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最初时期，乃至所有动物，填饱肚子一直是最基本的需求。而像野生动物，特别是肉食动物，要想在自然界捕食到心仪的美食，填饱肚子并非容易，有可能一个月几个月未能捕获猎物而忍饥挨饿的。人类之所以不同，就是掌握了制造和使用工具，即便如此能捕获动物也并非容易。直到某一天人类掌握种植粮食和驯化养殖野生动物，粮食问题才得到根本性解决，让不确定性的食物获得方式，变为预期收获，这也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繁衍生息，直到现如今的70多亿人口。

在历史上，曾经因为各种原因，多次反复出现粮食危机，它带给人们的最直观的痛楚就是饥饿。饥饿感是人类对食物需求最直接的反应，它会促使你不顾一切的去寻找可以吃东西，而除了吃之外的任何需求将会达到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因人而异，有人宁愿饿死，也不去偷抢，有人因为饥饿而去吃树皮草根，更不谈吃什么变质腐化的食物了。当人们放下尊严，忍受不了饥饿而去做平时不会做的事时，这就是临界点。

听闻过，为了生存或者某种原因，我们姑且定性为没有食物而落草为寇，打家劫舍的土匪，也听闻过易子而食的恐怖记载。终其社会环境，都是伴随着社会动乱或者天灾人祸，所以出现饥荒，无外乎这两种情况。可见，粮食并非是不足而引起饥荒，而是无法生产，才会出现食物短缺。

所以粮食的本质不在于是否够吃的问题，而在于社会环境是否平稳，是否平稳则包括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在自然灾害发生的年代，由于田地无法产出粮食或者粮食遭到破坏，同时又因为粮食的产出需要一个周期，就会在一个时期内出现饥荒，这种饥荒是发生在受灾的局部，它可以通过政府救灾和灾民扩散分流得到解决。只要在特定时期进行救济，等灾后还是可以恢复生产的，等下一个食物周期出现，就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另外一个因素，人为造成的饥荒，往往伴随着生产秩序的破坏，同时本身就是人为造成的，更谈不上救济了。这种饥荒一旦出现，其影响不仅包括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摧残，还会在心灵方面受到摧残。活活饿死和被大雨过来淹死，感觉是不一样的。它会带来怨恨和挥之不去的创伤。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皆因饥荒引起的怨恨而来，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参加起义就是达到饥饿的临界点。

这个道理，历史上的统治者不是不知道，而是深谙此道，所以历朝历届都把爱民放在嘴上，而爱民的最终体现就是要让他们丰衣足食。只要吃饱饭了，就不会想其他了。这里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明明粮食是自己种的，怎么吃饱饭这个功劳就是统治者的呢？难道粮食是统治者赐予的吗？事实上这个逻辑还是成立的，之所以你能安心种粮食，生活衣食无忧，那就是统治者不折腾你，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生产环境，同时大力在发展生产力，提高整体的社会生产效应，离开了这个大局，你想种粮食也没机会。

综上所述，粮食安全即能有足够的粮食填饱肚子，它需要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而这个相对平稳生产环境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即便自然灾害之类，只要有大局面的平稳，也能得到救济，不至于出现饥荒。

谈了粮食的生产环境要素，紧要的说一下粮食本身为什么珍贵。举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主食小麦（面粉）和水稻来说，两者对于种植条件相对苛刻，特别是水稻对水源和土地的要求更高，所以在历史上这两者并非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主食。并且，小麦的口感可不太好，直到汉朝的某一天先人发现了把小麦磨成粉，然后再制成其他食物时，一下子小麦的用途和口感丰富起来，在北方地区先后取代原先黍、稷这些粮食，准确的来说面粉及其制品成为了北方地区的主食。而水稻虽然早有种植，但只局限于淮南部分地区，并且那时候的大米是非常珍贵的食物，只有王公贵族才配吃，这时候并非全国性的主食。

