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如何选择民权？游说魏惠王，对话齐宣王，并不适合春秋战国|孔子|孟子|魏国|魏惠王|齐宣王

我们知道儒家学派最早的核心人物是孔子，而在那个时代里，孔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的，因为孔子本身就是一个领导阶层，他曾经做过大夫，本身就属于贵族阶级，所以在面对当时天下混乱的问题时，孔子希望能够从君主或者领导阶层的角度出发，通过领导阶级去寻找一种安定天下的方式。

尽管如此，孔子也和其他的领导阶层是不同的，他虽然主张通过领导阶层去解决问题，但却极力反对领导阶层，通过自身权益去压榨其他阶层，也就是说他是想要通过领导阶层来为平民百姓谋取利益，只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孔子对于“民权”的认知，并没有非常的深入。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对于民权的认知，在儒家学说中不断的传承，到了孟子一代，对于民权的认知已经是非常饱满了，在孟子看来，无论是哪一阶层都必须挺身而出维护民权，甚至他认为民权是高于君权的，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至理名言之一。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孟子对于民权的重视程度。那么孟子又是如何用实际行动去维护民权的呢？本篇文章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孟子是如何在君权和民权当中选择民权的，又是如何去维护民权的？

孟子游说魏惠王

魏惠王时代的魏国是非常鼎盛的，他的祖父魏文侯、父亲魏武侯，为魏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发展到魏惠王一带，魏国已经成为了整个中原地区最为强盛的国家，也正因如此，魏惠王成为了战国时代第一个称王的诸侯。

但是对于一个这样的君主，孟子的态度却是很不客气的，在孟子见到魏惠王的时候，魏惠王问孟子，能不能给他的国家带去利益？甚至还说了“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这样的话，可谓是非常深刻地将自己批评了一顿，但面对这样的魏惠王，孟子却自视甚高的批判了他的言语。

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君主，怎么能够谈及利益呢？如果一个君主只会谋取利益，那么上行下效，下面的臣子和平民百姓们，也只会为自身谋取利益，如此，又有谁还想为天下谋取利益呢？所以，作为一个君主，需要做的就只有仁义而已。

孟子还说，当时天下大乱，就是因为诸侯、大夫、士人、庶人等等各个阶层的人，都只想着自己的好处，上上下下争权夺利，岂有不乱之理？所以说，要想国家安定团结，那么就不能够讲功利、讲好处，而且只能够讲仁义、讲道德。

孟子主张，君主要实行仁政，首先为百姓利益考虑

其实孟子的这一思维很好理解，就是说要君主实施仁政，不要想着怎么为自身谋取利而是要想着怎么安定平民百姓的生活。对此，孟子也给出过很多的意见，比如说：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还有更具体的，比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等等的这些措施，都希望君主能够将国家资源倾斜到平民百姓身上，保证平民百姓的权益，安定他们的生活。

而为了让魏惠王能够接受这样的理念，孟子甚至不惜给魏惠王下套。孟子问：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子又问：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

而得到了这两个答案，孟子开始列举魏国的现实情况了。他说当时的魏国是统治者，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骏马，但老百姓却是脸上有菜色，田里有尸体，这等同于率领野兽来吃人，可是兽类相残人类尚且厌恶，一个人主持国家的政治却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做这个国家的君主呢？所以，如果不能够改变这样的现状，那么就请你下台。这一番话说的魏惠王哑口无言、目瞪口呆。

孟子与齐宣王对话

当然，仅凭这一个例子，并不能说明孟子非常注重民权，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说，如果有一个人要出差，将自己的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但当这个人回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孩子都在挨饿受冻，对于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弃之。

孟子再问，如果一个长官管理不了自己的部下，那又该如何呢？齐宣王说：易之。孟子又问，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搞不好，那统治者又该如何处理呢？而齐宣王听到这个问题才忽然惊觉自己已经中计了，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把脑袋别到一边，看着随从们说别的了。可见，在孟子看来，一个君主如果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平民百姓谋取利益，没有办法保证民权，那么这个君主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君主不合格，大臣要极力劝谏，若不改，人民有权力革命

而看完了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再来分析孟子对于民权和君权的态度。孟子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当中，有与王室同宗同源的公卿，也就是所谓的贵戚之卿，也有是与王室同宗同源的公卿，叫作异姓之卿，这两种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却并不影响他们殊途同归。

