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客观存在而我们后世又无法复原的旧迹。对待历史，按钱穆先生的观点，一要敬畏，二要温情，因为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有人偏偏像“历史民科”高晓松一样，“在垃圾摊上捡一些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历史知识或观点，然后像孔乙己一样拿出来卖弄”，其行为，毁人不倦；其结果，罄竹难书。这样的“文人”，我们黎川也有一小撮，他们“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还以为文化撑破了肚，其实满腹多是油脂与垃圾。其术愈深，其言愈巧，不知是何居心，他们有意无意间似乎总要制一点假、贩一点假、传一点假，且乐此不疲，以为好玩。“玩”谁呢？还不是玩了本县的后人。顾炎武说：“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你可以溢美家乡，但不得误人子弟。知识仅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啊。极个别领导头脑异常清醒，感受到历史文化被戏弄、被贱作，故批评这些不良行为，以为“假知识”除了伤害后代，还将误导地方文化建设，影响本县历史事实和旅游品质。受委托，现就钩稽考索所知，纠谬正伪，缕述并简析如下，以正视听：

01

四周阔野，孤峰系舟；一城山色，

绿水浮楼

据说，这是朱熹游古黎川时所作，上世纪八十年代黎川人在宁波天一阁意外发现的。好像是2017年底吧，我追问过“发现者”之一，此人言辞闪烁，“王顾左右而言他”。

百度一下，采用此诗的文章均关乎黎川一地，净在那里自说自话，自我迷醉。搞得外地人不明所以，记者、摄影、论文、诗人、漂客、寓人也跟着引用。比如萧鸿鸣教授的《方以智黎川四年》就采用了。“始作佣者”可能就想要这种先“独唱”后“合唱”的效果，进而纳入“历史”，以传永久吧。倘若真为朱熹所作，网络中跳出来涉及此诗的文章，岂仅是黎川一地的“游唱”？查2002年版《朱子全书》，没有一首四字诗。那么，“一城山色，绿水浮楼”何以成了朱熹的作品？——显系“山寨”。进一步想，黎川学者能在天一阁找到朱熹此诗，《朱子全书》的编纂单位还会没你牛逼，他们在天一阁会找不到？

此版《朱子全书》顺带编有《朱子遗集》，其实就是补编，将黎川县志里的朱熹《题福山》收录其中，只是题名为《登福山远眺》，即：“迢迢百里外，望望皆闽中；皎日中天揭，浮云也自闲。”至于朱熹何时到过黎川福山，目前已作出了考证。

02

鲍照《夜宿新城》的标题是不对的

康熙、同治《新城县志》中，录有一首南朝宋的边塞诗人鲍照写的诗，云：“古驿旧名杉，烟光锁翠岚。夜来风景好，宿处是江南。”没有标题。我县第一部官方县志，即明正德《新城县志》中，此诗名《宿杉关铺》。1993年新编县志中，名《杉岭》。

那么，何以有《夜宿新城》之名呢？——鲍照时代，古黎川还没有新城县，只有东兴、永城二县存在。可想而知，《夜宿新城》的标题大概是不明我县历史的某人胡乱自创的。

不过，令人莫名的是，明正德《新城县志》中，此诗的作者为东晋时代谢道韫（王凝之之妻，生卒不详）。虽然考证不出谢道韫是否到过黎川，若欲引用此诗，建议还是用《宿杉关铺》或《杉岭》的标题为好。

03

聪明泉

“聪明泉”石刻放在孔庙，据传是王安石书写。

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开创“依庙建学”的先例。唐贞观四年（630）之后，孔庙与学校相连形成制度。也就是说，此后建县必建孔庙，孔庙内必设学宫。

宋绍兴八年（1138），黎川大地上设置“新城县”。五年后的1143年，古黎川第二位县令李维芑才建孔庙，创县学。即此时才有孔庙，有了学宫。北宋的王安石何以能为南宋才有的黎川孔庙题“聪明泉”？即便是王安石所题，这三字也跟黎川孔庙扯不上关系。不妨如此推断：一是王安石到过古黎川，对今县二小的一眼泉水写过“聪明泉”三字，后来孔庙刚好建于该处，便成为依附孔庙的古文物之一；二是南宋建县后，黎川某个文人，也像制造朱熹上揭之诗一样，高仿王安石笔迹，将“聪明泉”三字李代桃僵。

