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份我报名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一猛子扎下去就是11年。1979年年初，随着有关政策的逐渐放宽，已婚知青也允许办病退了。上帝保佑，我们总算搭上了返城的末班车。病退申请表递上去之后，我们便开始做返京准备。县城里的人听说我们要走了，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人纷纷找上门来，大衣柜、五斗橱、箱子、沙发、缝纫机、收音机、暖水瓶……有什么要什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家当很快就被处理一空。我的病退申请很快就批下来了，而我爱人的却迟迟没有消息。我们决定不再死等，先回北京再说。临走的那天，一清早当我拉开房门时，一张大蜘蛛网横在面前，才一宿的功夫，蜘蛛竟然封了我的家门，是巧合还是天意？

这年的夏天，我携妻带女从黑龙江返回阔别已久的北京，由兵团战士沦为在家吃闲饭的待业青年。所谓待业其实就是失业，为了粉饰社会矛盾，硬是编造出这么个词来。满大街都是待业青年，要想找着一份正式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为养家糊口，我先是在农贸市场谋了一份治安员的差事。早市开在广安门河边，我们几个人胳膊上戴着红箍，倒背着手，沿着河沿来回溜达，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和小贩闲聊，在大声叫卖和讨价还价的喧嚣中，一上午的时间很快就打发过去了，一块钱的工资也拿到手了。大约干了十多天，街道上又安排我到位于广义街的手表元件二厂工地当临时工，干的是拆除旧庙、清运渣土之类的杂活，一天一块五。基建股长老徐大概是看我干活还比较踏实，很快便提拔我当了班长，工资也随之涨了一毛钱。看着那些建筑公司的工人不但工资高，月月还按时发奖金，我眼馋得要命，想着什么时候能和他们一样，也就知足了。入冬后，原先14连的一位战友招工进了特钢厂，就把他在仪器仪表研究所烧锅炉的活儿让给了我。我在东北烧过两年锅炉，不过那是日本立式锅炉，属于淘汰货，而研究所里的是两台半自动化的卧式炉。当班的时候，用小推车把要烧的煤运进来，再把炉灰运出去，完事洗个热水澡，就可以舒坦地躺在床上歇着了。虽说省心省力，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煱炉班里除了班长是正式职工，其他人都是从社会上招来的季节性临时工。班长比较待见我，他找到劳资科长，要求把我转为正式工。为此科长专门到锅炉房找我聊过一次，说是所里也想把我留下来，但没有招工指标，等到将来分配了正式工作，如果觉得不称心，可以随时来找他，他再想办法把我调过来。我从心底感谢这二位对我的厚爱。

