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兵车行》写道：“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这首诗是杜诗名篇，为历代所推崇。它反映了唐玄宗期间政府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从侧面提到了解送军丁的官兵的状况。事实上，明朝出现了一种专门承担徭役的特殊人群，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军丁解送工作，官方把他们称作军解。军解的出现与明朝的军事制度有关，事实上是因为从明初，军官的频繁逃亡是促使它出现的最直接原因，军解的担任者来自局户，他们在解送军人的同时也解送军人的妻子，一般情况下是两名军解解送一名正军。他们没有统一机构负责，采取的是军卫和有司分别管理的方法。

军解最后成为明朝应对军官逃亡，形成清勾制度的一个重要做法，从大明王朝的建立直到明朝灭亡，军解与军官一同饱受远调之苦、吏弊之害、重勾之累和制度之扰，对明朝的经济、政治、社会方面起着重大的影响，窥得军解的缘起与存在的问题，可以窥得明朝的兴衰全过程。

明朝军解的缘起之路

朱元璋灭元后，大明王朝建立在元朝的基础之上，许多的制度也借鉴或者沿用元朝制度，世袭军护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也就是说，一部分人自从出生，政府就已经将你的一生限制在战场上，不仅如此，你的爷爷、爸爸、叔叔、哥哥、弟弟也跟你一样，要么死在战场，要么上过战场而死。这种制度，就如当今的身份证一样，除非你做成兵部尚书，否则无法更改。而且，当年也没有一人从军全家光荣这种觉悟，可以说军官的身份地位极其低下，许多的军护世世代代的奋斗目标就是摆脱这种身份，他们很多人选择了逃亡这条路，因为混成兵部尚书实在是太难了，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兵部尚书。

军官大量逃亡，战场还得有人上。皇帝和皇帝的子孙当然不会亲自上战场，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子孙也不会亲自上战场，明朝为了防止军官当逃兵，保持军事实力，采取的方式无非是想办法维持军伍本身的实力和扩充兵员。具体方法有其一，由专门负责清军和勾军的清理军政监察御史卫先造清勾军册，依法进行勾军填充。其二，通过提高薪水来招募兵勇，打仗死了发高饷，这也成为明朝后期作战力量的很大组成部分，然而这种方式招来的兵勇难以管束，容易聚起来也容易遣散，难以形成长期正规的作战实力。其三，则通过充军发配。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林冲就是发配充军。不论是那种方式，虽然扩充兵员的方式和渠道有变化，但是进行解军的仍旧是军解，换句话说，无论哪种方式，只要有军官扩充，就有军解进行解送。

明朝军解的制度修订

从一些相关史料来看，无论以何性质划分，军解户都属于极重的差役，这是因为不论是逃军还是充军，明朝采取的策略都是发配的越远越好，最远的地方当然是边关，这从另一方面又加重了军解的任务难度，在哪个没高铁没公路的年代，一年一次的军解活动有可能连命都送掉了。四川甚至发生过一家军解未按时将充军重犯按时解送到边关，家里的弟弟又被勾补充军的事情。

事实上，要成为军解，还需要一定的资格。明代的军解是按照户等进行分派的，以正德十年为界,前期是将有丁之家分为上中下三等，中期以后则分为上、中、中中或者中下三等。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军解的任务太重,下户无力承担。另外，为了防止因人情关系导致军人被军解徇私放掉，明朝采取的方式是就远不就近，因为边关的人你肯定不认识。其次，如果军官逃掉，那么你的兄弟叔叔则躲不掉，类似于株连的方式，让你只能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放松，因为一旦军官逃掉，那么久需要别人押着你的亲人上路了。

随着军解制度的不断完善，后期整体上形成了完备的军解程序，从军解资格选定、解送程序、惩罚措施，不断完善，只是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军解更苦了。

清朝作为明军保持军事力量重要措施，但是其军户世袭制度的存在就已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原因文前分析过，军户不想从军的情况下，要想军解进行解送军官，这无疑增大了他们的工作难度，相当于解送一名随时想逃走的犯人，而且出于惩奸除恶和充实边卫的目的，明代充军和军丁解补的原则基本是从远从边，这就动辄上千里上万里的跋涉，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交通不便，医药跟不上，而且明朝后期盛产强盗土匪，从北方到南方，路费就需要几百两，相当于在这几千里路上，脑袋随时要掉下来。如果是我，我宁愿带上家人和军官一起逃亡，可以说军解制度从本质上就已经存在很大的问题。

明朝的腐败现象无孔不入，军解的路过之处，每一处都可以有刁难的贪官乘机伸手，比如朝廷规定，长解期间，军官妻子也要随解，如果无妻相随，不论是何种原因，一些官员便以此为要挟，追究军解的责任，其无非是伸手要银子而已。

军官的本质是要上战场保家卫国，到了后期明朝军官的逃亡现象越来越厉害，这个时候军解的工作除了解送军官外，还有去不断追回逃走的军官，相当于养一个兵的支出，负担着一个兵官两个军解，而且不断的来回往复，导致政府支出无度，拖垮了财政。如果解送不到规定地点，军解又连累家人，整个一恶性循环。

明朝为了保证军户的“世袭罔替”，发明了军解这一制度，但在具体执行上，一些官员徇私舞弊，夹带私仇，贪污腐败，具体的执行和制度之间有无数个腐败链条，如果一旦出现问题，这个锅自然的背到了军解身上，可以说种种因素压倒了军解，明朝军事实力土崩瓦解。

明朝廷为了保持军事力量，采用的清勾执法，从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军户世袭制度的缺点，将军户制度的缺陷同时嫁接到了军解制度，为了缓解这个问题，朝廷针对清勾各个环节中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问题，针对各级官员在交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和完善了相关制度，但是制度越多，执行的过程中可钻的空就越多，制度越详细，说明军解的问题越严重。朝廷不去反思军户制度和军解制度本质的缺陷，反而在具体执行不力追责的过程中，军解作为最底层的执行人员，本来就已经是受害者，在贪污腐败的官员压迫下，又成为整个军解制度的背锅侠，吃尽了苦，受够了累，大多还会被朝廷执行死刑，连带家人。

另一方面，清军官吏作为军解的最底层负责人，既然无法升官发财，也就不妨把罪恶的手和贪欲深入到军解中，而清军御史作为最高行政长官，肩负着整个军队军事力量充实的重任，一不体恤军户，二不在乎军解的困难，而是将实际工作交给地方官吏和里老，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公饱私囊，成为了发财的工具，最终成为了明朝政府的弊政，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明朝的灭亡速度。

参考文献：

《明书》

《京营策》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