 无端飘然来……来意良叵测。 侧闻托懋迁，绝远到商舶。 包藏实祸心，累累见蚕食。 何年袭吕宋，翦灭为属国。 治以西洋法，夜作昼则息。 生女先上 纳，后许人间适。 人死不收敛，焚尸弃山泽。 惨毒世未有，闻者为心衋。 ”诗序中说： “欧逻 巴即西洋也，自古不通中华。 明万历末，其国人利玛窦等始来，以天文奇器售其术，招集徒众，欲行所奉天主之教，识者忧之”， [94] 又将以天主教灭亡吕宋的主角置换为欧逻巴人。 通过将佛郎机殖民东方的负面历史与天主教、西洋人或欧逻巴关联捆绑，佛郎机印象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认同为西方印象。

“牛皮乞地”等负面佛郎机传说的转移扩散，为佛郎机即西方提供了更多例证。从明朝末年到鸦片战前，汉语语境中的“牛皮乞地”传说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骗地的主角从佛郎机扩展到红夷、荷兰，后来泛化为整个西洋人；被骗的对象从吕宋岛到台湾、爪哇，涵盖了西方殖民者远东拓殖的三个重要区域。约略在明郑时期，以红夷为主角的“牛皮乞地”传说开始在台湾流传。最早见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蒋毓英纂修的《台湾府志》，此后又有多部台湾府志、县志先后记载这一传说或辑录以此为典故的诗文歌赋。大约是清朝中期，有关荷兰人在爪哇“牛皮乞地”的传说渐渐兴起。成书于乾隆初年的程逊我《噶喇吧纪略》记载了荷兰人利用牛皮占领噶喇吧即今雅加达的过程，这应该是目前所知的有关荷兰以牛皮骗占爪哇土地的最早汉文记录。稍后之陈洪照《吧游纪略》、王大海《海岛逸志》都明确指出荷兰人曾在噶喇吧实施过“牛皮乞地”。以西洋人为主角的“牛皮乞地”传说是角色转换的结果，人们通过佛郎机与西洋人之间的角色置换，将灭亡吕宋的元凶认定为西洋人。如清人鲁之裕指出，西洋人的祖国“远处于二万里外，而必汲汲然捐重资以谋宅吾土，此其蓄心岂仅利在通有无而已哉？盖又将吕宋我矣”。并就吕宋亡国大发感慨：

吕宋国在南海中，西洋通中国水道之所必经。每岁以巧奇器贡吕宋君臣，君臣咸悦之。问所欲。曰：“但得牛皮大许一片地为停舶安身处足矣”。君臣皆诺之。西洋人乃岀巨牛皮一张，回旋剪之如线，引以围地，约二三里周。君臣始悔焉，然利其货，不忍绝，又自恶其不信也，竟予地。西洋人遂楼其上，高五层，可尽望其国虚实，而又穴其下，铸炮大小无算。逾年，以大舶载兵卒万余泊楼侧，运所铸炮环攻之，破其城，杀老少无遗者，即据之。考今吕宋，隶西洋。 [95]

如此一来，骗地主角又从佛郎机转化为西洋人。与“牛皮乞地”传说一样，佛郎机掠食小儿的传说也已通过角色转换，将佛郎机与天主教和西洋人联系在一起。晚明许大受《圣朝佐辟自叙》在讨论烹食小儿问题时，故意不说其为佛郎机所为，而以“彼夷残甚，数掠十岁以下小儿烹食”[96]叙述之。“彼夷”所指乃是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自称来自大西洋的信仰天主教的西洋人。与此同时，许大受又将“彼夷”烹食小儿问题与天主教孩童原罪论混杂在一起，从而赋予西洋人“掠食小儿”传说的“教理根据”，[97]烹食小儿行为所涉及的主体范围也由单个佛郎机人扩大到整个西洋人。与此关联，清前中期有关西洋人借育婴之名行采生之计、挖人眼珠烧炼金银、暗配迷药操控教民等负面传说亦不在少数。显然，彰显佛郎机人邪恶印象之负面传言的转移扩散，也为负面佛郎机印象向负面西方印象的过渡找到了更多支撑。

