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民国，有一蜀中奇人，身怀悲悯恻隐之心，行济世救人之善举，接手清末留下的早已破败的慈善机构：慈惠堂。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从接手时慈惠堂里有奄奄待毙的300多人孤寡老弱残疾，到日常可收留救济的民众近4000人，凡二十年。慈惠堂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慈善机构。

这位奇人，就是尹昌龄。

在现成都春熙路与总府路北面，慈惠堂街，原总部所在地

而他不取任何报酬，不沾任何便宜的高洁品行，“救济不如自救”的扶贫理念，长袖善舞的经营眼光，和用人所长的管理思路，堪称那个乱世中的“扶贫楷模”，时至今日，其品行事迹依然值得景仰和学习。

尹昌龄，成都华阳人，生于清朝同治年间。光绪年中举，曾入翰林院，后在陕西为官，任知县，知府。民国初年，他曾任四川军政府政务厅长等职，后因袁世凯窃国称帝，愤然辞官。

成都慈惠堂创办于清朝雍正年间，官府划拨了300亩田地，每年也有一些固定经费，可养活鳏寡孤独残疾者三四百人。民国伊始，各路军阀混战，无数人因战乱而残废或失去亲人；而此时本该发挥作用的慈惠堂，救济经费却被挪作他用，机构也近荒废。

1922年，时任市政督办的陈鸿文，恳请已年过五十的尹先生出山，总理堂务，于是先生挺身而出。

第一天，尹昌龄先生去慈惠堂办事，看见300多鳏寡老弱，都面黄水肿、奄奄待毙，一询问，才知是每天两顿稀饭营养不足所致。

面对这一现状，尹昌龄先从节省行政费，增加给养费开始入手，首先他本人不支分文薪水，每天到堂办公，中午仅买两个铜板的粑红苕充饥，都是自掏腰包。在这样克已奉公的带领和精打细算的安排下，终于使所供养者，由每日两餐变为三餐，稀饭改为干饭。

“救济不如自救”，等他们体力恢复，尹昌龄逐渐把这个消费机构转变为生产机构。慈惠堂逐渐兴办了三、四十个生产服务机构，如成衣铺、鞋帽铺、裱褙铺、印刷铺等。

当时成都有一家火柴厂，系清末官府开办。民国战乱，火柴厂终致停产，厂房沦为驻兵之地。造火柴工艺、原料简单，也不是重体力活，正适合老弱残疾之人。尹昌龄听说之后，便向盘踞成都的大军阀杨森讨来了这座厂房，并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从银行贷了一笔款，终于让火柴厂恢复运转。

尹昌龄将该厂更名为“培根火柴厂”，寓意培固慈善的根本。在慈惠堂的经营管理上， 尹昌龄有独到的管理模式和超前经营眼光：

首先是把救济对象发动起来，用 人所长：足残者，可以守门；眼盲者、学习声乐。男的 编箕帚，女的搞缝纫，随着事业发展，资金充沛后，先生兴办“文诚义塾”，选派收养的孤儿、弃婴，专学国文、数学、英语三科。英语好的送到武汉、天津工厂学技术；国文好的，推荐到有关部门当文书。

兴办各类机构，各部门皆制定制度条例，共同遵守。比如鞋铺的原料，由堂内统一购买，做一双鞋，规定利润多少、几成归慈惠堂，几成归自已。对挣的钱也加以管理，每月你用几成，用你的户头代你向银行储蓄几成。如有一天甘愿出去回家，自食其力，存款全部由本人提取。出去的人如果眷念故旧，回来看看，还有两餐一宿的招待。

火柴厂等机构实行的各项具体措施，亦本慈善之旨，对待工人体谅照顾多于要求与约束，尤其对待女工更是如此。对她们既不规定入厂年龄，也不问其体力的强弱；既不规定上下工时间，更不限制其进出厂的自由。厂中免费供应开水与炉火，以便她们安排生活，因此扶老携幼、全家入厂者甚多。另外对那些不便离家或居住较远的允许领取原材料，回家自作。厂里还在附近修建民房，低价租与职工居住。录用职员也不排斥那些年老体弱的，使他们能有谋生的机会。

尹昌龄在主持慈惠堂的各项手工业，务求工坚料实，以信誉创销路。在培根火柴厂大门两侧，曾有尹昌龄先生亲撰的一副对联：

慈善事业在良心，假公济私，绝非人类

生产艺能求进步，殖材振乏，恃此资源

培根火柴厂的商标，是一个小孩端着碗吃饭，人呼为“娃娃牌”，质量非常好，每一根都得用，不但畅销全市，还推销到外县。在抗日战争中国土大部沦陷，娃娃牌火柴竟至销到敌占区内。

随着火柴厂每年盈利，尹先生用来创办培根工厂、培根学校、女婴教养所、民生工厂、幼孩工厂。专收被社会遗弃者。抗战期间，省外难民流川，许多流离转徙的难童，举目无亲，都由慈惠堂一手包揽，数量达四五百名之多。

从1922年接手，至1942年，尹昌龄经营慈惠堂多年，从未领取过报酬，一切事务由他操劳策划，一丝不苟，常对手下办事员说：“慈善机构的钱来之不易是济贫救命的，若有亏空，天理不容。”

1942年11月29日尹昌龄先生在成都病逝。死后家无余财办理丧事，只得由慈惠堂孤寡老人赙金主办。

革命烈士王干青，与尹先生共事多年，深有感触，作《吊尹仲老》诗曰：“家无半亩居，人得广厦庇，余身二十年，存活亿亿万计。”可概其一生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