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上刮起了一股怪风，就是有些人特别喜欢批判和嘲弄郭沫若。

老覃猜测，最先批判和嘲弄郭老的那一拨人，纯粹是为了博眼球，吸流量。

当然，这些人对郭老多少还有些了解的。

但是，他们认为，郭老是文坛泰斗、文化巨人，如果一味在正面进行评价，不可能引起多大的关注度，而只要抓住其一痛处，拼力猛打，势必会引起大的轰动。

事实也是如此，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于是，他们昧起良心，故意丑化和黑化郭老，还绘声绘色地向网友描绘出一场鲁迅痛斥郭老的画面，说文人相轻，鲁迅先生看不起郭沫若，骂他是“天才加流氓”；郭沫若反唇相讥，骂鲁迅是“封建作孽”；鲁迅大怒，骂郭沫若是狗，说：“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导致很多对鲁迅和郭沫若一无所知的人信以为真，就跟在后面瞎起哄。

久而久之，“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就成为了“名言”，流传甚广，以至于成了人们饭后的谈资笑料。

于是乎，批判和嘲弄郭沫若就成了个时髦、热门却又扭曲了的现象。

老覃觉得，这对郭老非常不公。

老覃想说：只有登顶世界之巅，方知天外有天；只有知道学海无涯，才能虚怀若谷。

那些故意抹黑郭老的人，不过了为了追求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私利，恶意满满。

那些并不真正了解郭老，纯粹为赶时髦而拾人“牙慧”，对郭老极尽嘲弄挖苦之能事的，要么只是为了简单的一快朵颐；要么，就是为了显示出自己的高明和不屑。

但不管您如何挖苦和嘲弄，郭老的文化成就就如同高山一样摆在那里，就算您装作没看见，文学研究者、文化研究者、学术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都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郭老除了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足以睥睨当世之外，他在国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等等诸多方面也都顾盼自雄，具备极高造诣，简直是中国数千年来难见的奇人、高人。

而且，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已经成为了业内权威。

老覃写过很多考古方面的文章，集结有两本厚厚的书籍，主要讲述中国考古界历年来的重大发现和研究进展，其中有许多篇文章不可避免地要提到郭沫若。尤其是涉及甲骨文和金文的，没办法，郭老就是这方面的绝世高手，他的断言和结论，都是一言九鼎，影响巨大。

一句话，郭老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物，他的突出贡献是无法抹煞的，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难以撼动的。

而就单拿研究中国近代革命来说，郭老参加过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这两件，分量够重了。

但居然还是有人诬蔑说郭沫若这是在搞政治投机。

这简直是大笑话。

像郭老这样身兼多项巨大成就的文化大师，是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取的对象，但他非常坚定地选择信仰共产，在周恩来、李一氓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终生不易，何来投机之说？

又有人指责郭老贪生怕死，说早期他到日本避难，抗日期间又跑到后方，殊不知，在八一南昌起义期间，郭老担任的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眼中的“要犯”，被通告全国缉拿，因此，组织上安排了他到日本避难。而他在抗日期间身居重庆，那也是统战和宣传的需要。

有人故意写打油诗嘲弄张学良、冯玉祥、孙中山以及郭老这些历史名人，说什么“忠心爱国张学良，铁骨铮铮郭沫若”。

我们来看，在北伐战争期间，郭老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而在安庆“三二三惨案”发生之后，立刻跟蒋介石翻脸，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说“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老覃想说，看郭老这份豪气和勇气，恐怕那些只知嘲弄和挖苦郭老之流中不会有几个吧？

看郭老这个时候的表现，您能说他不配用“铁骨铮铮”这个词来形容？

至于说他晚年懦弱，那可是当时的大环境使然，他本身就是个受害者，眼着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惨死于非命而不能救，这是人世间的悲剧，有什么可嘲弄和指责的呢？

他在那个时期说过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但他始终恪守自己的道德底限，不曾作恶、不曾害人，又有什么可嘲弄和指责的呢？

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老到大寨考察，和大寨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走的时候，大寨人民盛情邀请他下次再来，他答应了。

但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郭老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回到大寨了，他念念不忘，临死前还特别交待后人务必将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有些人，连这个也要黑，以此揶谕说郭沫若奔走操劳一生，死后连骨灰都没能葬八宝山。

他们好像故意忽视了一点：大寨人民为郭老立了碑，上书：郭沫若同志永垂不朽！

又有人揪住了郭沫若的私生活使劲踹。

但试想想，郭沫若是从旧时代走向新社会的人，揪住私生活这一点来黑一个旧时代的人，有些过了吧？

要知道，从炎黄到清末，无论帝王中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将相中的白翦颇牧、寇准、包拯、文天祥、史可法，哪个不是妻妾成群？

李白也曾有抛妻远游，他乡另娶的经历；苏东坡还有以艳妾换良驹的“佳话”。

抛开远的不说，就说与郭老同时代的人，郁达夫、鲁迅，乃至孙中山，不也都和乡下原配离婚了吗？

所以，指责郭老没有与原配白头，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并没有特别出格之处。

说他“抛弃”日本妻子，他那不是应国家的召唤，赴国难，回国抗日了吗？

说他“另寻新欢”与妻子于立群结婚，那也是组织的撮合。而且，他已是单身，重新再娶，又有什么好指责的？

还有，郭老晚年将自己积攒下来的所有钱财都捐出来，设立了“郭沫若文艺奖”，这一壮举，难道就不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吗？