作为旅游，只要不引发大笑话，本人并不反对串说甚或窜说；作为历史研究，则该探赜索隐，追求逻辑本真。王安石全集中，除王无咎等人物外，未见一例涉及古黎川的地域性文字。建议爱好者通读一下他的全集，希望有新的发现，以弥补我县历史空缺。

04

徐霞客的“闤闠颇盛”不是形容南

津街

崇祯九年（1636）农历十一月初七日，徐霞客从南城进入黎川县城，《游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又三里，入新城北门。出西门，石门不甚壮，而闤闠颇盛。出门渡石梁，则日峰山当梁瞰溪。越桥即南随溪行。已，折西南，登白石岭。”

有人说，“闤闠颇盛”是指新丰桥头的南津街市。如果不是移花接木的话，那就是徐霞客戴了望远镜，才能看见南津街的繁华。原文“出西门，石门不甚壮，而闤闠颇盛”，姑不论是西门即今小西关的城门，还是今下马路口附近的小西门，他的动作是，刚跨出城门，回首看了看石门，以为不很壮观，接着说“闤闠颇盛”。这明显是指西门内的街市比较热闹，跟今天的南津段老街有何干系？导游词借此炫染一下老街姑且算了，若自以为有基本良知的严谨者是不会唱和的。

05

吕公岭还是李公岭

从潭溪去往河塘，要经过一个小山隘，人们习惯称之“李公岭”。这是不对的，真名叫“吕公岭”。

有人说，李公岭自然与河塘李氏的先祖李觏有关啰。可你去翻翻河塘李氏家谱，至少出现两次“吕公岭”，而没有“李公岭”的记载。比如，有一篇清乾隆四年进士黄福写的《李君辉九六十寿序》，距今快300年矣，内言“余少时居邑南吕公岭，地距君居可七里，每登岭而望，则河塘之庐舍田畴历历在目”。倘若真与李觏有关，其后裔岂能容人予取予夺，冠以先祖名号的东西，那可是无形资产，还会让给你？当然，外人分不清此“岭”的名字也正常，比如清末的杨希闵，他的《三月二十五日往枧原道中有作》就有“晨上李公岭，篮舆觉未便”句。特别是同治县志中“南乡二十七都一图”内，赫然标有“李公岭亭”，指的就是此处。——这仅说明，一是清末或清中期，此地已被人叫顺溜了“李公岭”；二是县志编纂者就像今天地名志编纂者一样，搞不清楚的就蒙着来而已。试想，若事关河塘李氏，其族谱怎么可能写着“吕公岭”呢？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行于斯，甚至葬于斯，还会没有我们清楚吗？

06

磨市街

有人说叫陌市街，据说是听他父亲，或父亲的父亲说的。“陌”“阡陌”，“紫陌”，好像蛮有诗意嗬。但荀子说，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好不好听，有没有诗意，不是咱们想当然，而是要考虑约定俗成，即历史形成的因素。潘中立《权轩翁李年伯墓志铭》一文里，有“南津磨市街贸迁处也，距舍百武许”之说。要知，潘中立可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哟。同治县志“南坊一图”也有磨市街一名，而未见“陌市街”名。

07

毛泽东是否到过黎川

这在我县乃至我党革命史上是非常严谨之事，不可不慎。a、支持方：2012年8月18日“风雅黎川”刊登的余珊鸣回忆1958年3月2日晚见到毛泽东的文章《毛主席口述历史说“黎川我去过”》、2017年8月30日武一平发表的《毛泽东同志樟村之行》、以及1993年《黎川县志》第16页、第434页的叙述。b、持疑方：中共党史研究室专家否认此说，《中央苏区史》、《红军长征史》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也只字未提毛泽东到过黎川。c、国家领导人回忆录：唯独《宋任穷回忆录》（1994年版）载：“毛泽东在黎川召开前委扩大会，除军团长、政治委员以外，要一个基层干部参加，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我作为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未见类似说法，只字未及毛泽东的黎川之行。d、结论：毛泽东可能到过黎川，或许还有其他史料未挖掘出来，我们没有见过呢。不过，至少目前未见中央党史的确证，我们的传闻与口述资料又论说不清，官方就不该轻易采用。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否到过黎川，得拿出更重磅的证据才行。