综上可知，明清中国通过佛郎机与传教士、佛郎机与天主教、佛郎机与大西洋的关系建构，将佛郎机国与西方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然后再通过一系列移花接木式的逻辑过渡和角色置换，将具体佛郎机国幻化为整个西方世界，从而为佛郎机向西方世界的贯通过渡开启方便之门。有了这样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转换通道，负面佛郎机印象也就顺理成章地过渡为对西方世界的整体印象，一个清晰可见的负面西方大体成型了。

余　论

美国学者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K．Herrmann)曾经指出，一国的异国形象由相对国力、威胁与机遇、文化比较等三个方面的认知构成，[98]这一判断虽然基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但也适用于明清中国的西方印象。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佛郎机是一个来自西洋、极富侵略色彩的西方夷狄，它恃强吞并满剌加、吕宋等中国藩属，不断在中国沿海侵掠骚扰，而且疯狂屠杀海外华人，极力传播天主“邪教”，因此给明清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和现实冲击，让人感受到了佛郎机国的来者不善，这应该是负面佛郎机印象生成演变的主要原因。而三个佛郎机国的所作所为，又为其他东来之西方殖民大国所效仿，明清中国不得不日益承受来自西方世界的较大压力，心中升起对天主教西方的焦虑、怨愤、敌视等恶感。以负面佛郎机印象为引领，负面的西方印象开始呈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面前。如曾入复社的晚明福建士人周之夔指出：“西洋本猾黠小夷，多技巧，能制玻璃为千里镜，登高远望，视邻国所为，而以火炮伏击之。故他夷率畏其能，多被兼并，以此称雄于海外。”[99]从军事技术层面描绘了一个侵略成性的西方印象。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皇帝在一道上谕中提醒大学士、九卿等官：“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而至大，小者犹不可忽，大者益宜留心”，要求他们对台湾与吕宋的交往“预为措置”，他还特别提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100]对未来中国可能遭受的西方威胁深表忧虑。雍正初年，富有国际视野的蓝鼎元指出，地处极西的红毛、西洋为“强悍莫敌之国，非诸番比矣”，它们船坚炮利，肆意扩张，统计天下所有的岛国蛮夷，只有红毛、西洋、日本最让人放心不下。[101]同样表达了对西方世界的深深忧虑。很显然，明清中国对以佛郎机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焦虑不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方世界对华夷秩序的强力挑战，二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海疆的侵略骚扰，三是天主“邪教”对儒家教化的巨大冲击，三者共同构成了明清中国之负面西方的主要认知依据。

作者简介：庞乃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史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1]Kenneth E．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s，No.2(1959)，pp.120－131.

[2] 指葡印殖民当局。

[3] [葡]多默·皮列士著，何高济译：《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8－99页。

[4] 《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5] 《韦尔斯利侯爵的代表们赠给大英博物馆的出使中国报告》，手稿第13875号，附录第24页，转引自张天泽著，姚楠、钱江译：《中葡早期通商史》，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版，第70页。

[6] 《印度古物志》卷三○，第435页，转引自张天泽著，姚楠、钱江译：《中葡早期通商史》，第69页。

[7] 《莱昂内尔·德·索萨关于一五五三至五四年协议的记述》，[葡]威·罗伯特·尤塞利斯著，周卓兰、张来源译：《澳门的起源》，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年版，第43页。

[8] (明)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一二《杂论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2册第511页。

[9] (明)汪钅宏：《题为重边防以苏民命事》，(明)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四三《兵部(职方下之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444册第294页。

[10] 按，此“记”未署撰写时间。据康熙《新安县志》卷一二《艺文志》祁敕《重建汪公生祠记》，可知汪钅宏生祠翻建于嘉靖辛卯。陈文辅、祁敕皆受乡耆郑志锐等请托撰“记”，则此“记”当撰于嘉靖十年。参见张一兵：《康熙新安县志校注》卷一二《艺文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页。

[11] 张一兵：《康熙新安县志校注》卷一二《艺文志》，第429页。

[12] 嘉靖《广州志》卷四《纪事下》，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册第266页。

[13]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番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9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512页。

