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长途旅行,往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时间成本和金钱储备,因此中国古代旅行的第一幕往往总是以“乡愁”起步,由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古代送别仪式。这些送别仪式或者凄楚动人,或者激昂热情,然而都折射出中国古代旅人与家人、朋友分别时的五味杂陈,同时也间接折射出中国古代旅行文化的丰富多彩。

一、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灞桥折柳

一、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灞桥折柳

在长安城众多桥梁之中,位于城东的灞桥成为了秦汉时期旅人与家人分手时的著名打卡胜地。据《三辅黄图》记载:

“灞桥,又作‘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王莽时灞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灞桥所在位的位置正好处于汉唐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向东的交通咽喉之上,故而人们经常在这里送别即将远行的亲友,与即将远行的旅人分手告别,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为了旅人与亲朋的“分手圣地”。

而灞桥的别名又被称之为“销魂桥”。五代文学家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之中曾经这样记载道:

  “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为‘销魂桥’也。”

为何灞桥又被称之为“销魂桥”呢?有学者认为“销魂”一词出自南朝梁著名辞赋家江淹(即“江郎才尽”那位江郎)的《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以“黯然销魂”来概括人生离别之情,可谓是极其具有代表性的成语,故而灞桥也因为江淹的这句描述离别之词而染上了一丝惆怅。

汉唐时期的人们除了喜欢前往灞桥送别之外,还喜欢使用“折柳”的方式为即将远行的旅人送上自己最诚挚的祝福,李白《忆秦娥》:“年年柳色,灞凌伤别。”另外北宋著名文学家程大昌还认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中“渭城”、“阳关”等地正是暗合“灞桥折柳”之典故。

那么问题来了,灞桥作为送别之地,寄托古人情思尚可理解;而小小的柳枝,又是如何承担旅人与之间的思念之情呢?这就要从柳树的特性以及柳在中国文字之中所象征的含义说起了。

在中国古人的传统诗词谐音文化之中,柳,与“留”同音,而柳絮的“絮”,又和“情绪”的“绪”相吻合,故而古人们将旅行之前旅人与家人、朋友之间依依不舍的感情寄托在娇柔细柳之上,以柳枝的随风飘摇,来彰显离别时的相偎相依之情,真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了。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神秘主义文化之中,柳树与柳木具有驱邪避害的作用。古人对出行抱有极其深刻的“出行遇凶”观念,并且由于古代长途交通十分不便,有的时候旅程可能会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因此古代旅人出远门往往带着“生离死别”的感情,故而送别的家人往往都会旅人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上插入几根柳枝,作为长寿平安的吉祥物。

至于折柳的具体仪式,一般是将从柳树上折下的柳枝分为两段,一段送给即将出行的旅人,而另外一段自行保存下来。由于柳树是一种十分容易成活的植物,通常插土就可成活,因此游子们往往在到达目的地之后亲手插上自己从家乡带来的柳枝,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树顽强茂盛的生命力,也蕴含了亲人们希望远在他乡的旅人们随遇而安、坚韧顽强的精神寄托。

二、威严庄重的行神祭祀仪式

二、威严庄重的行神祭祀仪式

除了对旅人表示足够的情感关怀之外,在中国古典神秘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旅人对于行神的祭祀仪式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中所规定的礼祭形式,有不少关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们应该定时祭祀行神的规定。

在儒家十三经之一的《仪礼·聘礼》之中,我们能够发现儒家学者关于“释币于‘行’”的有关记载,对此汉代著名学者郑玄解释道:

“‘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闻也。”

也就是说,早在上古时期,中国原始氏族社会之中就出现了能够引导或者庇佑旅人的部族领袖,但是他的姓名却未能流传下来,故而导致中国行神的神格未能拟人化

尽管如此,先秦时期的旅人们依然在出行之前会按照惯例举行祭祀仪式,在秦简《日书》之中,祭祀行神通常需要选择黄道吉日,并且根据出行方向的不同,祭祀行神的地点也截然不同,如出行方向在东方或者南方,则“祀道左”,而出行方向在西方或者北方,则“祀道右”。由于行神又被称之为“祖神”,因此行神祭祀仪式也被称之为“祖道”

以我们熟知的“荆轲刺秦王”为例,当初燕太子丹在易水之上为荆轲送行时就曾经举行“祖道”仪式: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

