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宁夏文物部门在维修贺兰山拜寺口双塔时，从双塔的天宫中出土了几件西夏文物，西夏丝绸“婴戏莲印花绢”就是其中的一件。

婴戏纹，又叫童子纹、童戏纹，是一种以描写婴儿玩耍、戏闹为内容的吉祥图画，生动活泼，情趣盎然，象征着人们多子多孙的期盼。其纹样定型于隋唐而成熟、繁荣于两宋。明清时期，婴戏纹更是被广泛应用在衣服、帷幔、被面等载体上，成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传统纹样之一。

这块西夏“婴戏莲印花绢”，长85厘米，宽29厘米，以印花方菱形双莲弧线纹和连珠圆形花卉纹饰为主体，上面有四位女婴，每位女婴双手持花卉枝条，围绕中间方菱形双莲弧线纹图案作飞天状。它以黑、红两种色彩为主，黑彩勾画人物、花卉枝条和双莲弧线纹；红彩为漫地色，巧妙地用绢质的自然白显出菊花图案，再用自然白色圈形纹饰单独成为一组图案，与婴戏花卉纹饰图案成为既联系又分开的效果。

在我国古代纹样史上，婴儿题材很早就被用作工艺品的装饰。婴戏纹源于佛教的化生童子，与佛教的转世入净土观念有关。

西夏是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但是他们受汉文化影响很大，对于丝织业的生产也很重视，专门设立了“绢织院”管理丝绸纺织和刺绣工作。

西夏统治的心脏地带在今天的宁夏地区，这里自古素有“塞上江南”之美誉，蚕业和丝织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魏晋时期，蚕丝就是当地的主要纺织原料之一。

西夏重视丝织业的生产，曾向宋朝要求派丝绸匠人传授中原地区的丝织技术，包括通经断纬的缂丝、捻织金线的织金、花纹特起的透贝等核心技术，并逐渐能生产精美绢、纱、罗、绮、绫、锦和刺绣。

西夏生产的绢分生、熟两种，主要用印染方法进行装饰。今天出土的西夏绢中，有白色、黄色、浅湖色、深褐色等多种熟绢，“婴戏莲印花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件，是西夏时期纺织品的高超与精美的工艺的体现。

“婴戏莲印花绢”共两块，一块长84厘米，宽30厘米；另一块长87厘米，宽29.8厘米，两块图案纹样均采用四方连续纹样，区别在于一组为圆形花环，另一组为菱形花。圆形花环内绘有四朵小白花，花环中心有四片大小相等的叶子簇拥在一起，环外环绕有一圈白色联珠纹；菱形中间也被四朵小白花包围。两块绢上，婴孩都是裸露肌肤，带桃形项圈和环形手镯，肚皮上围着黄色兜兜，双手持花卉枝条，双腿腾空跃起作飞天状。

这种以童子与莲花为主题元素的组合，通常表现的都是佛教题材的化生童子形象。这类图像从十六国至宋代曾广泛流行于佛教艺术中。

在南北朝石窟寺壁画中，出现了大量以莲花中出现佛、菩萨、飞天、童子等的化生图像。化生童子以裸露全身的姿态出现，童子或双手合十，或凝神沉思，表现为恭敬供养听法状。

唐宋时期的莲花童子衣着装扮充满世俗色彩。莫高窟中的化生童子，有的站在莲花之中极目张望，有的坐在莲花中静心冥想 ，童子一般穿红上衣、绿短裤，充满世俗生活气息。

西夏举国信佛，除了诵读、供养净土佛经和陀罗尼外，出现了各类描绘净土的绘画及佛像。这些绘画构图简洁，童子立于莲花之中，大多手执莲花供养，也有双手合十做虔诚状。这些童子造型鲜明的体现出童子的党项民族发式和服装特征，世俗生活色彩浓厚，只见童子化身像，童子或立或坐或跪于莲花上，以完整的身形出现。

童子的形象是西夏人民的佛教信仰与民俗文化相融的结果，是佛教和和中国传统的“宜子”观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这些孩童与莲花、莲蓬、花生、桂圆等图案，都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莲”与“连”谐音，寓意“连生贵子”；在佛教中，莲花有生命的母胎之意，能幻化出童子，符合民间多子多福的理念。儿童与莲花图案连在一起，体现的是新生命诞生的主题，表达的是华夏民族的求子习俗。

中国的儒家思想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西夏极力推崇儒家文化，尊孔子为“文宣帝”，孝道观与中原人并无二致，也有多子多福的观念。他们期望子嗣繁衍，平安康乐，家族兴旺，认为生子是人生大事，民间祈子、育婴风俗十分兴盛。

“婴戏莲”图案，在西夏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借此表达人们得百子千孙，家族香火兴旺不衰的愿望。“婴戏莲印花绢”中，婴儿手持花卉的枝条，反映了我国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也体现出了对自然的一种感恩，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于自然和美的理解统一。

“婴戏莲印花绢”纹样带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西夏是以农牧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丁兴旺是整个国家与家庭的大事。婴儿题材正好迎合了人们对“多子多福”的无限企盼。孩子，不仅是人类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的象征和希望，更是寄托了百姓对吉祥、富贵、平安的无限憧憬。

西夏经常与宋、辽发生战争，增加人口是西夏人普遍的愿望，作为日用品的丝绸，在图案的设计中也自然而然的带上了这种相互的愿望。人们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用艺术形式去再现出来，表达人们的企盼与追求，所以在西夏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及文化生活背景下，婴戏纹极为流行。

“婴戏莲印花纹”简繁有序、夸张自然、抽象与写实并存，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这种纹样的设计源于自然中的花卉植物，但又完全不受花卉自然生长规律的拘束，大胆地进行简化和夸张，肢体以线代之，更显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婴戏莲印花绢”纹饰以黑、白、红三色为主，黑彩勾画人物、花卉枝条和双莲弧线纹；红彩为漫地色，并非常巧妙地用绢质的自然白显出花卉图案，再用自然白色圈形纹饰单独成为一组图案，与婴戏花卉纹饰图案成为既联系又分开的效果，这样黑、红、白三色相互映衬，美观大方。整体淡雅柔和，典雅庄重，体现了西夏织物的色彩特征。

从图像来看，西夏婴戏纹中的童子造型也极具民族特色。这些童子发式大多为秃发，挽有双发髻或多髻，垂有小辫，这正是党项族特有的发式。

尽管西夏已由游牧文化逐步转向定居的农耕文化，但党项的文化基本内核并没有丧失。西夏皇帝李元昊继位后，为突出党项民族特点，改大汉衣冠，下令秃发，“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以异之”。婴戏图反映了那个时代西夏特色。

“婴戏莲印花绢”是西夏婴戏纹样的典型代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既是佛教思想“莲花化生”的体现，也是儒家文化“连生贵子”的象征，表现了人们祈求子嗣繁衍、渴望子孙昌盛的社会文化心理，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它既反映了西夏对中原装饰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宋元时期中国各族民俗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且在融合中注入了党项民族的发式和服饰元素，再现了西夏社会生活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