[14] [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金国平译注：《远游记》第65章，葡萄牙大发现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年版，第190页。

[15] [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金国平译注：《远游记》第221章，第699－700页。

[16] [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金国平译注：《远游记》第221章，第701页。

[17] (明)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35－3836页。

[18] (明)吴桂芳：《议筑广东省会外城疏》，(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二，第3668页。

[19] (明)高汝栻：《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卷一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57册第829页。

[20] (明)何乔远编撰，厦门大学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闽书》校点组校点：《闽书》卷三九《版籍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7页。

[21] 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安平志》卷一○，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435－436页。

[22] (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五《东洋列国考·吕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23] (清)江日昇撰：《台湾外记》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

[24] 罗马传信部档案处东方文献第十三卷内有《碣石镇总兵陈昴奏折》全文，阎宗临先生录得原文。参见阎宗临：《中西交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25]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丁亥条，《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16页。

[26] (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钦定皇朝通典》卷九八《边防二·南·法兰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3册第939页。

[27] (清)乾隆十二年敕撰：《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四裔考六·南·佛朗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8册第722页；(清)魏源撰，陈华、常绍温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中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201页。

[28] (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27册第598页。

[29] (清)王大海著，姚楠、吴琅璇校注：《海岛逸志校注》卷三《和兰西》，香港学津书店1992年版，第56页。

[30] (清)傅恒：《皇清职贡图》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4册第427页。

[31] 彭昭麟出任香山知县在嘉庆九年至十五年。

[32] (清)彭昭麟：《从征诗草》卷四《岭南草·澳门纪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六)，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9页。

[33] (清)吴熊光：《伊江笔录》上编，《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77册第496页。

[34] (明)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一二《杂论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22册第511页。

[35] (明)王临亨著，凌毅点校：《粤剑编》卷三《志外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1页。

[36] (明)汤显祖：《玉茗堂全集》诗集卷一四《七言绝句·香嶴逢贾胡》，《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62册第839页；(明)茅元仪：《三戍丛谭》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33册第499页。

[37]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4－175页。

[38] (明)蔡汝贤：《东夷图说·黑鬼》，《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5册，第430页。

[39] (明)朱纨：《甓余杂集》卷五《六报闽海捷音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32页。

[40] (明)刘凤：《续吴先贤赞》卷六《朱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5册，第167页。

[41] (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五《东洋列国考·吕宋》，第93页。

[42] (明)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五《佛郎机》，《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0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19页。

[43] (明)何乔远：《名山藏》卷一○七《王享记·东南夷三·满剌加》，《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27册第636页。

[44] (清)乾隆十二年敕撰：《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四裔考六·南·佛朗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8册第722页。

[45] (明)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一二《杂论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22册第511页。

[46] 《朝鲜李朝中宗大王实录》卷四一，正德十五年十二月戊戌条，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年版，第571页。

[47] 《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条，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630页。

[48] 《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己卯条，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8页。

[49] (明)丘道隆：《请却佛郎机贡献疏》，康熙《上杭县志》卷一○《艺文志》，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第26页。

[50] (明)汪钅宏：《题为重边防以苏民命事》，(明)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四三《兵部(职方下之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4册第294页。

[51] (明)王忬：《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第2993页。

[52] (明)蔡汝贤：《东夷图说·总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5册，第409－410页。

[53] (明)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一二《杂论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22册第511页。

[54]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0页。

[55] 《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己卯条，第208页。

[56] 《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己卯条，第208页。

[57]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二○《四夷·佛朗机》，《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31册第790页。

[58] (明)熊明遇：《文直行书》文选卷一三《佛郎机》，《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92页。

[59] (明)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五《佛郎机》，《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0册，第619页；(清)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六《外国列传·佛郎机国》，《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23册第667页。

[60] 《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条，第3630页。

[61] (明)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一二《杂论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22册第511页。

[62] (清)费锡璜：《掣鲸堂诗集》卷四《九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7册，第192页。

[63] (明)汪钅宏：《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明)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四三《兵部(职方下之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4册第289、288页。