从表面上来看,荆轲的易水长歌是一首激荡千古的绝唱,但实际上这首绝句是荆轲临行祭祀祖神之后,由胸中迸发而出的豪迈之歌

及至两汉,当时旅人出门时所进行的祖道仪式有时会十分庄严而宏大。据《汉书·疏广传》记载,汉宣帝时期的太傅疏广与其兄子疏受一起向皇帝主动提出辞职,请求告老还乡,这一消息顿时轰动长安,于是朝廷的各级官员们全部聚集在长安城东门之外,为两人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祖道仪式。据记载,当时为二人送别的马车多达数百辆,这些装饰豪华的车辆全部聚集在长安城的街道上,现场的祖道仪式也洋溢着欢乐而祥和的气息。

那么祖道祭祀的主要内容是怎样的呢?对此东汉文学家蔡邕曾经在他的文学著作之中留下了一篇祖道时所使用的《祖饯祝》,现摘录如下:

  “令岁淑月,日吉时良。爽应孔嘉,君当迁行。神龟吉兆,林气煌煌。著卦利贞,天见三光。鸾鸣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与,道路开张。……”

由此可见,两汉时期的行神祭祀仪式都需要选择黄帝吉日、天气晴朗的天气进行祭祀,祭祀的风气尽管严谨庄重,但是却处处洋溢着对旅途饱满而真挚的祝福。而通过“祖道”仪式,旅人获得了心理上的平和与安宁,从主观因素上有助于旅行圆满顺利的完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以“祖道”为话题的古诗开始逐渐增多,但是这一时期的祖道不仅仅是一种庄严的祭祀仪式,还成为了当时社会名流大规模机会的一个借口。西晋名士张华曾在《祖道赵王应诏诗》之中这样感慨道:“轩冕峨峨,冠盖习习。恋德惟德,永欢弗及。”可见魏晋时期的“祖道”已经逐渐成为抒发离别之情的一种习惯性仪式,而先前祭祀行神祈祷保佑旅人路途平安的美好祝愿,却被不知不觉的淡化了。

三、南北赠饯仪式之差:哭,还是不哭?

三、南北赠饯仪式之差:哭,还是不哭?

古人乘坐马车或者徒步出行时,一路上少不了遇到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况出现,所以除了“灞桥折柳”或者“行神祭祀”的精神祝福之外,古人们还往往采用设置酒宴、赠钱赠物等方式送别友人,这种物质化的礼俗又被称之为“赠饯仪式”。

上文提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祖道”祭祀仪式的神圣性与庄严性开始逐渐蜕化,成为了一般性的社交活动,此时“祖道”的主要内容主要是饮酒,此时敬给旅客的酒开始愈发醇香,而敬给行神的酒却显得愈发单薄了。三国曹魏诗人曹植曾经在《送应氏》一文之中这样描述魏晋时期置酒送别的场景:

“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

可见魏晋时期旅人启程之前众人们把酒言欢、举杯对饯的民间风俗。

那么问题来了,在古人的赠饯仪式之中,怎样的感情流露才算是最真挚的呢?对此魏晋时期的南方人认为,离别时一定要“涕泗俱下”,放声嚎哭才算真情流露。如隋朝颜之推《颜氏家训》记载,梁武帝的弟弟王子侯被任命为地方官员,在离别前,梁武帝对他的弟弟说:“朕年已老,与汝分别,甚以恻怆。”说罢便“数行泪下”。然而王子侯面对皇帝的真情流露却反映平淡,最后“飘然而去”,结果后来就遭到了梁武帝的责罚,导致他被困江面之上100余日无法上任。

对于南北方之间送别感情的流露,《颜氏家训》曾经指出:“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而民国社会风俗史研究专家尚秦和先生也指出,江淹的“黯然销魂”是最为贴切的情绪表达方式,至于“必强以下眼泪”,只不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一种奇特风俗,这种送别感情通常只是流于形式。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送别情绪差异之大可以看出,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对于行旅生活的感情体验有着天壤之别,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当时南北方的民风不同,北方尚勇强悍,南方柔弱多情,这种地域对送别感情的影响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而至于仪式的内容,在两宋之后逐渐偏向于金银珠宝,因为这些都是方便携带的一般等价物,在保值的同时也方便携带。如《水浒传》之中,号称“及时雨”的宋江曾经多次为即将出门的兄弟们准备盘缠,以武松为例,宋江曾经在酒后送给武松十两银子:“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无奈之下只能接受这笔数额不菲的赠银。

在践行仪式结束、酒足饭饱之后,旅者们往往满载着亲友们的祝福与银钱、或乘车、或徒步、或乘船,将酒席上喧嚣的繁华抛在脑后,漫长、艰辛而孤独的古代旅行生活也由此正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