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石融通》您关注的是最受欢迎的赏石公众平台

高端观赏石 | 交易 | 金融 | 展览 | 鉴赏 | 中国石谱云

上海博物馆新近推出的“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共展出文物197件/组，涵盖玉石器、青铜器、陶瓷器、书画、古籍、漆器、竹木器等诸多门类。展览的五大板块，以专题的形式聚焦江南的文化特征，分别呈现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的江南基调、安礼乐仪又旷达洒脱的江南性情、治平济世与明德修身的江南人物、阳春白雪与市井浮生的江南风尚、抱诚守真又开放兼容的江南气度。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内景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之中，一处明代案桌上陈设的一组文房器具，均为1966年4月出土于上海市宝山县顾村公社秦江生产队明代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墓中，包括碧玉砚、嵌玉卧犬黄花梨压尺、嵌云石紫檀木笔屏、紫檀木笔筒等物件。明代朱守城夫妇墓出土了砚、笔筒、笔屏、印盒、镇纸、压尺、文具盒、圆盒与香筒等14件文具，是迄今为止考古出土明代墓葬中最为完整精美的一套（包括有嘉定竹刻名家朱小松款竹雕刘阮入天台山图香筒），也是迄今为止古代墓葬中唯一一次成规模出土黄花梨、紫檀制器具者。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明代供桌陈设的一组文房器具

上海市宝山顾村明代朱守城夫妇墓出土的一组文具

其中，一方紫檀木嵌大理石笔插小座屏（高20厘米，底座长17厘米，宽8.5厘米），是一种笔插与砚屏组合而成的文具，屏风前面置有小型束腰内翻马蹄足画桌，桌面和底板对应位置各开四个圆孔，可以插放毛笔。屏风画芯镶嵌有一方大理石，两面成画，十分罕见，也是迄今唯一出土的明代大理石屏。原来上海博物馆不下两次展示过此方砚屏，不过都是正面，此次难得见到其反面。

明代紫檀木嵌大理石笔插小座屏（反面）

古代传世的大理石屏，极少见到有两面成画的，大抵是因为大理石纹理流动性极强，最佳画面稍纵即逝，一面成景已经难得，往往是正面画面极佳，反面不堪入目，所以石屏反面大多不作观赏面，或者封框处理。这方大理石屏，正反两面都可入画，白质黑章，宛如水墨山水，而且画面完全不同，大致是群峰叠嶂、山色葱茏的意境，非常难得。

明代紫檀木嵌大理石笔插小座屏（正面）

此种样式的石屏，当时应该称作“笔屏”，明代鉴赏家屠隆在《考槃余事》（卷三）中有介绍“笔屏”：“有大理旧石，方不盈寸，俨状山高月小者，东山月上者，万山春霭者，皆是天生，初非纽捏，以此为毛中书屏翰，似亦得所。”毛中书，即为毛笔的戏称。可见，这方石屏，包括画意，与屠隆所说的笔屏完全相合，由此也可知，当时（万历年间）的笔屏画芯已经流行镶嵌大理石画了。

明代屠隆《考槃余事》（卷三）“笔屏”

（一）

屠隆（1543-1605），字长卿，号赤水、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人。明代文学家、戏曲家。游历颇广，豪放好客，博学多才，精通曲艺，他所著的《考槃余事》（四卷），被认为是第一部清玩类通论的专著（向谦：《考槃余事》：“清玩时代”的开山之作）。屠隆还被有学者考证是明代批评现实主义的杰作《金瓶梅》的作者（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

《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至于作者的真实身份，目前至少有不少于六十种说法。称屠隆为《金瓶梅》作者，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就是屠隆祖先在北宋从大梁（今开封附近）南迁常州府，后再迁至鄞县，而常州府（武进县）古称“兰陵”。

