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水平高、经济更发达？
钱跃君
让《圣经》走向底层民间
马丁路德提出人人都有权利解释《圣经》，但《圣经》并不是人人都能读懂的。《圣经旧约》的原文是以色列的古西伯来语，后来译成古希腊语（前280年），直到公元4世纪才由天主教的St.Hierom（340-420）翻译成土语化的拉丁文。《圣经新约》的原文是口语化的古希腊语，公元200年前后就译成拉丁文，St.Hierom又作修订。也就是说，到马丁路德时代，拉丁文的《旧约》和《新约》已成为基督教会的标准文本。但普通民众并不懂拉丁文，只能听任教会的主教和神父们来叙述《圣经》故事，是对是错谁也不知道，更罔论去解释《圣经》。
（菲利普·梅兰希通与马丁·路德）
所以，学习《圣经》的第一步是要让更多的人懂拉丁文。新教运动一发生，德国出现了一大批拉丁文学校。
首先将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1517）传播到社会、从而被人暗杀的WilhelmNesen（1492-1524），1519年就在法兰克福创办了德国第一所拉丁学校，即今日莱辛文理中学的前身（该校现在的第一外语依旧是拉丁文）。马丁路德的终身之友、同校教授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看到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马上提出必须同时发起教育改革。他不仅对大学课程作了大量改革，而且于1524在马格德堡（Magdeburg）、1525在艾斯莱本（Eisleben）、1526在纽伦堡创立了拉丁学校。他立下的学校宗旨是：一、拉丁文教学；二、不要压给学生许多学习内容，而要重视学生基础、多做复习；三、根据年龄和学业将学生分成三个班级。——Melanchthon后被誉为“德国的老师”（Lehrer Deutschlands）。笔者女儿就读的法兰克福的弗里德利希女皇中学KFG，其前身也是创办于1550年的拉丁学校。
正因如此，新教比较重视教育，以至新教国家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旧教国家，这为以后新教国家的经济起飞打下了人才基础。例如在“30年战争”中，信奉新教的北部荷兰成功地独立出西班牙统治，而信奉旧教的南部荷兰没有独立成功。拿破仑之后的1815年维也纳欧洲会议中决定南、北荷兰统一，北部荷兰国王担任整个荷兰国王。南、北荷兰仅仅分裂200年，天主教的南部荷兰的学校教育与新教的北部荷兰天壤之别：南部有21.8万文盲，北部只有2.3万。所以荷兰统一时，信仰马丁路德宗的荷兰国王的首要大事，就是在南部荷兰新建了1500所学校，15年内那里的学生数从15万提高到30万。南部荷兰（包括半个卢森堡）最终还是独立出荷兰（和卢森堡）而建国比利时（1830）。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最早信新教的都是经贸比较发展的城市或区域，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或区域信旧教的为多。
能上拉丁学校的毕竟还是贵族、至少生活富裕家庭的子女，所以还是要把《圣经》翻译成德语。在Wartburg的两年中（1522-1524），马丁路德完成了一系列新教理论写作，尤其将《圣经》翻译成口语化的德语，以便德国普通民众也能读到《圣经》原著——英国学者WilliamTyndale（1484-1536）受到马丁路德感召，也将《圣经》翻译成英语，结果被英国国王和教会定罪、后被罗马教廷以火刑处死。可想，天主教极其忌讳突破宗教垄断、让普通民众阅读《圣经》原文。
当时马丁路德翻译的还是《圣经新约》，但不是根据罗马教廷的官方拉丁文译本，而是根据欧洲第一部《圣经新约》印刷本（Erasmus1516）所附的古希腊文版本，并于1522年印刷出版。马丁路德翻译得非常通俗，而且是意译。“要像母亲在家中、孩子在草地上、丈夫在市场上”那样地问答，以至天主教说马丁路德在翻译中篡改《圣经》原意。翻译《圣经旧约》的难度比较大，在其他学者的协助下，直到1534年才完成。
此后，北欧诸国也纷纷将《圣经》翻译成了本国语言。
鉴于罗马教廷的保守与腐败，宗教改革无法通过罗马教廷实现。马丁路德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公开信》（1520.8）中呼吁世俗贵族（国王），要自己承担起宗教改革、承担起教育和救助穷人的重任。在宗教礼仪上也走向本土化。1521年圣诞夜，牧师Andreas Bodenstein一反传统地穿上世俗衣服，以德语演说。这些，首先从文化和宗教上，然后在政治和经济上，推动了欧洲各国的本土化，在已经形成的主权国家（sovereignstate/Territorial staat）的基础上，过渡到民族国家（nation state/National staat）——当然，这也加强了君主专制（Absolutism/Absolutismus），最著名的就是法王路易十四世：“国家就是我”——并成为今日世界上国家划分的主流。
