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对于大清来说，真是一个不吉利的年号。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发动金田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内忧未平，又来外患。1857年，英国、法国以换约为名，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到了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并在八里桥大败满清最后的精锐——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最终，北京沦陷，咸丰带着后妃如同丧家之犬一般，逃向了承德避暑山庄。
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正在与太平军鏖战的曾国藩去哪了？自家老板的老巢都被端了，曾圣人能坐得住吗？答案很简单：还真坐得住。当时的曾国藩到底在干嘛呢？原来在那个时候，曾国藩的湘军对于太平军重镇——安庆的围攻，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1860年8月25日深夜，驻扎在祁门的曾国藩突然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来信，来信人正是咸丰。咸丰表示，英法联军连战连胜，已经逼近北京。因此，咸丰命曾国藩立即派遣3000精兵，以猛将鲍超为主将，即可启程，支援京师，并将士兵交由胜保指挥。
曾国藩一贯将自己标榜为忠臣，然而当君父面临颠覆之危时，曾国藩却不想派援兵了。为啥呢？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鲍超是曾国藩的爱将，能征惯战，如果调出精兵，安庆必然撤围，这几年的辛苦就将功亏一篑；
其二，北京局势已经相当明朗，京师必然被攻陷，即使送出3000援兵也于事无补。况且英法联军攻打清朝是为了求财，并非心腹大患。而志在夺取满清江山的太平天国就不同了。对此，曾国藩在日记中表示：“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
其三，胜保是曾国藩的政敌，嫉妒湘军的战功。一旦鲍超带着3000兵马加入他麾下，他岂有吐出的道理，肯定将这部分精兵吞并。
综合这三点，曾国藩对于支援北京，是100个不愿意的。不过救君父之难，乃是人臣之大节。如果不救，岂不是授人以柄？
就在曾国藩苦恼之时，李鸿章却淡然一笑。他对曾国藩说：“现在领兵入京已经没有意义，最终结果必然是议和。”因此李鸿章建议：“咱们必须要拖！”
李鸿章的建言，坚定了曾国藩的信心。他8月25号得到上谕，结果故意拖到9月6号才回复一封信。信中说：“鲍超人生地不熟，贸然远行，肯定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北京。同时，鲍超品级太低，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如在我和胡林翼之间选一个进京，不久稳妥了吗？”
咸丰收到这封回信，内心一定是崩溃的。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还写回信。要知道当时没有电报更没有电话，从安庆到北京，往返一趟要好几天，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还没等咸丰回信，英法联军便已经攻入了北京，放火焚烧了圆明园。而不出李鸿章所料，清廷果然和英法联军议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至于让湘军北上勤王之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在此期间，曾国藩鲁莽的九弟曾国荃却闹出个大乌龙，差点让老曾家背上灭族之罪。1860年9月10日，曾国藩接到了弟弟曾国荃的来信，读完后竟吓得浑身冒冷汗。于是他先销毁了曾国荃的信，然后以极其严厉的语气写了封回信。信中开篇便写道：
“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
那么，曾国荃的信有多么狂悖呢？虽然原信已经销毁，但在曾国藩的回信中，仍可见端倪。
首先，曾国荃似乎对僧格林沁对英法联军的抵抗表示了不屑。而曾国藩却在信中批驳道：“僧王所带领的蒙古诸军在天津、通州等地的战斗中，竭尽全力与洋人作战，怎么可能留有余力不肯尽力呢？”
其次，曾国荃似乎认为，咸丰被赶到承德“西狩”，都是因为他瞎指挥、得罪洋人、咎由自取，根本就不应该救。而曾国藩则骂道：“做臣子应该积极下你供应皇帝诏令，分兵北上救援，这是我们的本分！如果京师丢了，就算克复了江南，又有何用？”
最后，曾国荃还认为，如今北京有恭亲王奕坐镇。以他的贤明，应该可以与洋人签订合约，更不必劳烦湘军北上，毕竟现在围攻安庆要紧。而曾国藩则认为，奕聪明有余但是举止轻浮、锋芒毕露，不堪大用。
曾国荃生性鲁莽，满嘴跑火车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这一次，他的这封信突破了底线。曾国荃写这封的起因，也很好理解。恐怕是因为曾国藩与他讨论北上勤王之事。但是曾国荃正在专心攻打安庆，不愿收拾这个烂摊子，自然就口出妄言。
对于咸丰，曾国藩确实也有不满；对于咸丰在节骨眼上的求援，曾国藩也不想理会。但不满归不满，曾国藩还是保留了自己理学大家的底线，忠君爱国的底线，绝不能越过。而且曾国藩如此严厉，就是要改掉曾国荃多嘴、妄言的毛病。
曾国荃的信被摧毁，这封家书自然也不能示人，否则必然遭致灭族之祸。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封回信才被曾家后人所披露。
过了几个月，安庆终于被攻陷，天京天险尽失，太平天国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不得不说，曾国藩确实高明，懂得抓大放小，有所取舍。正是有这样的大智慧，才让曾国藩得以平定天下、位极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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