《金瓶梅词话》书影

其实，从《金瓶梅》中述及的诸多名物器玩来看，有的如数家珍，有的具体而微，作者一定是位博物君子、好古之徒，这与屠隆的身份也非常贴切。著名学者扬之水就认为，整个明代小说没有第二部像《金瓶梅词话》这样涉及这么多名物，《金瓶梅》作者是写古代名物最好最精准的作家，“《金瓶梅》开启了从来没有过的对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诸般微细之物的描写。”她所著的《物色：金瓶梅读“物”记》（中华书局2018年4月版），就是首部从名物角度对《金瓶梅》进行专门解读和细致研究的著作。不过，作者没有关注到大理石。

《金瓶梅》中，不下有五六次提到大理石镶嵌家具制品，说明当时作者一方面周旋于上流社会，一方面也是观察细致。因为《金瓶梅》所反映的社会场景，大致是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金瓶梅》现存最早刊本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当时大理石及其镶嵌制品还是稀罕之物，非普通人家所能购置。如《金瓶梅》中提到的大理石制品，除了西门庆的厅室之外，还有就是第七回中提到的南门外贩布杨家也有，这个杨家“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也算得上是大户人家，但见厅堂“正面上供养着一轴水月观音、善财童子。四面挂名人山水，大理石屏风安着两座投箭高壶。上下椅卓光鲜，帘栊潇洒。”

明崇祯刻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七回，有大理石插屏图像

西门庆家中的大理石镶嵌陈设器具不止一件。如第四十九回西域天竺国的胡僧来到西门庆家，“睁眼观见厅堂高远，院字深沉，门上挂的是龟背纹虾须织抹绿珠帘，地下铺狮子滚绣球绒毛线毯。正当中放一张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绦环样须弥座大理石屏风。周围摆的都是泥鳅头、楠木靶肿筋的交倚，两壁挂的画都是紫竹杆儿绫边、玛瑙轴头。”这架绦环样须弥座大理石屏风，应该气度不凡。

“明末清初 黄花梨镶大理石插屏”（中贸圣佳拍品），下方三个绦环板开鱼门洞，不起线装饰

除了屏风，还有大理石镶嵌桌榻。第三十四回写到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翡翠轩内，有一明两暗书房，明间内“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里边书房“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

屏风之制（包括砚屏、座屏、立屏、挂屏等形式），应该是大理石最早也是最典型的镶嵌家具制品。明代苏州鉴赏家文震亨认为：“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长物志》卷六“几榻·屏”）比文震亨大二十岁的嘉兴鉴赏家李日华也称：“石品各有所擅。灵璧以韵胜者，磬材也。端溪、歙溪以质胜者，砚材也。大理、凤凰（也是大理石的一种）以文胜者，屏几材也。玛瑙殷红透碧以色胜者，器物装嵌材也。”（《紫桃轩又缀》卷一）所以，晚明以降，石屏几乎成为大理石屏风的代名词。

清·顾尊涛《语石早年遗照》，作于康熙二十三年，有大理石镶嵌罗汉床

至于其他大理石镶嵌家具，应该稍晚于石屏风出现年代。关于大理石画何时开始出现于屏风，我认为至少在元代就已出现（）。

（二）

大理石镶嵌家具多见于桌椅几榻等家具，最早见诸图像，莫过于明代弘治年间的绢本设色《五同会图卷》（纵41厘米，横181厘米。传世有两卷，一卷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妙合神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展出的是另外一卷）。此图描绘的是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五位苏州籍高官在京城的雅集活动，包括礼部尚书吴宽、礼部侍郎李杰、南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陈璚、吏部侍郎王鏊及太仆寺卿吴洪。其中，吴宽与李杰端坐于罗汉床上，床榻三围分明镶嵌有大理石，画面如同水墨山水。

明人《五同会图卷》（故宫博物院藏）

明人《五同会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明人《五同会图卷》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其实，早在六十多年前的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宫廷画家谢环《杏园雅集图》手卷（现存两个版本，藏于镇江市博物馆的又称“镇江本”，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又称“大都会本”），描绘杨士奇、杨荣、王直、杨溥、王英、钱习礼、周述、李时勉、陈循9位朝中大臣以及画家谢环雅集于杨荣在京师城东的府邸——杏园聚会之情景。其中“大都会本”描绘内阁首辅杨士奇座傍几案上供置着一方大理石砚屏，山水景观，白质黑章，山峦起伏，反差强烈。这也是大理石屏首次出现在绘画上面。“镇江本”中虽然那方砚屏的图像不甚分明，无法判断是否大理石，而杨士奇、杨荣两人所坐罗汉床（“大都会本”两人各端坐于四出头官帽椅上）围栏上面所镶嵌的，隐约可见山水画面，可能就是大理石。