《圣经》翻译的另一个贡献，是推进了德语走向成熟。德语分为北德的低地德语（Niederdeutsch），中德和南德的高地德语（Hochdeutsch），马丁路德翻译时用的是高地德语（上撒克森方言）。17世纪讨论确定德国官方用语时，因为马丁路德翻译的德语《圣经》、即高地德语流传最广，所以确定德国官方语为高地德语——中华民国初年将北京方言定为官方语，就是因为京剧流传较广——非常惋惜，公元5世纪日耳曼大移民时，说低地德语的德国北部盎格族和撒克森族移民去英国，英国民间使用低地德语，英国皇室（法国贵族）使用法语，两者结合形成了英语。如果低地德语定为德国官方语，则德语与英语就更加接近。
倡导个体自由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系统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得出一个精辟的结论：历史发展，其实就是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新教运动突破教皇专制，就是要给人们拥有更多的自由。马丁路德最美的神学专著《论基督徒的自由》（1520.11）就是献给自由女神的。这部专著有德语和拉丁文两个版本，德语版是写给萨克森国的Zwickau市市长Hermann Mühlpford，拉丁文版是写给罗马教皇LeoX。两者内容还不尽相同，不知谁先谁后。拉丁文版较长，内容更深入。
马丁路德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基督徒通过信仰（基督教），就能成为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的自由人，不再隶属于任何一个人；一个基督徒通过爱，成为所有人的仆人，所有人的臣民。”这前后两句话似乎有点矛盾，其实他提出了一个更高境界，应当来自圣奥古斯汀的神学思路：人有灵魂和肉体两个方面。一个人唯利是图，但可以非常健康富有，生活非常奢侈，即他的“肉体”非常享受，而他的灵魂并不自由；另一个人可能贫病交困，可能还在监狱中，但他乐于助人，乐于为社会公义而呼吁，他“肉体”受到煎熬，而他的“灵魂”是自由的——颇有中国儒家“颜回乐处”的遗韵。马丁路德显然推崇后者的人生观，这也是他对“基督徒自由”的诠释。
这一思想的《圣经》依据，主要是《圣经新约加拉太书》第5章中圣保罗的一段话：“上帝授予你们自由，兄弟。但你们不能滥用自由而贪婪和缺乏爱心，你们更要成为他人的仆人。只要做到‘爱人如己’，也就符合了所有（做人）准则。如果你们像野兽那样互相残杀吞噬，就要当心了，恐怕你们都会被相互歼灭。”依此来简述马丁路德讲述这些观点不仅仅为了解释《圣经》，也是突破教皇专制，这部著作就是针对教皇1520年6月15日给他下达的一份要他悔改的圣旨而撰写的。在当时的天主教教义中，社会结构及教会结构是上帝确定的，教皇的权威是基督亲自授予（君权神授），教会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确定社会秩序——犹太教中，社会秩序必须符合上帝之法，教会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底层教民就是隶属于教会，平民哪有自由可言。而马丁路德的上述观点，是直接援用《圣经》来证明，所有底层的教民都是自由之身，不隶属于任何机构或任何人。他在谈到教民与神职人员的关系时表示：“《圣经》对这两类人并没有区分。《圣经》不过用‘执事’、‘仆人’、‘管家’来称呼那些现今不可一世、号称为教皇或主教的人。他们只是传道人，教育人们基督的信仰和讲解信徒的自由。”
（马丁·路德与妻子）
天主教建立了一整套限制人们自由生活的准则，有些也不无道理，但有些却是“存天理，灭人欲”。例如限定神职人员不得结婚，《圣经》上哪里写过这一点？马丁路德作为神职人员（牧师），就率先结婚生子。天主教禁止离婚，禁止重婚。
信奉新教的黑森国国王菲利普与妻子感情不好，长期分居，却不能离婚，所以不能再婚（重婚）。于是他请教马丁路德。路德说：《圣经》中没有说过人只能娶一个妻子。于是，菲利普非常低调地与一位宫女结婚——重婚是死罪，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新教国家的国王都不能认同，引起新教联盟的破裂。德国皇帝以此为籍口，联合天主教国家军事讨伐为数较少的北德新教国家，即Schmalkalden战争。
当然，马丁路德创导的“自由”，也不完全等同于后人所理解“自由”，但任何高深的学术观点一到民间就会变味，人们只看到自由的权利（天赋的），不一定想到自由的义务（要爱人如己），争取自由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16世纪的农民起义，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等——马丁路德这部论述自由的著作，成为欧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
从劳工神圣到资本主义精神
在传统的基督教义中，劳动是为生活所迫，是人生的折磨，尽管上帝自己都很勤劳，六天内创造了一个世界。