到明清两代，外来粮食品种的引进，不仅改变很多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更是成为了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时期，包括玉米，番薯，马铃薯进入中国，它们的到来不仅丰富了粮食的品种，更主要的是它们生产周期更短，对环境要求不高，产量也高，不仅根茎能吃，甚至连叶子也能吃。这种优势经过不断的品种培育，在清朝达到了顶峰，可以说清中早期的繁荣和人口增加离不开这些农作物的引入，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今天的主食大米，虽然经过不断改良，并且种植面积和区域也得到不断的扩充，但还未普及到人人有饭吃的地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米都处于高级粮食的地位。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制约着水稻（大米）成为我们普遍主食的历史进程。那就是水稻的生产要求太高了，必须要有水源，田地必须平整，气候必须温和，并且产量还不高，后期加工（去壳）难度也不容易。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注定难以被广泛种植。如果按照一切顺利来说，到清晚期水稻这种高级粮食，普及性或许会超过其他主食，但历史会开玩笑。

在江南一带成为明清两代粮仓的时候，江南产的大米，甚至被称为贡米，是进贡给皇室吃的食物。一切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只要东西好注定会得到推广，但晚清的社会动乱则彻底打破了这种进程。在连年战争动乱当中，生产秩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像水稻这种娇贵的农作物，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水利设施是根本无法种植的。但老百姓总要想办法吃饱肚子，于是在江南地区番薯，马铃薯这种随便种哪里都能活，并且产量和生产周期短的食物，彻底取代了水稻种植。原先两者的种植比例发生了逆转，特别是多山地区，改为种番薯为主了，水稻有回到稀缺时代。

接下去的民国军阀混战，乃至内战时期，能活下去就是胜利，能有吃就行了，对食物的选择变的不再挑剔。就像我们买东西，从追求好看好吃，变为能吃量大便宜就行了。对生存的需求降到最低，吃野菜都能活，一家穿一条裤子都能活，这也是当时真实的社会状况。无疑像番薯土豆之类粮食作物，能满足这种最低的生存需求，吃番薯丝一直是南方人的记忆。

这种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她最大的功劳就是带来相对平稳的时期，这个时期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人们对生存的需求很低，但是干劲十足。一日三餐能吃上番薯丝是最大的奢求，根本不会去奢望每日白米饭大鱼大肉的日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一辈人对那个时代感恩戴德的情怀，因为他们是从饥饿过来的，没经历过饥饿的人是理解不了的他们的情怀的。

照道理来说，粮食生产在那时候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要素——社会安定，但为什么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吃不饱呢？先抛开人为因素，单从粮食生产方式来说，相对于现在的机械化和农药化肥的使用，以及发达的灌溉系统，单靠肩挑人抗必定生产力低下。我们现在的粮食生产离不开技术进步，特别是品种的改良，像不断优化的杂家水稻出现，实实在在的提高了培育方式和产量。同时要想恢复和加大粮食生产规模，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像那个时期开垦的田地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粮食种植，我国相当一部分的耕地都是在那个时期开垦的，所以也算是为后来的粮食丰收创造条件。另外像水稻的必备因素——水源，在那个时期和后来的几十年内，通过造水库，开渠引流这些，把大部分旱田改为水田，为种植水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全国绝大部分用于灌溉的小水库都是那时候开凿的。

正因为先期创造的这些条件：开垦、兴建水创造出来的条件，到了包产到户的时期，人们的生产力一下子无限被激发出来，到第二年，自己种植的粮食，收获以后马上实现了吃饱饭的最低需求，能吃上番薯丝不再是梦想。接下去的几年就是不断去开荒和改造旱田为水田，因为他们还有更高的梦想，有朝一日吃上白米饭。到了80年之后，虽然主食还以番薯丝为主，但已经可以掺和大米饭一起吃了，部分家庭也完全吃上大米饭。之后就是到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商品化之后，人们发现粮食除了自己种之外，还可以买过来吃，只要有钱随便你吃什么。同时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即便在家里你也可以吃到东南亚的大米，美洲的大豆，让餐桌上的食物全球化，通过贸易你可以让全世界为你种植粮食，为你生产商品。

通过放开生产（包产到户），粮食商品化，以及商品贸易，中国在八九十年代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人们的饮食发生了质的飞越，从九十年代开始，番薯丝彻底退出主食范围，我们一日三餐改为大米为主，算起来习以为常，感觉吃了几千年的大米，真正进入我们餐桌的，只不过短短三十来年，来之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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