08

张恨水在黎川的生活时间

按《张恨水年谱》，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岁。是年初，张恨水父亲（张联钰）奉调江西新城县任职，张恨水随往。在家从一位同乡端木先生读书，一同就读的还有其弟啸空及一同乡子弟。同年11月，祖母去世，张恨水随父返回原籍潜山，和弟弟啸空入本村学堂读书，先生姓储，是个老童生。

也就是说，聪颖的十岁少年张恨水，在黎川仅待了不超过十个月时间。幸好，1929年2月18日，34岁的张恨水在北平《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旧岁怀旧》一文（据说又载1929年3月3日《上海画报》）：“儿时，随先严客新城县。县为闽赣交界处，距杉关约六十里。是处万山丛杂，林齐深密，驿路一线，曲折于山水间。将及关，两峰夹峡，下通马道，仅可并骑。出关俯瞰，势如建瓴。古人南征，以此为天险，信矣。”算是对“黎川十个月”有了一个友情交待。

为旅游张力而稍事打造一下恨水旧居，再搞些应景的活动也未尝不可，但将艺术剧院也改名为恨水剧院，本县下手够大方的，败笔却不是一点点，是不是还得辟一条街道，名之曰“恨水路”或“恨水街”？

09

贤士街

清末不叫这个名号，甚至三年前也不是，而叫“前步街”，此名据说是“文革”时改的。同治县志“南坊一图”中，这条街叫田市街，相邻的区域还有田市街堡、花市街堡。当然，这个地名的变更，咱没有意见，“田市”与“贤士”相比，似乎土了点，没那么给力。改则改吧，至少它不像“中站”一名，《黎川地名志》望文生义称“因处于通福建的小路中，故名中站”，根本不知此地家谱记载古时叫“锺文里”。试着进一步推测，因是去极高村、再入福建的便道，或许还有上站、下站呢，或许此地曾设有简易的小驿站，供人歇脚，简称锺站，后人图简便，遂写着“中站”云云。

10

校场与教场

校场（教场），是指古代练兵之地。此处的“校”，念 jiào音。有情提示，无需争议，两个名字都可以用。《县志》中，有时写教场，有时写校场。《府志》也将黎川练兵之处写着“校场”。

11

黎川·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油画）

这个“招牌”不是历史，但很可能成为历史笑点。黎川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不会错；黎川的文化艺术突出油画发展，也不会错。错就错在把它们二者如此拙劣地摆放在一起，便成了笑话。油画起源于欧洲，是西洋画种之一，跟咱们民间艺术没一毛钱关系。

12

日峰山不是文笔峰

1993年《黎川县志》第58页“日峰山”注云：又名望天峰、文笔峰。——这是编委当年跟大家开玩笑的。准确地说，日峰山叫日山，旧名天峰，在文人眼中，就变成了西岫、日岫，诗文中便有了望天峰。古代县志找不到“文笔峰”一说。丁氏家谱《赠李仁峰记》：“予尝观其乘芳之境，有云峰、文笔、西岫、东岩，种种佳胜，概不可枚举。”既然古人会将“文笔”与“西岫”视着不同的山，日峰山自然不是文笔峰啰。那么，这个文笔峰到底在哪呢，县志中还真没有。明末邑人杨思本《金蝉峰观海记》说金蝉峰“山正面东，则有廪山耸然直上，人谓之文笔峰”。意即廪山的通玄峰就是文笔峰。通玄峰，冲霄壁立，孤峙百仞，白云出没，万山在下，旧题“参天一笔”。黄端伯说：“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方以智说：“参天梦笔扫烟痕，杖指泉源在石根。扶起破盆齐出手，西江顶上一瓢吞。”“参天梦笔”即“参天一笔”。按戴博士的《周易》观点，文笔一般在一地的西北方向，即“乾位”，不论廪山还是日峰山，均不符合。当然，如果谁还能找出文笔峰，或证明就是日峰山，那就赠送一把“洛阳铲”。