下面重点说说鲁迅与郭沫若的交集。

鲁迅出生于1881年，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两人相差十一岁，如果以十二年作一代人算，他们勉强算是同一代人。

不用多说，鲁迅的成名肯定比郭沫若早得多。

郭沫若最初知道鲁迅的大名，是无意中读到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一读之下，就“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

从此，把鲁迅奉为自己的偶像。

有一次，他发现鲁迅的一篇小说在刊行时被排在一篇日本小说的译文，耿耿于怀，替鲁迅抱不平。

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正式面世，郭沫若还专门著文表示祝贺。

鲁迅呢，也慢慢注意到了异军突起的郭沫若，大赞这位后生小辈的才华了得和具有“奋战忿斗”的精神。

1926年郭沫若到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曾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并与鲁迅等共同列名发表了文学家宣言。

郭沫若和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起有创造社，他在1927年通过一次朋友活动，“请求”与鲁迅联合作战。

鲁迅早已经把郭沫若引为同道中人了。

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曾到：“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

那么，网传的鲁迅骂郭沫若是狗的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

真是说来话长。

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来到了上海，准备“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郭沫若当时并不在上海，特地指派了创造社三位成员郑伯奇、蒋广慈、段可情与鲁迅洽谈。

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和方式，决定恢复出版《创造周报》，由鲁迅、郭沫若、蒋广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为特约撰述员。随后，又郑重其事地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创造周报》的复刊广告。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预定复刊的《创造周报》没有出版，却出版了创造社新创办的刊物《文化批判》。

而这《文化批判》竟先拿鲁迅开刀，同时刊登了多篇对鲁迅发起猛烈批判的文章，其中包括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成仿吾的《打发他们去!》、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

鲁迅措手不及，大感意外之余，去找创造社联系人求解释。但那些人一个个都拒绝和他见面。

鲁迅没办法，只好静观其变。

《文化批判》对鲁迅的批判火力越来越猛，调子也越来越高。

不得已，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系列文章予以还击。

其中《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是反驳创造社某些成员脱离理论争辩而以态度、气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

此文一出， 1928年8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文章，是针对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进行回应的。

此文措辞显得气急败坏，用词恶毒，犹如泼妇骂街，通篇充满人身攻击的味道，谩骂鲁迅是“资产阶级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毫无疑问，此文对鲁迅先生中伤极深，他在此后多次提及。

对于此文的作者“杜荃”， 鲁迅怀疑是郭沫若。

实际上，郭沫若为了躲避蒋介石的通缉，早已于1928年2月24日流亡日本了。

但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明确点到，攻讦自己是“封建余孽”的文章，出版《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

但《创造月刊》上并没有《东京通信》，鲁迅此说，是暗示该篇文章来自东京，出自郭沫若之手。

1934年5月15日，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也说：“这些人身攻击的文字中，有卢冀野作，

有郭沫若的化名之作。”

因为鲁迅这个怀疑，冯雪峰、张资平等人从此就咬定了“杜荃”是郭沫若的笔名。以至于在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条目里，“杜荃”就被注为了郭沫若。而杜荃的文章也被收入了《郭沫若全集》。

但是，1977年，同为当年创造社干将的冯乃超曾两次向郭沫若征询过“杜荃”是否其使用过的笔名，郭沫若两次均予以否认。

说到这，有人肯定以为郭沫若是坏人做了坏事，不敢承认，想推卸罪责。

这是不了解郭沫若的为人。

郭沫若个性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回避自己的责任，敢于担当。实际上，他在文艺和学术上承认和检讨错误的事比比皆是，多一件不多，少一件不少，对他而言，并没有逃避和推卸的必要。

另外，他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措词更加猛烈，却没用化名；而写《文学革命之回顾》批评同道者郁达夫“反动”，也同样不用化名，何以会在写攻击鲁迅的文章时用化名呢？

1932年，郭沫若在日本获悉了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稿译文，曾怀着“虔敬”的心情来读，但越读越不是滋味，因为鲁迅骂了许多人，骂创造社和左翼运动是“才子加流氓”。于是动笔写起了《创造十年发端》，用极其尖酸刻薄的语言回敬了鲁迅，也没有用化名。

话说回来，创造社为什么要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鲁迅呢？

创造社的成员后来作出了解释，说是当时一批创造社的年轻成员从日本回国，认为鲁迅是“旧作家”，叫嚷着要进行“全面的批判”，于是就有了这一错误的做法。

对郭沫若而言，他在写《创造十年发端》之前，并无任何对鲁迅不敬。而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尚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刻写了《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的悼文，痛呼鲁迅的死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

他还以自己是鲁迅徒孙的资格用日文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的悼文来追悼鲁迅，沉痛万分地说：“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

……

由此可见，说鲁迅看不起郭沫若，骂他是“天才加流氓”，这是在偷换概念，是有意的以局部代替整体。因为，鲁迅这话针对的并不是郭沫若个人，而是针对创造社和左翼运动成员。

而说郭沫若骂鲁迅为“封建作孽”，只是源于鲁迅本人的怀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表明“杜荃”就是郭沫若。

至于那些“鲁迅说‘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之类的话，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