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

虽说贞观年间国富民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天下那么大总有点恩怨仇杀之类的事儿，这天唐太宗李世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审案审累了，心血来潮地宣布了一条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旨意:把等待秋后问斩的这些犯人都放回家去看望亲人，但是约定第二年秋天都回到长安来赴死。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唐代可能没有这句话来做鸡汤，可是从玄武门之变杀出一条血路的李世民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他就是这么去做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第二年，当这些没有衙役看管，不带镣铐的罪犯竟一个不少回到了长安，李世民略有些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在感慨一番后，高兴的他当场就赦免了所有这些罪犯。

老李

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史称“太宗纵囚”，我第一次看这个故事感觉不可信，但是如果记载于《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多少还是有点史学依据的。而且之后通过仔细阅读，发现《资治通鉴》对这个事情其实给出了自己的解读，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整个事件虽然记叙起来比较复杂，但是内容还有很有意思的——准确地说，这是李世民对当时司法标准的一次校正。我们必须通过前后的对比，才能通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一代帝王的内心独白。

贞观四年，唐朝全国被判死刑的只有29人，而贞观六年唐太宗纵囚的时候，是390人，贞观四年的10倍。作为每个案件最后的复核人，李世民是清楚这一数据的，也难怪他会提出自己的疑问——从贞观四年到贞观六年，短短两年时间，而且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是整个社会欣欣向荣的阶段，为什么死囚人数上升这么快呢？

影视剧里的太宗

李世民很自然就想到了一年前的张蕴古案。

贞观五年，时任大理丞的张蕴古经手了一个案子，犯人名叫李好德，因为口出妖言获罪，依照《唐律》应当处以绞刑。但张蕴古提出，李好德犯有疯病，不应对他治罪。而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却向太宗报告说，张蕴古籍贯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当时担任相州刺史，张蕴古是在讨好和放纵李好德，他关于李好德有疯病的奏报并不属实。李世民勃然大怒，下令斩杀了张蕴古。

张蕴古案的实情其实是张蕴古确实与李厚德交好，但是李好德也确实有神经病，张蕴古是被冤杀的。案情明了之后李世民非常后悔，催生了对唐朝乃至后世影响深远的死刑五复奏制度。但是，这件事对当时的唐朝司法界却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张蕴古案

因为法官对案情和律法的理解不同，在审理案件时，难免会出现过重或过轻判罚的情况。那唐朝的司法环境是怎么样的呢？在唐朝，如果法官错判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而标准就是“入减三等，出减五等”，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以一个罪犯理应判罪8年为例，一年算一个等级，那如果你判了11年并不算重判，无须担责，但是判12年就是重判了，这就是所谓“入减三等”，而因为重判法官受到的惩罚则要被判4年的监禁。另一方面，而如果你判了3年也不算轻判，无须担责，但是你判了2年就是轻判，这就是所谓“出减五等”，而因为轻判法官受到的惩罚是监禁1年。这个立法其本意是坚持“明德慎罚”的原则，希望法官在拿捏不准的情况下，尽量轻判。（此段有些晦涩，不清楚的读者可以留言，我会仔细解释！）

但是轻判重判难以勘定，掉脑袋却是非常直接可视的。张蕴古案的结果让大唐的法官们从此不敢轻判，追求重判成为明哲保身的方法。对此，大理卿刘德威做了非常准确的总结：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摘自《资治通鉴》，意思是说：现在过失重判不会受到太大惩罚，而过失轻判则可能获大罪，因此，法官们为了自保，只得严苛的按照法律条文审判，这不是有人刻意让他们这么做，只是他们害怕因过失轻判而获罪而已。）

唐朝的会审

如果我们知道以上这些，再来看李世民纵囚，其内心世界就不言自明了。这次纵囚的目的，绝不是什么政治作秀、博取名声或留名青史，而是因为他发现死刑案件数量上升太快，甚至在审理卷宗的时候，他已经很直观地察觉到用刑过重的问题，很多犯人根本是罪不至死的。他敏锐地发现，在自己设计的宽松的法律框架下，法官们并没有按照既定的路线走，而是为了保住脑袋把大唐的司法趋向一条严苛之路。

李世民希望能通过纵囚的方式，来提醒唐朝法官们，目前的审判有些过重了，以后审判时要注意分寸。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做法是非常巧妙的，一方面，没有直接批评和惩罚法官，毕竟这样打击面太大，而且标准又非常模糊，不利于以后法律的执行；另一方面，又非常明确的提醒法官，被判死罪的犯人竟然被赦免了，是不是我用刑过重了？

老李

可是事实上，虽然李世民没有想通过纵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却千古传唱，而其想通过这件事改变法官们过于严苛的执法，却并不怎么奏效。

贞观十一年，刑狱案件的数量又出现了上升，李世民形容为“刑网稍密”。无奈下他请教了之前提到的专家——大理卿刘德威，刘德威是这么回答的：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所由吏皆深文。（摘自《旧唐书》）

刘先生不愧是真正的专家，一下子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这根源就是对轻判或重判的标准上。“入减三等，出减五等”，这条之前的规定还执不执行，朝廷没有明确的说法，再加上张蕴古案的反面示范作用，因此，法官们不敢轻判，只能严格按照律条规定从重审判。

太宗对此深表赞同，并马上采取措施：首先自然是宣布“入减三等，出减五等”的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并强调五复奏制度，这两者相辅相成，使“刑网颇密”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大唐也打通了最后一个遏制社会发展关节，迎来贞观之治的盛世光景。

贞观之治

历史上很多看似离奇的故事，往往是有很深厚的社会背景的，要联系事件前后的关系去剖析内核。最近看到很多平台都在讨论“太宗纵囚”，有些说法很偏颇，以上是本人的一些拙见，希望抛砖引玉，得到大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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