“镇江本”《杏园雅集图》局部

至少在明代万历年间，大理石镶嵌家具已经各式皆备了，如大约作于万历年间的明人《上元灯彩图》长卷，描绘有南京（夫子庙）古玩花鸟市场的场景，其中有四件大理石镶嵌家具，包括罗汉床、立屏、座屏等形制。稍晚时候，文震亨《长物志》中，也写到有榻、壁桌、椅等形制的大理石镶嵌家具。不过，他对于床榻用大理石镶嵌的做法嗤之以鼻，认为“大非雅器”、“终为非古”。之前，屠隆在《考槃余事》“榻”中似乎颇为认可：“有大理石镶者，或花楠、或退光黑漆，中刻竹，以粉填之，俨如石榻者佳。”可见，当时大理石镶嵌床榻家具的做法，受到了文人圈中截然不同的评价。

明人《上元灯彩图》局部

虽然文震亨的审美鉴赏更具影响力（文震亨小屠隆四十二岁），但是，后世大理石镶嵌床榻仍然流行起来，甚至包括宫廷里也有记录。如清高宗在皇子时所作《大理石床歌》（《乐善堂全集》卷十六），是少见的一首咏赞大理石的诗作，其中写道：“皑皑雪质排云黑，葆光含润如球璧。来从滇南万里遥，量度长材越数尺。良工琢磨成匡床，紫檀为架文锦席。天然山水石纹间，倪黄手迹横空碧。窈窕洞壑藏神仙，瀑布飞流挂松柏。峰峦层沓云气深，滩头溪尾相连绎。坐中恍惚秋风生，何必买山娱泉石。”诗中所描述的，便是一张紫檀木嵌大理石罗汉床，大理石山水画面，有元代画家倪瓒、黄公望的画意。

苏州留园五峰仙馆清代云石屏家具

明清两代所流行的大理石镶嵌家具制品，固然有装饰美观之意味——也有炫富斗奇的意思，其实还有一层实用意义。如清代文学家、养生家曹庭栋在《养生随笔》（卷三）提到：“大理石，肇庆石，坚洁光润，俱可作几面，暑月宜之。又有以洋玻璃作几面，檀木镶其边，锡作方池承其下，养金鱼及荇藻于其中，静对可以忘暑。”也就是说，大理石石性较凉，用作镶嵌家具可以增添凉意，尤其适宜于夏天使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清代广东地区粤作家具较多镶嵌大理石者。

晚清广州灯草水彩画描绘的大理石镶嵌的桌椅

值得一提的是，《金瓶梅》中提到的大理石屏及其镶嵌家具，大都没有具体描绘大理石图案如何，是否具有画意。唯有第四十五回中提到，伙计贲四拿了白皇亲家“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要典当三十两银子，这座大理石屏风“三尺阔，五尺高，可桌放的螺钿描金大理石屏风，端的是一样黑白分明”，也是少见的云石大座屏，而且画面中“恰相好似蹲着个镇宅狮子一般”，也是少见的图像。西门庆不知道价值几何，让正好前来的朋友谢希大给石屏风估个价，谢希大直夸东西好，买得巧至少要一百两银子。

“晚明·黄花梨百宝嵌云石插屏”，框架嵌有螺钿等物

百两银子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也是《金瓶梅》中，西门庆花了六两银子，给金莲买了一个上灶丫头；花了一百二十两银子，为情妇王六儿买了门面两间、到底四层的一所房屋……这也足以证明，当时大理石屏——尤其是图纹入画尺寸较大者——价格不菲。

·END·

本文作者，《汇石融通》特约作者——俞莹

【谈古说今专栏——俞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