《圣经新约创世纪》中记载：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靠你们恐惧脸上的汗水，去挣你们的面包。”从此，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只能在田里做苦力养活自己。所以在基督教的观念中，劳动被看作一种惩罚，为别人劳动更是低人一等。中世纪许多人宁愿做乞丐，也不愿去工作；即使有工作的人，挣钱到刚好够用到月底，就不工作了。许多企业为此降低工资，让这些人刚好能勉强生存，天天上班而没有余钱。为此引起工人罢工、破坏机器等。
面对这样的现实，马丁路德说出了他唯一不太符合《圣经》、但认为符合上帝的话：“人就是为了劳动而出生的，就像鸟是为了飞翔而出生。”“上帝不喜欢游手好闲的懒人，而希望人们在自己的职业中忠实地、勤奋地劳动，这也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福祉和发展。”“游手好闲是违背上帝意志的罪孽，因为上帝已经提供给你劳动的能力。”信奉新教的英国国王EdwardVI在1547年居然推出严厉的法律：“如果谁拒绝工作，（法庭）就要判处他做告发他游手好闲的人的奴隶。主人可以用鞭子和锁链逼迫奴隶从事最肮脏的工作。如果该奴隶逃跑14天以上，将被判处终身奴隶，要在他额头烫上‘S’；如果他第三次逃跑，就作为叛国罪处死。主人可以出售奴隶，赠送奴隶，就像一只可移动的实物或家禽。”
传统的德国家庭，男的出去工作挣钱，女的在家做家务，谁也没有把妇女的在家做家务看作是在劳动。马丁路德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妇女以及她们的工作正名：“世上有女性是最大的幸运，至少，那些男的也是她们生出。”“如果你问一位家庭主妇，为什么她要打扫房间、洗碗、挤牛奶？她会说：你要知道，上帝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是上帝让我做这些工作。”德国新教运动让妇女成为受到世人尊重的妻子和母亲，这在天主教中是没有的。
这里，马丁路德强调的是人的劳动，而无论这人是从事怎样的职业，因为他认为，一个人从事某个职业，是上帝的指定，所以都是伟大的职业。德语的“职业”一词Beruf，就产生于新教运动中，是动词“召唤”（berufen）的词干，即任何职业都是上帝的召唤。
1232年，罗马教皇Gregor IX向整个天主教世界宣布，每个人每年要有85天休假日，这样，人们才有时间奉献于上帝、即参加教会的各种宗教活动。马丁路德却呼吁要取消所有的（宗教）节日，只保留每周日休假，大胆地说：“神圣日并不神圣，劳动日才最神圣。”为此，新教运动后人们的休假期大幅减少。
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说：“富人（死后）很难进入天堂。”“骆驼穿过针眼，要比富人进入天堂还要容易。”可见，基督教反对人们致富，中世纪许多富人的内心很恐慌，经常偷偷地捐款以赎罪，希望死后能进入天堂。按照《圣经新约》的要求，“左手捐出的款，都不能让右手知道。”这样的宗教束缚，限制了人们依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去创造财富，从国民经济来说，这是对全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马丁路德就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天主教反对支付利息的借钱，想来也符合传统道德：别人生活困难向你借钱，你出于爱心应当无偿借钱给别人以应一时之急，怎么能靠借钱来渔利——犹太教中没有这一教规，许多商人发财后就从事贷款业务，以致19世纪前德国银行界几乎被犹太人垄断。而马丁路德并不一概反对贷款收取利息，认为收取4-5%的利息是合乎常情的，只有放高利贷的人不道德。许多学者认为，马丁路德的这一“利息伦理”和“占用公共财产”促使了资本主义的诞生。
就如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述：“新教伦理为我们今天的职业概念奠定了宗教基础。”“合理地建立民间企业和合理地组织劳动的伦理来源于新教运动。”
当然，马丁路德的有些言论并不符合、或还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精神。例如他反对贸易，说德国的金子和银子都从法兰克福博览会的黑洞里流失了。有些言论、如上述的“占用公共财产”（Allmenderaub/allmenderobbed）也有其不公正之处。早在1217年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就推出“林业公约”：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公共资源，如森林，河流等。但后来这些资源逐步地被国王或贵族占有。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6）中，起义者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穷人无权捉野禽，无权钓鱼，无权使用森林与河流等，这不符合上帝的意愿。结果，这些观点受到马丁路德的非议。
