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中，言治道最为胜出者，唯儒法两家。

“法”乃治道之手段，其狭义为一种刑法。其实，儒家也有“法”的概念，但以“法”为政治上的辅助手段；而法家却认为，“法”是政治上的唯一手段。

那么，该如何判断统治者倾向儒家还是法家？

在治道之理念上，如果没有冲突矛盾，那么无论儒家、法家，都会奉行法典，很少有异议；然而，一旦有冲突矛盾发生，则由统治者依“法”的程度，可以看出其所依者，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或至少能看出其倾向。

唐太宗剧照

法与唐太宗之信

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拔擢“有干局、无学术、抑文雅而奖法吏”的戴胄为大理少卿。而儒与法的矛盾，则在一次廷辩中浮现出来。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当时，朝廷正盛开选举，有很多候选人于私下里造了假——他们伪造了自己的履历。太宗听说之后，下令让他们自首，不来的人会被处死。

没多久，太宗就查到一个造假且没来自首的人，正准备杀他，可是戴胄却上奏说：“按照法律，不应处死他，应该将其流放。”太宗大怒，训斥戴胄道：

“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

此时，儒家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信”，与法家的核心思想起了冲突。

孔子剧照

在戴胄看来，“法”，对于天下来说，是“大信”。天子之失信，完全可以以一时喜怒视之；而法之定位，则在天子的敕令之上。太宗听过戴胄的解释之后，说道：

“卿能执法，朕复何忧！”

自此以后，戴胄哪怕面对“龙颜震怒”，也要秉公执法；而太宗于愤怒之余，亦乐于从法，以致“天下无冤狱”，此所以不愧为一代英主！很明显，他的思想中有法家倾向。

法与唐太宗之怒

贞观元年，有一件“依法应该判轻罪，而太宗怒欲加以极刑”的事情。《资治通鉴》中记载：

“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

“法”是君王所立，但并非君王私有；“法”悬诸天下，是君王与臣民共守的。此乃管仲“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商鞅“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韩非“明主之道忠法”所共申之理。

商鞅剧照

依照唐朝律法，裴仁轨罪不至死。太宗虽在愤怒之下，一经臣下谏言点醒，便即转怒为喜，免掉了裴仁轨的死刑。

太宗之由怒而悦，亦足以证明他有法家之倾向，如果不是他熟读管、商、申、韩之书，便是“以法治国”的思想早已深植在其心。

法与唐太宗之情

“情”是儒家人伦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当“情”与“法”天人交战之际，究竟是“徇私情”还是“从公法”，亦足以观察儒家思想或法家思想在执政者心中的比重。

贞观十七年，唐太子李承乾声势日盛，感于储君地位之岌岌可危，因思自救而策划谋反。

参与此次谋反者，有太宗的弟弟汉王李元昌、长广公主的儿子赵节、辅国名相杜如晦的儿子杜荷、深受太宗信任的宿卫李安俨、从“玄武门之变”就跟随太宗立下汗马功劳的侯君集等人。

结果，此谋反之事尚未启动，即因内部之人告发而事泄，太子李承乾自然是谋反之首谋。

唐太宗剧照

太宗询问众臣：“如何处置李承乾？”群臣缄默莫敢对。最终，来济站了出来，说道：

“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

太宗便将李承乾废为庶人，幽禁于右领军府。此乃商鞅“刑不及太子”与“谋逆者死罪”的折中处理方案。

虽然李承乾仅在“谋”，但亦罪不容诛。半年之后，太宗对吴王恪说道：“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他再次强调：“法”之顺位，在父子亲情之上。

兄弟如手足，太宗本欲免汉王李元昌一死，但最终还是赐其自尽于家，此太宗“舍私情而从公法”之例一。

太宗姐姐长广公主，为了自己的儿子赵节叩头碰地、涕泣请命，太宗亦叩头泣拜姐姐，而赵节仍不免于刑。“情”与“法”之挣扎中，太宗毅然从法，诚如韩非所言：

“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

此太宗“舍私情而从公法”之例二。

杜如晦剧照

驸马都尉杜荷乃杜如晦之次子，又为太宗之女婿，亦不免于诛。爱臣之子，爱女之夫，国法之下，无从幸免。杜如晦早逝，只有二子继其后，杜荷于此次谋反案中伏诛，其兄杜构亦连坐流徙岭表而死。若杜如晦地下有知，亦只能长哭叹息！

曾立下赫赫战功的侯君集，亦被斩首于市。刑前，太宗曾想为他谋生路而征求群臣意见，最终知不可而罢。此亦法家“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之旨。

玲珑说

当“法”与“君王之信”、“君王之怒”、“君王之情”相冲突之际，由上述的例子即可看出“法”在唐太宗心目中的定位。

唐太宗剧照

在唐太宗所写的《帝范》中，有一篇名为《赏罚》，其内容与韩非的《六反》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太宗的很多实际行为，与韩非之论同出一辙。由此可断太宗入法家之深。

先秦法家主张以“刑赏”驾驭群臣，而人主若执此“二柄”，更可以御天下。太宗深悟此理，将“赏罚”视为大事、纲纪与要诀。其言曰：

“国家大事，唯赏与罚。”

由此可知，“法”入于太宗之心实深。世人多称“贞观之治”为儒家德治，在玲珑看来，“贞观之治”实乃外儒内法，无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