[64] (明)沈 ： 《南船纪》卷一《蜈蚣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878册第87页。

[65] (明)陈吾德：《谢山存稿》卷一《条陈东粤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8册，第423页。

[66] 《明世宗实录》卷二四，嘉靖二年三月壬戌条，第693页。

[67]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下，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56页。

[68]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40页。

[69]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下，第519页。

[70] (明)王希文：《题为重边防以苏民命疏》，(明)贾三近：《皇明两朝疏抄》卷一六，《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65册第562页。

[71] (明)汪钅宏：《题为重边防以苏民命事》，(明)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四三《兵部(职方下之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4册第294页。

[72]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第320页。

[73] (明)王希文：《题为重边防以苏民命疏》，(明)贾三近：《皇明两朝疏抄》卷一六，《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65册第562页。

[74]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第324页。

[75] 《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条，第3630页。

[76] 《明世宗实录》卷二四，嘉靖二年三月壬戌条，第693－694页。

[77] (明)何乔远：《名山藏》卷一○七《王享记·东南夷三·满剌加》，《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27册第636页。

[78] (清)乾隆十二年敕撰：《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四裔考六·南·佛朗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8册第722页；(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钦定皇朝通典》卷九八《边防二·南·法兰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3册第939页。

[79] (明)许大受：《圣朝佐辟》，(明)徐昌治订，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卷四，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年版，第227页。

[80] (清)汪楫撰：《崇祯长编》卷三四，崇祯三年五月丙午条，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53－2054页。

[81]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下)附录，第542页。

[82] [瑞]龙思泰著，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83] (明)沈 ： 《参远夷三疏》，(明)徐昌治订，夏瑰琦编： 《圣朝破邪集》卷一，第66页。

[84] (明)黄廷师：《驱夷直言》，(明)徐昌治订，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卷三，第175页。

[85] 《福建巡海道告示》，(明)徐昌治订，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卷二，第128页。

[86] (明)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三，第5321页。

[87] (明)沈 ： 《参远夷疏》，(明)徐昌治订，夏瑰琦编： 《圣朝破邪集》卷一，第59页。

[88] (清)魏禧：《兵迹》卷一一《远邦编·欧罗巴》，《丛书集成续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0册第116页。

[89] (清)张玉书：《张文贞集》卷八《外国纪·西洋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22册第551页。

[90] 按，《四库全书总目》使用“大西洋”称谓者仅两处：一是《海国闻见录》提要，在介绍该书上卷八篇内容时，提到其中一篇名为《大西洋记》(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史部·地理类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35页)；二是《新法算书》提要，称在明朝万历年间，“大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等先后至京，俱精究历法。五官正周子愚请令参订修改，礼部因举光启、之藻任其事，而庶务因循，未暇开局。”(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子部·天文算法类一》，第895页)其他涉及“大西洋”称谓者，则全以“西洋”二字替代。

[91] (明)黄廷师：《驱夷直言》，(明)徐昌治订，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卷三，第175－176页。

[92] 《上翰林院左春坊蒋公德璟攘夷报国公揭》，(明)徐昌治订，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卷六，第291－292页。

[93] (明)苏及宇：《邪毒实据》，(明)徐昌治订，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卷三，第179页。

[94] (清)程廷祚：《忧西夷篇》，(清)张应昌辑：《国朝诗铎》卷一三《岛夷》，《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627册第608页。

[95] (清)鲁之裕：《式馨堂诗文集》文集卷九《答学者问》，《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50册，第441页。

[96] (明)许大受：《圣朝佐辟》，(明)徐昌治订，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卷四，第215页。

[97] 参见李华川：《“西人掠食小儿”传说在中国的起源和流播》，《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98] Richard K．Herrmann，James Voss，TonyaSchooler & Joseph Ciarrochi，“Images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Cognitive Schemat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1，No.3(1997)，pp.407－408.

[99] (明)周之夔：《破邪集序》，(明)徐昌治订，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卷三，第146－147页。

[100]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条，《清实录》第6册，第650页。

[101] (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27册第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