新教运动，不仅是一场宗教改革，而是一场社会变更，为欧洲转型到工业社会，奠定了宗教和伦理的基础
英美新教国家为何比天主教国家强大
陈志武
金融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去过香港和澳门，可能看到，同样是西方殖民统治过的两个地方，两百多年前几乎没区别，都是沿海村庄，但今天却差别如此之大：一个是超级繁华的现代城市，另一个则像发展中国家的小城镇。为什么会这样呢？
实际上，不只是香港和澳门的反差大，处于北美的美国、加拿大跟处于中南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秘鲁等的对比更大。在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看重的是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气候适宜的中美和南美宝地，对今天美国和加拿大所在的贫瘠北美不屑一顾。可是，地理环境的劣势并没有妨碍美国、加拿大比拉美国家更发达，更强大。这种反差的根源在哪里呢？
一个差别在于美国、加拿大和香港是英国的前殖民地，而拉美国家、澳门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前殖民地。但更深一点的原因是，英国是加尔文新教国家，他们接受了改革后的新教商业伦理，不受罗马教廷的威权约束，后来又把新教带到他们的殖民地；而西班牙与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他们没有接受新教改革，继续按照罗马教廷规制的等级秩序组织社会与经济，就这样，他们的拉美殖民地也继承了天主教传统。
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怎么差别这么大呢？今天我们就谈新教改革与金融解放所带来的实际影响，这也帮你理解今天的世界格局是怎么来的。
两大教派社会的对比
我们可以先看看他们在20世纪的区别。可以用的判断指标很多，先就我们熟悉的人均GDP而言，比如在1991年，排名前10的国家中，除日本以外其他9个都是新教国家，包括瑞士、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德国、美国、加拿大和奥地利。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都排在后面。
如果按1901-2017年间得诺贝尔奖人数来排名，会如何呢？获奖人数排名前10的国家中8个是新教国家，但没有一个是天主教国家。而如果按每百万人口得诺贝尔奖人数算，也是新教国家远远超前。
如果按照1995年各国竞争力或者政府清廉程度排名看，前15名的国家中除日本外，也还是这些新教国家和地区。
该如何解释新教国家的优势呢？自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之后，很多研究都努力给出回答，不少研究结论在佩雷菲特的著作《信任社会》中得到综述，而白营与龚启圣教授借助中国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数据做了检验，也基本支持从教育、不崇拜权威、以及金融解放这几方面的解释。
以前说过，新教改革的核心教义是反对教会垄断，不要听信教廷的控制，马丁·路德强调，基督徒要自己研读《圣经》，自己跟上帝对话，《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则。那么，如果不能读书识字，怎么能读《圣经》、跟上帝对话呢？
所以，不奇怪，接受了新教的地方会大举办学扫盲，发展教育。以瑞典为例，那里的路德派教会从16世纪后期开始，发起多次扫盲运动，也鼓励办学。尤其是当时在瑞典，不是政府或其他组织出资，而是家庭自己开展扫盲。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到1700年左右，80%以上的瑞典人都能读书识字，人力资本空前的高。
由于马丁·路德提出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加剧了两个欧洲的对立：新教欧洲视书籍为个人解放者，而天主教欧洲视书籍为猛兽、挑战者，开始怀疑所有书物。于是，南部欧洲的天主教徒甚至发展到对《圣经》也不相信了，原因在于《圣经》也是书，罗马教廷不希望人们读到。这样一来，从16世纪中期新教改革之后，天主教社会的文化和教育发展出现严重倒退，文盲率不断上升；而新教国家则完全相反，快速发展文化和教育，文盲率大减。
到1851年的欧洲，新教徒比例越高的国家，文盲率就明显越低。苏格兰、瑞典、英格兰新教徒超过90%，文盲率都低于30%；德国一多半是新教徒，文盲率也在20%左右。但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基本上没有新教徒，是天主教国家，意大利文盲率将近80%，西班牙文盲率72%，法国45%。
