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秦始皇，人们大多持批判意见，认为他实施酷法苛政，是一个无德残暴的封建帝王。但是在他残暴的表象下，却有一颗追求慈德和孝道的内心。

从传统上来说，秦国从立国开始直到秦庄襄王时，基本延续了周朝重德尚礼的观念，对礼教道德都是推崇备至，并具体实行在国家的政策方针中。就是在商鞅变法后，秦始皇父亲秦昭襄王也还能做到 “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在法制的基础上，尽力体现德治。

虽然后人认为秦始皇残暴不仁，但是他本人对自己的评价却是一个有“德”的皇帝。他曾对手下的博士七十二人说过：“吾德出于五帝”，不难看出仁德观念在秦始皇心中扎根之深。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仍然将仁德观念作为统治思想的核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巡游，每至一处，便立石刻字，记诵功德政绩，希望宣扬的内容与石头一样能永世不朽。。

客观的说，虽然秦始皇重视以法治国，但这并不妨碍他一直以来以仁德为中心的思想。人伦的道德规范对国家的统治与治理起着关键作用，严刑酷法则应视为保障道德规范施行的一种强制手段，这可从石刻内容以及始皇统治时期的政治措施中略窥一二。

一、博士的职权

博士制度是秦朝政治制度的一项创举，并对秦朝及后世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秦的政治制度是廷议制度，对政事的处理一般先让群臣参议之后再做决定的程序。廷议制度促进了秦国的发展，其开明、有效的决策机制，使秦国的治国政策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最终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博士制度是廷议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也是统一后的秦帝国政治形势呈现出转折的趋势。

博士在春秋战国时是对有学问的人的一种尊称。士乃知识分子，博士即有广博知识的大知识分子，且其中多数都是儒者。秦朝的博士，职责是向皇帝提供咨询和建议，秩六百石。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掌宗庙礼仪的奉常，但实际上政治作用大于秩高中二千石的奉常卿，且与奉常寺之间并无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在天下没有统一时，秦始皇较多采用法家思想治国； 平定天下后，秦始皇更多使用仁德作为御制天下臣民的规范。就博士本身而言，其实质就是先秦多元文化载体，博士制度建立的本质是秦始皇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二者中寻求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形态的熔融。

秦国的历史是一部与诸戎、六国进行频繁战争的历史。 从立国到统一，秦国多数时间处于战争状态，但是秦国不仅需要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同样需要优秀的行政管理者。这样的管理者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经验，博士正好符合了这一要求。博士改变了以往秦国政权的单一军功结构，体现了以武力统一中国后对文官政治的重视，反映了秦始皇新统治政策中的“ 文治理国” 构想。

秦博士仅秩比六百石，属于中低级官吏，但地位十分尊崇。博士的职掌有三：一是典教制礼，二是掌文化典籍，三是以其广博知识备皇帝顾问，并可直接参议国政。

在秦统一之初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在商议帝号和皇位继承方式上，就是与博士们共同议定的，可见博士对朝政的意见之重要。

秦始皇焚书坑儒，针对的只是私下议论朝政的儒生们，博士在朝堂议政仍然是允许的，并且此后博士议政制度也没有废除。这一制度一直到秦朝灭亡之前都是存在的，也是一项很有政治功用的制度。但是，朝政定策决断的还只是皇帝一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好的制度还是遭到了扭曲。

二、博士代表的文化

博士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载体, 博士制度建立的本质是秦始皇寻求与统一局面相对应的思想文化形态的转换机制。对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来说，只有文化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对东方六国文化持一种兼容并蓄的优容态度，吸纳各国文化，谋求文化的统一。 统一后的秦文化是建筑在七国统一的广阔基础上的，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博士被吸纳到行政机构中，为统一文化提供了直观、便利的形式。