如果是同宗的贵戚之卿，那么当君主有了过错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极力劝阻，所谓：君有大过则谏，但是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那么就只能：易位。而对于异性之卿，当君主有了过错，也一样要劝谏，但如果反复劝谏君主却得不到回应，那么就只能离开这位君主。

虽然这两种人最终的行为方式不同，但都是要抛弃一个不合格的君主，让他去做孤家寡人，甚至让他去做孤魂野鬼。所以，这也就凝炼出来了孟子的一个主张，那就是：如果君主不合格，那么人民就有权力革命。

一个合格的君王，首先要保证民权

这一观点是孟子实实在在说过的话，而他对于这一观点的论述，也记录在《孟子见梁惠王下》一篇当中，这是孟子对于民权的一种肯定，也是他为人民谋取利益的一种行为方式。对此，孟子也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就是说，破坏“仁”的人叫做贼，破坏“义”的人叫作残，而如果一个人贼仁残义，那么这个人就是独夫，所谓：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而像是夏桀、商纣王这样的人，就是独夫，他们对天下不仁义，他们没有办法保证民生，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平民百姓谋取利益，他们只是应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断地压榨平民百姓，所以，商汤作为夏桀的臣子，可以推翻他的统治，周武王作为商纣王的臣子，他也可以推翻商纣王的统治，这叫做打败独夫，不叫弑君。

由此可以看到，在孟子的观念里，一个合格的君主首先要会保障民权，要会安定民生，如若不然，这位君主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也没有资格做这个天下的主人，只能够被推翻。

民权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

可是对于这一现象，很多人也会有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孟子如此主张保证民权，却没有看到孟子与平民阶级过分亲近呢？也没有看到平民阶层对孟子过于推崇呢？其实，孟子虽然主张保障民权，但这种保障民权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儒家人讲的道德是双向的，也就是说，讲究道理的同时，也要讲究仁慈。

比如，作为君主的要仁义，作为臣子的才会忠诚，做父亲的要仁慈，做儿子的才会孝顺，这都是对等的行为，放在君权与民权当中也是这样，君主要学会保障人民的权益，但是人民也需要按照君主的规划，进行自我发展和约束。

但问题在于，当时的天下是很难让所有臣民，都按照同一个标准进行行为约束的，首先因为礼乐制度的崩溃，阶级已经出现了崩塌的现象，曾经被压榨的平民百姓，不再愿意受贵族或者领导阶层的过分指引，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学会了为自己谋取利益，学会了反抗贵族的压迫，可是贵族本身因为血脉和地位阶级的问题，对于平民百姓就是嗤之以鼻的，这是阶层之间的矛盾。

儒家提倡的道德双向对等，是站不住脚的

如此一来，就会导致一个很矛盾的社会现象，平民百姓不愿意完全服从于领导阶层，而领导阶层因为过往的思想和制度的束缚，不愿意为平民百姓谋取太大的利益，如此，儒家在道德方面所讲究的双向对等，就有些站不住脚跟。

试想一下，如果君主不仁义，臣子又怎么会忠诚呢？如果父亲不慈爱，儿子恐怕也不会孝顺，那么到底是要君主先仁义呢？还是臣子先忠诚呢？这个问题孟子并没有给出答案，而当时的社会现象也很无奈。

因为，君主想要臣子首先忠诚，而臣子却希望君主率先仁义，也就是说，君主希望先保障自己手中的君权，可是平民百姓却希望首先得到民权，两者互不相让，阶级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冲突，最终导致阶级崩溃的越来越快。

春秋战国时代，孟子理念并没有为百姓谋求太多实际利益

也正因如此，孟子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时代里，并没有为平民百姓谋取到太多的实际利益，他的主张得不到君主的支持，或者说他的主张，停留在理论方面无法进行实践，而当时的社会因为生存环境太过于苛刻，平民百姓更多的是希望维持自身基本生存，对于一个看似美好却并不能在当下社会加以应用的理念，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心思去支持。

而且在平民百姓们看来，孟子的理论是有风险的，因为曾经的社会里，平民百姓的权利很小，地位很低，他们本身就是无条件遵从贵族或者领导阶层的意愿的，但是那样的状态导致了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所以，他们必定不愿意首先尊奉君主获得君权，或者是担心君主在掌握君权之后，不实施仁政，无法保障他们的民权。因此，平民百姓们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自然也就不愿意遵奉孟子的学说。