苦等了大半年，总算盼来了出头之日。那天中午，我路过居委会，主任李大婶乐呵呵地叫住我，递给我一张二寸来宽的小纸条，说是从街道知青科给我讨来一个招工指标。我毕恭毕敬地接过那张喜帖子，上面除了我的名字之外还有一行小字：北京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没想到前些日子在工地上许下的心愿竟然成真了。这家公司就在礼士路，离我家很近，是个正牌国营企业，听说还有机会出国，我着实兴奋了一阵儿。等到和招工单位的劳资人员见了面，才知道此公司非彼公司，当场就有三位老兄退出了。而我没有退路，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值得庆幸的是，我被分到了机槭运输队。我寻思这八成是沾了在东北开过几年“铁牛”的光，要不然被分到土建队，下半辈子就只能当个泥瓦匠了。通过了体检，很快就到了报到的日子，我在小庄坐上42路郊区车，在高井站下车，绕过一片村舍，沿着一条土路走不多远，就看见机运队的基地了。所谓基地，不过是几排低矮破旧的木板房和两间尚未完工的修理车间而已。刚一跨进基地大门，我就乐了，平坦的大空场上，并排停放着几台墨绿色的推土机：东方红75、斯大林100……我闭着眼都能说出它们的型号。我径直走了过去，围着它们兜开了圈子，心里默叨着操作程序：启动、换档、给油……已经有三四年没摆弄这家伙了，回去得赶紧把那本手抄的《拖拉机操作手册》翻出来，好好复习一遍，省得上阵时露怯。我正做着推土机手之梦，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大伙早就进了大队部，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傻呆呆地戳在当院。我耐着性子接受完入厂教育，终于等到了分配工种的那一刻。这次招工总共招进来10个人，6个男的去了起重班，一个女同胞进了食堂，我和另外两个人被基建班长老李领走了。我们仨私下里一串通， 敢情都在兵团开过拖拉机，看来这是领导有意要考验我们一下。好歹在外面闯荡过十多年，这点事咱心里明戏。于是，我和那两位老兄乖乖地跟着班长来到基建班，当上了一名壮工。当壮工用不着什么技术，说白了就是打杂的。干的头一档子活是给还没竣工的大车间勾墙缝。我爬上脚手架，照着师傅的样子从灰斗里舀上一勺水泥，往托泥板上一撂，用小铁抹子把水泥一点点往砖缝里面塞，再用细铁条顺着墙缝一捋，完活。在兵团的时候，我脱过坯，烧过砖，盖过房，就是没勾过墙缝——那是留给妇女们干的活。唉，为了能开上推土机，让咱干啥就乖乖干啥吧。在师傅热心的传帮带下，不消半天工夫，我就初步掌握了基本要领，干起活来随心应手。小抹子左右开弓，上下飞舞，墙缝溜得深浅一致，横平竖直，师傅站在边上一个劲地点头“啧啧”。我心里头暗自得意，咱可不是光吃干饭的主儿，干这点活还不是小菜一碟。还没等把墙缝勾完，领导就让我挪窝了。新的岗位是装卸班。我在东北的转运站抡过板锹、扛过麻包，干装卸这行咱也不怵。哪知道头一趟活就差点崴泥。那天，调度派我们到防腐材料厂拉趟活，临走还照顾了每个人一件旧棉大衣。我们乐呵呵地站在卡车上一路上兜风赏景，一进料场可就全都傻眼了，地上横七竖八地趴着一大片裹满沥青的枕木。我们这才醒过梦儿来，这棉大衣可不是让你白穿的。我们大眼瞪小眼，围着这堆枕木直转磨，不知道该从哪下手。可总这么傻呆傻瞅着也没法儿回去交差呀。看来这次考验比勾墙缝难对付多了。我一咬后槽牙，欠脚哈腰，就搂住了一根枕木，好家伙，贼古溜滑死沉死沉的，敢情沥青全都吃进木头里去了。我憋足一口气， 猛地一铆劲儿，掀起来一头，旁边的两位兄弟见状，赶紧过来帮忙，俩人各抬一头，中间一位搭伙，高吼着“一、二、三”就往车上扔。那条黑不溜湫的“大鲶鱼”死活不愿上车，再加上我们仨用劲不匀，“咣当”，撞在了车帮上，“扑通”，又反弹到地上。要不是身板儿灵活躲闪及时，非砸着不可。我们重新集结力量，边干边找窍门，在呼号喊叫中足足耗了一上午，才把一百根枕木装上车。我们带着满手满身的臭油漆爬上车往回赶。路上小风一飕，被汗水浸透的内衣紧贴在肉皮上，那叫一个冰冰凉，罪孽大了去了。但细想想，为了梦想成真，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又过了大半年，有一天，运输分队的陈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我想不想改行当起重工。他说起重工的出车次数要比装卸工多，每个月能多拿不少出车费，你拉家带口的不容易，这样也能给你解决点实际困难。我高兴得要命，不单是为那多出来的几块钱，重要的是能就这个机会调换一下工种了。

之前我得到可靠消息，当初，队里的主要领导确实有意让我去开推土机，但有位副队长不赞成，说是都三十好几了，还学什么技术？就这么一句话，硬是把我会的那点技术给淹浸了。既然开推土机的路给堵死了，退而求其次，干起重这行也凑合，总比当壮工强得多。壮工是三级制，像我这样的一级工，月薪三十三块六毛六，干到三级工，五十二块七毛五就顶头了。而起重工的工资是七级制，能挣到八十多块呢。就这样我当上了起重工，彻底甩掉了待业青年的帽子。不久我爱人和女儿的户口也落上了，新的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