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个高潮，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让宋朝的文学发展极度繁荣，宋文学一改唐朝的雍容华贵，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将宋朝文学的文风转向朴实淡雅、思辨沉稳。以政论散文为代表的文学体裁，充分吸收了“文以载道”的学术思想，更加紧密地将道统和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政论文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实用特性。因此，宋代的政论散文有着针砭时弊、情景交融、论证说理的艺术特色，使文学与国家兴盛相依相生，促进宋朝的稳步发展。
针砭时弊，内容充实，与社会政治联系密切
宋太祖赵匡胤初建宋朝的时候，就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除了禁兵统帅的兵权，封这些统帅以“节度使”的虚名，从根本上根除将军统帅叛变的可能性，紧接着宋朝就启用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开启了任文人为重要职位的举措。然而，文人们多通历史，他们熟知唐代灭亡的根本原因，所以文人当政之后，他们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注重诗文的教化功能，所以这一时期的政论散文与社会政治联系密切。如欧阳修在《五代史记》中写道：
天与人相为表里，和同于无间。圣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归，国之所恃以为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尧舜之盛，汉唐之兴，秦隋之失，魏晋之亡，南北之乱，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
欧阳修在这篇政论散文中论述了人与天和谐，才能风调雨顺，圣人与君王和谐，才能国家繁荣，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回顾尧舜、汉唐时候的兴盛、秦晋的灭亡，我们都应该明白国家的兴亡与治理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段话中，欧阳修回顾了五代的历史教训，针砭时弊，慷慨陈词，非常客观的展现了古代王朝灭亡兴盛的根本原因，来提醒执政者应该通民情、晓民意，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宋朝政论文针砭时弊的艺术特色，其实是沿袭了初唐时期的“讽喻”手法，来揭示社会的弊端，初唐诗文改革倡导者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这段话中，陈子昂在开篇就明确指出，文人著文章是为了针砭时弊，这是千百年来的文学传统，其中“兴寄”之说意在表明写文章应该有所寄托，让文章反映社会政治内容，“风雅”之说意在表达一种内容风格，或朴实、或充实、或真实皆是文章的一种风格。
宋朝士大夫心怀天下，情系百姓，在他们的政论散文中，社会政治功能十分强烈，这一时期，政论散文更是被视为正统诗文，用以反映社会、干预政治。
情景交融，夹叙夹议，抒发真挚浓厚的感情色彩
宋朝对儒、释、道的思想进行深度融合，吸取魏晋时期“隐”的教训，唐朝时期“仕”的经验，他们开始均衡追求个人兴趣自由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所以宋朝的文人在努力考取功名时，也能保持宁静的心态、提高自身的人格修养。正如范仲淹在政论散文《岳阳楼记》中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宋朝文人的政论散文往往是超越了暴动的情绪，开始在自然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又夹杂着些叙事情节，抒发内心真挚的情感。如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苏轼的政论散文融合了抒情、议论、叙事的方式，在他的笔下通常是将自然之景，如行云流水般表达内心真挚的情感，《赤壁赋》中，他感受到清风佛来，水面平静，举杯敬酒，对月诵诗，不一会就看到日出东方，在白茫茫的雾气在江面飘荡，清冷的水光联结天际，苏轼乘着小船儿在江中漂浮，超越苍茫的江面，此时作者的情思如这风一般，不知道何时停止，何时又兴起，只能脱离凡尘，如一个神仙般进入仙境。这段话中，展现了苏轼对宇宙、自然的思考，反映了一种超脱意识。“举酒”、“徘徊”、“遗世独立”等词都显示了苏轼此时在受到政治迫害时，那种超然空灵的内心状态，愉悦的心情中又夹杂着点点的悲伤，读起来让人产生一种若有若无的虚幻。
此外，欧阳修也曾在《醉翁亭记》中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佳句，用自然之景抒发政绩颇佳的的政论思想，也有欧阳修在“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的《与高司谏书》愤怒揭露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陈亮的“臣不胜愤徘，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严厉批评了程朱理学的“空谈”吾国吾民，言辞激励，直中要害。宋朝政论散文中，有借景抒情、表达人生追求的兴致之意，也有爱憎分明，表达内心的愤怒之情，劝阻君王应该慧眼识珠，把握国家大政方针，不能艰辛佞臣之言，均展现了宋朝政论散文中真挚情感的艺术色彩。
缜密如针，不拘一格，以形象化的说理加以论证
宋朝的政论文多借用形象化的说理方法，或用生动的比喻，或用反复的排比、或用历史的典故将抽象化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层层推论便可以清晰得出作者的观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如苏洵的《六国论》，通过叙述古人打江山难、不肖子孙亡国的行为，启示今人应该吸取教训，散文中多引用典故、比喻等修辞，勾勒了一幅极为生动的画面，文中说道：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
这句话中，苏洵以“暴霜露、斩荆棘”形象地体现了祖先建国时的艰辛，而子孙却“如弃草芥”，前后两个对比便能发现国家兴亡与后代子孙不珍惜、不守卫有着莫大的关系。又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写道：
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篇政论散文中，王安石一反孟尝君昔日“得士”的佳话，而是说孟尝君的“得士”不过是些小人物罢了，如果真的得士，齐国就会很容易制服秦国，还会用这些小人物的力量吗？如此看来，天下贤士并未归属于他！王安石不足百字的政论文却一针见血、层次分明、论证周密，逻辑清晰，被后人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中称其“文不满百字，而抑扬吞吐，曲尽其妙”，可谓是巧夺天工。
无论是欧阳修《朋党论》中的“真伪朋党”辨析，还是苏轼的《 教战守策》中的“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均是作者通过形象化的说理，夹杂很多的修辞手法，从不同的角度把论题引向深人，每每读起来都让人振聋发聩。
结语
宋朝重文抑武的国策、士大夫高度的爱国情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深刻联结在一起，反映了文人对家国大事的意见，文人们饱读史书著作，有极深的学术修养，再加上“政教”诗文的因素，宋代的政论散文中多反映社会兴衰、政局安危，所以宋朝的政论散文以“文以载道”的文学形式，展现了针砭时弊、密切联系社会境况的艺术特点，来寄托文人士大夫强烈的使命意识；士大夫整合了儒释道精神，一边寄情山水，一边心怀天下，政论散文中也有抒情意特色，鞭策入理地通过自然景物来看个人命运，反映国家政局；此外，宋朝政论散文中最经典的应该是议论的艺术特色，表达政见也好，商讨学术也罢，宋人的政论散文使用各种修辞手法、以形象化说理的方式达到劝谏的目的，可谓是精彩绝伦。总而言之，宋代的政论散文以尖锐的笔法又夹杂情理的含蓄，汪洋恣意、绵中藏针的表达一种政治见解，使文学的政治功用性表达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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