意大利是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后来到19世纪，怎么沦落成了文盲大国呢？文艺复兴不只是几个画家的事情，而是要更广泛的社会都能回应才成为一场轰轰烈烈、改变时代的运动，但前提是很多人能够读书、有“文化”。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到1480年前，世界上的印刷机基本都在欧洲，而欧洲的大部分印刷机又都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等意大利地区，甚至在西西里到也有不少印刷机在使用，这说明文艺复兴的确带动了意大利人的读书和文化消费，在新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人的文盲程度应该低于欧洲其他地方，意大利人更有文化。甚至从科技发明数据看，根据佩雷菲特《信任社会》引用的历史研究，从公元800年到1600年间，西方25%-40%的科技发明都是意大利做出的；可是，从1726年到如今，意大利的贡献降到3%左右！中世纪结束时，意大利那么超前，但另一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要等到19世纪末，才把文盲率降到50%以下，是最晚完成扫盲的两个国家！
新教改革产生两个不同的欧洲，这两个欧洲的人力资本后果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到今天，新教国家继续在方方面面领先，而天主教国家还没有从历史包袱中走出来！
新教改革后的金融世界
那么，新教改革对金融发展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呢？
金融市场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违约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借贷成本就会降低。也就是，我们可以借助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来判断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利率越低说明金融市场越发达。13-16世纪，意大利的民间借贷利率在欧洲国家中最低，其次是西班牙，第三是葡萄牙，再就是法国，所以，新教改革之前是欧洲南部国家领先，比同时期的荷兰和英国好。
但新教改革后，情况发生根本逆转。到17世纪，荷兰民间利率最低，英国第二低，而南部天主教国家排名很靠后。再到18-19世纪，新教国家在金融市场方面更是领军者。在新教改革之前虽然意大利的金融业最为发达，但16世纪上半叶的最低信贷利率在5%－15%之间，而到了17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最低信贷利率下降到1.75%－4.5%之间。
在过去的近5个世纪里，新教国家在金融、经济、法治、反腐、科技与创新都超越了天主教国家，香港地区的发展也领先于澳门，不仅是由于新教改革解放了有息放贷、解放了金融，而且是因为马丁·路德的教义反对权威、解放了个体，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由此带出的新教国家普遍是“小政府、大社会”，经济则以自下而上的自由市场为基本。于是，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都起源于新教国家，就不足为奇。
今天的第一要点是，在美洲大陆，北美富有，而拉美还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在欧洲，北欧富有、秩序井然，而南欧却落在后面、时有危机。这些富国以新教为主，而落后于它们的邻国则以天主教为主。
其次，新教国家之所以领先天主教国家，一方面是新教解放了金融，在教义上承认了“用钱赚钱”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新教反对权威、强调个体的权利与责任，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新教国家更会发展出“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经济。
最后，正因为马丁·路德要求信徒自己读《圣经》，直接跟上帝对话，新教社会必然看重发展教育，鼓励个人读书，加强新教社会的人力资本。而拒绝接受新教教义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不仅没有发展教育，反而把所有的书都看成是对罗马教廷权威的威胁、打击人们读书，使南部欧洲的高文盲率维持到20世纪初。这一细节解释了两个不同欧洲过去近5世纪的经历，也说明了北美、拉美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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