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唐王朝以其辉煌的景象与气度一直以来备受世人的瞩目和推崇。“盛唐”是人们形容唐王朝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而据我们在学校接受的历史教育，以及传统史学家的研究观点，普遍认为所谓的“盛唐”就是指初唐时期，它的中晚期则走向了衰弱，衰弱的重要标志则是名闻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一直被认为是由“初盛唐”向“中晚唐”转变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帝国开始步入江河日下岁月的分水岭。公元755年，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族统帅安禄山起兵反唐，拉开了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的序幕。这场内战席卷唐朝半壁江山，使得国家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并开始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对唐朝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是整个中华文明由开放转向保守的转折点。

在这里，我们暂不赘述众所周知的安史之乱的背景、起因和过程，着重探究一下它在地缘政治格局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李唐王朝发迹于处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一带的关陇贵族。早在帝国建立之前，关陇地带、渭河谷地就已经是中国多个统一与分裂政权的心脏地带，北周和隋的统治中心就在这里。大唐王朝甫一建立，就继续奉行“关中本位政策”，把都城定于渭河平原的长安，这就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此后唐高宗建都洛阳，称“东都”，两京并重，无高低之分。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划分两畿时，仅以长安一带为京畿，洛阳一带为都畿，“两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当时的华北平原，田地丰饶，盛产粮食，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自然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由此观之，盛唐的地缘政治格局呈现东西并重、政治经济互补的模式。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的政治中心仍然在关中，但经济中心却悄悄发生了变化。战争伊始，叛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很快占领长安，玄宗仓皇入蜀避难。在特别关键的睢阳之战中，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率领七千人马，在睢阳抵挡敌军长达十个月之久，虽然最后睢阳陷落，但却牵制了叛军的南下，使之无力侵占唐朝钱粮军需的后勤基地—江淮平原。持续八年的战争，对经济繁荣的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江淮始终掌握在唐王朝手里，未曾受到破坏。来自江淮的赋税和军需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前线，为唐廷最终平叛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叛乱的最后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地缘政治的南北格局也由此初露端倪。

安史之乱后，国家经济生产亟待恢复，藩镇割据有增无减。面对重重危机和压力，统治者从现实出发，对河南、关中、江淮和河北四大空间结构上的藩镇进行了治理和重构。基本方针是放弃河北地区，确保江淮地区。作为改变唐史走向的关键性事件安史之乱的发源地，以及唐代后期最为独立的河朔藩镇的所在地，河北是帝国版图内唯一一个无法长期按照帝国意愿行事的地方，他们截留税收贡赋，中央政府很难从中获得足够的财源，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化外之地，统治者遂采取了放弃的策略。

而江淮地区，朝廷已经明显意识到江淮作为帝国财政区的决定性意义，所以采取了永王“东巡”、设立江淮都统以及设立统辖十五州的镇海军等措施，削弱甚至以武力打击江淮藩镇，进一步强化了藩镇的治理和统治，更加巩固了江淮财赋的地位。同时在战争的逼迫下，北民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致使经济中心从江淮地区进一步南移，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方的税收从此开始通过大运河流入关中的京畿，由此开了中国东南税赋供养北方政治中心的先河，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出北方政治南方经济的模式，这种地缘政治格局正式确立下来，并穿越明清两代，一直延续至今。

所以，现代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似可追溯到安史之乱。在那场危机与重构中，新的政治对抗、新的地缘结构、新的社会关系也由因此产生，并对中国历史未来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