儒家博士地位的上升，使得原本占主导地位的法家文化在政治中的作用受到削弱，从而引起法家的不满。秦始皇时期出现的一系列朝廷中的矛盾冲突，是博士代表的儒家文化与法家文化的冲突，是军功官僚与博士文官的矛盾冲突，以及秦国与东方六国的矛盾冲突。

秦代有名的博士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卢生、园公，正先、之薛均为儒家，他们大多来自儒家思想发祥地齐国。齐地 “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齐鲁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 “尚德”为导向的，这与秦始皇所颂扬的 “仁德”观念一致。

儒家注重为君之道， “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这些思想对秦始皇统治国家非常有帮助，既有效维护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施行，又符合秦始皇的一贯思想。因此，秦始皇对于以儒士为主导的博士群体加以了特别关怀。博士的设立，一方面体现了秦始皇的仁德观念，另一方面，博士们与皇帝关系密切，受到了特别优待，直接参与了秦始皇的政治以及私生活的许多大小事务。

三、秦始皇的矛盾

秦始皇虽然灭亡了东方六国，但却不能灭绝六国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千百年来各国人民的信仰和风俗，是们对自己的故土的一种深厚的、纯朴的感情，是一种心理情感维系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作为各国文化承载者的博士，也携带了这种文化因子。许多来自六国的博士是旧时代的学者，言必称周礼，满脑子都是故国文化和复古的思想，甚至还做着光复故国的美梦。按丞相李斯的说法，他们非但不去积极为新政权效力，反倒“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公然反对秦始皇的新，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

秦始皇由此开始明白：期望用这些博士做顾问团、智囊团，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虽然秦始皇仍保留了博士官职，却“甚恶其徒，常设法诛灭之”。

如何适度地调节朝廷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秦始皇一生也没有解决的难题。秦始皇始终认为，如果对舆论不加控制，任凭持不同政见者对朝廷路线、方针、政策说三道四，蛊惑人心，朝廷和君王的威信何在？统治的基础又能维持多久？

秦灭六国，六国旧贵族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其思想影响还严重存在，乃至导引着天下人心的走向。只有铲除政治上的不合作者，才能收到“万众一心”之效，以维护政权的巩固、国家的统一。

四、崇儒还是崇法

秦始皇继承祖先传统，选择了法家学 说为指导思想，但他并没有置儒学于死地。总的说来，儒学在秦代是处于一个低潮期，但并没有被赶尽杀绝。秦始皇在运用法家理论治国的同时，明显还采纳了儒家及其他学派的一些内容，将之杂糅 一起，成为秦朝最终的施政纲领。

刻意地维护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注重孝德教化是秦始皇施纲执政的最基础内容。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博士就被秦始皇网罗起来，成为自己可以随时召问 “掌古今”、 “辨然否”、“典教职”的智囊团。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试图控制舆论，控制思想，只准一个腔调发声。为此，他们既拉拢知识分子，又残害知识分子，强迫知识分子进入其设计好的轨道，为其效力。秦朝又刚好处于封建统治思想的初创时期，在对待思想问题时，手段不免盲目、粗暴。

秦始皇三十二年，发动了对匈奴和南越的战争。 每到战时，法家文化在秦国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由于战争的爆发， 秦朝实行战时体制，为法家文化主导地位的回归创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自此之后，博士制度的功能受到极大限制。

法家行政决策模式的复立，限制了博士制度的发展，也标志着秦始皇新的统治政策的破产。 秦与东方六国隔阂太久，积怨太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深厚长久的相互信任关系，而秦朝统治者仍以统一前 治理一个单独小国的眼光来看待统一后复杂局面，仍把以前指导统一战争的思想套用在统一之后 的巩 固措施上，没有认识到的深刻变化，也没有对传统的法家学说进行一些调整，使得秦国单一法家政治文化的统治模式不能适应统一后新的政治形势，这是秦朝灭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摇摆于崇儒还是崇法矛盾之间的秦始皇，带着这个没有解决的矛盾离开了人世。他死后三年，秦王朝在大厦轰然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