13

安徽桐城“六尺巷”竟然在黎川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中，收录了不少黎川的故事，其中《让人几尺又何妨》一文，是这样讲的：

黎川中田自古以来有很多大姓，像陈姓和鲁姓。陈姓历代都有人当官，到了清代咸丰时，竟然出了个探花陈子鹤，官到尚书，几乎出阁拜相。鲁姓有钱，广有田地。一次，鲁姓某人做新屋，占过了陈姓人一点地界，陈姓人不服，写信给陈子鹤。鲁姓族人担惊受怕，不知如何是好。陈子鹤很快差人送了回信来。那信言简意赅，是四句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人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此后陈鲁两姓世代结亲，至今犹是。

讲述人：陈戈德，72岁，农民，小学。

记录人：邓国强，48岁，法律工作者，高中。

采录时间地点：1984-1986年采录于黎川县中田村。

——此文是2019年夏我们在南昌“席殊书屋”看见的，忘了拍《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出版日期，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版本吧。同行之人哄然大笑，更是拨浪般摇头哀叹：

a、中田探花不是陈子鹤（陈孚恩），他连进士也不是，而是他的父亲陈希曾；b、鲁氏有钱，不会错，但真没陈氏钱多多；c、该诗不是陈子鹤写的，故事更不是黎川的，它是清代康熙朝安徽桐城县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的张英写的，是名闻海内的“六尺巷”典故来源。请记住，此事已成了历史“典故”，毛泽东、吴仪、王岐山均认可。

作为文化浅薄的农民陈戈德，将“六尺巷”故事移植到中田来，口口相传，添枝加叶，无伤大雅，不可苛责。让人无语的是，故事收集者不予甄别鉴定，《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编辑也糊涂得可以，竟闭着眼将之编录。

14

洲湖还是周湖

明清时，此地既称周湖，也称洲湖。清人涂茂荃《明经黄公果泉传》“周湖地居新城东乡之上游，距县治八十余里”；清人黄鹄《廷升公祠记》“洲湖，踞城七十里，为邑东之僻壤”。甚至元代、明代，也作“周湖”，虞集《周湖温汤》、王材《周湖温泉》可以为证。有学人给思想装上的翅膀，表示四周都是高山，凹陷下去之地好像湖一样，所以叫周湖。更有人将此地形容为“舟湖”，像一条船游弋于湖中，并引申出一个个传奇故事。说他们信口胡诹一点也不为过。

其实早在北宋，此地叫周壶。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建昌军南城悲猿驿东十里曰周壶，进士许公岳家其间。”至于如何变成周湖、洲湖，没见确凿史料可证，不敢乱扯，或许某天还会变成“舟湖”呢。仅记，此地出了一个进士许公岳，列南城县志进士名录中，我县进士名录未收，乃为我县增了一个进士也。

后话：对县志不了解，对历史有误会，对常识不苟同，对书写不纠正，除了摇头，只能听其自便了。事实上，我也经常会误信典籍，造成错谬，但我知道后会改。至于诸人改一改，我不能牛不喝水强按头。只是，倘若胆敢肆意张罗，贻误黎川后人，就别说吃瓜群众又在嘿嘿嗤笑了。很欣慰的是，今天突然看见县政协委员江建华等人撰写的《关于建立我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数据库的提案》（初稿），倡议在本县建立文化遗产数据库。如果能实施，就得花大力气打造一支小分队，建设与维护数据库，并充分使用数据成果，形成文化成果，将对我县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文明、旅游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一件利在千秋之事。（2020年7月9日）

作者：王建

编辑：华丽

校对：陈汶灵

责任编辑：方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